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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於学生批评老师的态度问题，这和教育制度有很大的关系。古代的学生不参加「恶性补习」，也不参加「联合招生」，他们有「选师」「择师」的权利，所以他们会表演「杖策骑驴」「担囊负笈」的故事，也会表演「程门立雪」「立庙藏衣」的礼节；做老师的，很像幼稚园的老师，一切课程都包办，从来没有什麽faculty，所以学生有任何不满，迳行表现「不悦」可也，并不需要诉诸舆论。可是现在不同了，现在的老师们已经形成集团或派系，年深日久，他们的表现也不太能有独来独往特立独行的伟大风范，他们愈来愈你像我、我也像你，对学生说来，他们只是「大同小异」，只是「此非吾『师』也！何其声之似我也！」这时候，学生出来表现批评，批评的重点当然是老师的「团体」，是faculty，不是「个人」。偶尔涉及到「个人」，也是认为这个「个人」可以代表「团体」，代表领导群伦的阶层，值得请来做活证与抽样。所以，毋宁如太戈尔所说，「个人」是好的，「团体」是不好的。老师「个人」也许不愿老不争气，但是他一看到这是一个适合老不争气的「团体」，於是他也就心安理得。既然这样，在「白沙在泥」或「扶同误国」的讥笑下，他也就无法保持「完璧」了。老师团体既然成为被批评的对象，批评方式的表现自然也就因人而异，宽猛有别。由於批评是自「下」向「上」发射，所以很像御史对皇帝的谏诤，且皇帝与老师，又同是「天地君亲师」
中的主角，故放在一块儿来说，也许更适当：
自古御史对皇帝的谏诤，最值得称道的表现是「犯颜而谏」，最有勇气的表现是「敢於」犯颜而谏。「犯颜」者，不管你高兴不高兴，我要抓破脸皮请你「自我修理」也。提到「修理」，任何人都知道是「上」对「下」的玩意儿，是当权派对在野派寻开心的法门儿。在「上」者对在「下」者不满意，他可以乾乾脆脆，「责付廷尉」或「鸣鼓而攻之」。可是在「二子」（臣子、弟子）方面，他们若想表现对「上」的不满，除了造反以外，只好走涕泗横流慷慨陈辞的恭请「自我修理」的路。但是，此路表面甚光，实际却不容易走，一走不好，就要被半道里的程咬金出来咬住，在你脑袋瓜子上扣上「忠贞有问题」或「不敬先生，天诛地灭」的大帽子，如此，不但前功尽弃、「冠」盖天庭，你的生平事迹也要宣付资料馆立传，一辈子翻身不得了！
但是，偏偏有一些傻瓜，他们偏偏要做铁面御史、偏偏要犯颜直谏，不计一切後果。有这种气概的人，其「态度」之不好，必矣！所以历史上，常常有脾气极坏的御史，天天在皇帝鼻子前面指名叫骂，骂得「寡人」德薄能鲜、羞愧难当。周昌、汲黯、朱云、辛毗、魏徵、李绛、石介、魏蓦、林俊、冯恩，……这些坏脾气的家伙，最爱表演「当车」、「扣马」、「引裾」、「折槛」、「面折」、「廷争」等等把戏，使被批评者一方面警惕头疼，一方面要「自我修理」。这个大臣批评皇帝的传统，是中国的一个好传统。这个传统，大体上，已经移交给监察委员，由监察委员们延续他们的坏脾气，所以，可以这麽说：做为一个监察委员，脾气愈坏愈可爱，脾气愈好愈糟糕。目前的陶百川先生、黄宝实先生，……他们都是脾气欠佳的人，所以，监察院还是可以勉强「迎风户半开」，不必关门。
至於另外一个传统学生批评老师的传统，自从子路「不悦」以後，似乎跟着就及身而绝。两千四百年来，至少我个人，看不到学生对老师有超过「不悦」的强烈表示。直到晚清以降，才算有大逆不道者出来，一一表演「谢本师」，表演「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这种表演，前程如何，未可逆料，当然它的结果会犯众怒，会闹到老者既不安，少者又不怀，为之函牍交加，棍石俱下，这种反应，凡是了解「狭义的师道迷信」的人，都会会心而笑。＊＊＊
这篇文章既然用列子的话来开头，用孔子的话来撑腰，所以，最好用老子的话来收尾。我们李家老子说得好：
当有司杀者杀。夫代司杀者杀，是代大匠。夫代大匠者，希有不伤其手矣！
非常可能的，我笨拙的做了一件「代司杀者杀」的傻事，批评了一些似乎不必由我出面批评的怪现状，可叹我竟如此做了。如今我两手流血，竟哓哓然还谈什麽「师道与是非」，我想，自守的圣人之徒，一定要笑我了。
「文星」第七十四期一九六叁年十二月一日
（本文录自「教育与脸谱」一书，收於「李敖大全集」第二册）
论“占着毛坑不拉屎”
十一月一号，我发表了一篇「高等教育的一面怪现状」（「文星」七十叁期），用台湾
大学文学院做例子，指出高等教育的黑暗与腐败。文章一发表，便遭到强烈而普遍的反应，有的说我快人快语、有的说我勇气十足、有的说我哗众取宠、有的说我大逆不道，并且，照例地，又有人说我被人指使，不过这回似乎不再是被「二百五十元收买的职业诽谤家」了，这回可能「涨价」了。
真的，如我被「收买」，我倒真愿意「涨价」，这样年深日久，我可以积少成多，腰缠
万贯，然後学服尔泰，一面做股票生意、一面骂人。至少那时候，不会再有任何人骂你是被「收买」的了，谁再说你被「收买」，你就抛笔钱给他，叫他自渎、叫他写文章自打嘴巴、叫他做「文妓」叫他歌颂你做「中国最有钱的伟大文人」或「世界上最有名的文化老鸨」。
「伟大文人」也好、「文化老鸨」也罢，这些至少都是二十年後的事，属於前者或属於
後者都还不知道，先按下不表。
一位台大文学院的老教授读了我的文章，居然天良一闪，感慨道：「不知道文学院内幕
的人，会责备李敖言过其实，但是知道文学院黑暗的人，却反倒会埋怨李敖骂得不够狠，保留得太多！」
我完全同意他的话。
没有人知道我写这篇惹祸文章时候的心情，当我把这篇文章写好的时候，我笑着对自己
说：「PrideLee，你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你把你所知道的文学院的腐败只写出一小部分，这对你这种刻薄成性的人说来，不能不说是厚道了！但是你别高兴，没有人知道你的宅心忠厚，你千含蓄万保留，他们还是照样要骂你缺德、骂你造谣、骂你藐视师长！」
果然，果然，果然不出所料。
大人先生们亡羊补牢的办法，有下列几种：
一、开会讨论，商讨对策。仔细查究，谁是幕後人，查究结果，幕後人姓莫，名须有。
二、虽然明知无幕後人，但在宣传上，还是要说李敖是受某某人或某某集团利用。
叁、研究是否开除李敖在台大研究所的学籍，研究结果，不开除，免得事态再扩大。
四、由人出面在台大演说，由蟑螂谈到人，主张要效法蟑螂的懒惰、守成、不进取，认
为人攻击人是一出要不得的悲剧。
五、由人写指摘文字。尤其是由青年出面，郑重宣告：「学院重地，查无贪财好色不事
进取之老人，特此证明。」
六、由人出面关说，暗示你小子见好就收，就此为止，不好再闹下去，再闹，有你的。
七、宣扬李敖此举，是跟某某人有私怨。
八、宣扬「以人废言」，「盗固不义，而跖非诛盗之人」，认为即使他们该批评，你李
敖也没资格批评。
九、拈出道统：李敖是学生，他们是老师，学生怎麽可以「骂」老师？
十、「骂」也可以，不过态度不好，用字遣词悉属恶劣。
结论：真正该骂的是李敖自己，李敖是个无法无天无师长的浑小子。叫一声：同胞呀！
大家千万不要信他的话。
於是，惊魂甫定，遮羞完毕，有人又从麻将桌边浮了出来，照旧打出了「白板」，做成
了「清一色」，然後望望窗外，喘气说：「吓！这次『台风』好大呀！」
＊＊＊
五十多天来，关於高等教育怪现状的讨论，似乎已慢慢转化成一个重点，这个重点就是
所谓「大学教授待遇菲薄论」。因为「待遇菲薄」，所以不能专心做学问、不能研究、不能发表论文、不能退休、不能新陈代谢、不能这个、不能那个，……总之，一切都没法子，一切都得维持现状拖！
这个待遇菲薄论，是一颗定心丸、一帖安魂药、一张遮羞的子、一道老不长进的护符。
在这里我要正式拆穿：所谓待遇菲薄论，只是一种偷天换日的技巧、一种移花接木的把
戏。
我先从洪炎秋先生的文章开始。
台大中文系教授兼国语日报社长兼坐自用叁轮车的洪炎秋先生，在我的文章发表後二十
八天，写出了「一个教授的自觉」（十一月二十八日「中央副刊」），他首先宣告，在他死後，他不但要把体捐给「医学院去解剖」，并且在千刀万剐之後，还要把剩下的白骨皑皑「移交农学院当肥料」。这种粉身碎骨的精神，是很令人敬佩的。
不过，洪炎秋先生做这一宣告的目的，除了表现这种精神以外，似乎还有一个主要的作
用，那就是明示或暗示给人们：不要以为我们老不中用呵！我们死了，还会「人尽其才」呢！
於是，这位中文系的教授，用他教授的中文，勾起读者的恻隐之心，在泪眼汪汪之下，
对教授们的叔度汪汪，自然狂投信任票了。於是，洪炎秋先生展开了他「诉诸怜悯」的宣传术。我们看他的话：
近两年来，咒骂老人，成了时髦的风气，简直是匹夫无罪，年老其罪，……被咒骂的老
人当中，尤以老一辈的大学教授，更成众矢之的，所以我们这批被骂得一文不值的老教授，应该起来做个自觉运动，表示我们「姜桂之性，到老愈辣」，最低限度，还有勇气拿自己的身体去供解剖、做肥料，一直到死，仍希冀有所贡献於人群，并不是「破棺材占冢」，只会当青年人的绊脚石。
接着，他开始用「自辩」来代替「自觉」了：
不过我们这些老一辈的教授所被检举的罪状，大都很有辩解的馀地，没有什麽极恶大罪，不能接受片面的严酷的缺席判决。关於个人的私事，由当事人自己去申辩，至於对於一般的指摘，我是一般中的一分子，自然要出来喊一声：「青天大老爷，小人冤枉！」我们被指摘的，最动人的有两点：一点是死抓棒子，不肯移交；一点是不能追随「美国的教授们，一年到头，忙着写paper」。
对这两点「动人的」指摘，他的主要辩护意旨如下：
一、「死抓棒子，不肯移交，阻碍青年的进路，虽然也可构成罪状，却是情有可原的。」因为棒子代表「饭碗」，所以只好「鞠躬尽瘁，死而後已」了，不能死前退休，盖即使名教授董作宾先生的退休金也不过是「十一万五千元」，「经过叁两年後，这十一万五千元就要坐食山崩了，将来怎麽再活下去呢？所以逼迫老年人交出棒子，等於谋财害命，还是恳求高抬贵手，刀下留情吧。」
二、「第一回合刚刚应付过去，青年人的第二个指摘接着来了。你们既然死抓着棒子不放，那就得装龙像龙、装凤像凤，为什麽不去追随『美国的教授们，一年到头，忙着写paper』？」对这一点，「情有可原」的理由是美国的教授待遇好，所以，「能够专心一意，埋头钻研」；中国的教授则「不能不东奔西跑，其口於四方，所以大都是『救死唯恐不赡，奚暇写paper哉？』」乍看起来，洪炎秋先生这两点辩解好像合情合理，其实全是犯了逻辑上「不相干的结论」（irrelevantconclusion）。我所以说他犯了这个毛病，因为他的两点理由，完全是针对「养老院」或「救济院」的理由，并不是对大学里「学院」的理由。如果我们讨论的范畴是「养老院或救济院的一面怪现状」，那麽洪炎秋先生的两点辩解，可以说是很好的挡箭牌。可是我要不客气的指出：大学的「学院」，是研究的、进取的、有朝气的「学术」之「院」，并不是「任老子婆娑风月」的「养老」之「院」或「救济」之「院」，这是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基准。换句话说，面对一个「学院」，我们关切的和要求的，是这个「学院」的研究状况、进
取情形和是否有朝气，……这是构成一个「学院」的标准。所以，对一个落伍的腐败的「学院」，我们要用一个起码的「学院」标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