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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情形和是否有朝气，……这是构成一个「学院」的标准。所以，对一个落伍的腐败的「学院」，我们要用一个起码的「学院」标准来检讨它，而不该用一个「养老院」或「救济院」的标准来检讨它。这点浅显的逻辑知识，我想，在北京大学「学院」里出身的洪炎秋先生，是不应该忘记的。
＊＊＊
洪炎秋先生的文章出现後第叁天，何凡先生在「棒子问题」（十一月叁十日「联合副
刊」）里，特别称赞这种「委婉解说」的态度；又过了两天，东海大学的梁容若教授也写一篇「天国之路」（十二月二日「中央副刊」），也「略说一点感想」做为呼应。
对洪炎秋先生的文章，我向来是佩服的，我在初中二年级就读他的那本「闲人闲话」，就觉得他那一支笔，有维护真理或颠倒是非的能力。七八年前，有一次我跟帮过我大忙的台大中文系主任台静农先生聊天，我就特别称赞他们系中的洪（炎秋）教授，并且庆幸洪教授的「笔」，都是朝「维护真理」一条路上走。
可是这一回，我觉得洪炎秋先生走错了路了。他没摸清什麽是「真理」，就开始「维护」起来了。所以我不得不走出来，细细批评他一番：
洪炎秋先生的第一个错误是他既承认「死抓棒子」的「罪状」、承认「不肯移交」的
「罪状」，也承认「阻碍青年进路」的「罪状」，但是却说这些「罪状」是「情有可原」的、是「没有什麽极恶大罪」的。所以要喊一声「冤枉」。这不是很有趣的矛盾吗？
洪炎秋先生说「棒子」是「饭碗」，不能交，交了只剩下「十一万五千元」，两叁年就
光，「等於谋财害命」。这是很不公平的话。
一、我已指出这是拿「养老院」或「救济院」的标准来看「学院」。这是不对的。「学
院」的重点是促进学术，教授的生活是「个人的私事」，两者不能混为一谈。
二、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学院」，有负担一个教授由壮到老、由老到死的义务。
叁、世界上没有任何老不长进的教授，可以厚颜「啃」一个「学院」，一直「啃」到死的权利。
四、「学院」要求的是促进学术，凡是不能达成这个要求的人，一概不必再「鞠躬尽瘁」了，只要「鞠躬下台」就行了。
五、这种「鞠躬下台」，是新陈代谢，并非「谋财害命」。
六、新陈代谢是替国家学术培养生机，在这种「理」下，没有什麽「情」可言，所以不必喊「冤」，也不必喊什麽「刀下留情」或「情有可原」，我们不能因为「情」，就
断送了「理」，不能因为「颐养」一些老不长进的「天年」，就断送了学术上新陈代
谢的命脉！
七、「十一万五千元」上下的退休金，放利息每月可有两千元，并不比现职的教授待遇少多少，并且退休的人并不是废人，还可以「东奔西跑，其口於四方」。
八、老不长进的人不退休，在「人事冻结」的紧箍咒下，新陈代谢的作用完全被勒死了。当年他们得一个硕士学位，就可以当教授；可是现在呢？一位才华卓越的青年学人
得了硕士回来，只能得到一个助教名额！这位学人能当教授却没有机会，许多青年
学人能当教授、讲师或助教，也没有机会，这种「老年人堵在前面，青年人推在外
面」的现状，岂是中国学术教育之福？
九、青年人走投无路，可曾有老先生们替他们讲一讲话？他们没有「十一万五千元」，也没有机会，他们是否也要「恳求高抬贵手」，有混一个「饭碗」的权利？在宪法第十
五条、第一百五十二条里，明定人民有「生存权」、「工作权」，「国家应予以适当
之工作机会」，可是，青年人要问，「适当之工作机会」在那里？他们肯研究、肯进
取、有朝气，肯为一千元就出卖自己一个月的廉价劳力，可是，老先生们为什麽不问
问，像这样的青年，失业的还有多少？「十一万五千元」的保障，每月两千元的利息，
就要大喊「谋财害命」，试问那些没有「十一万五千元」，每月连一千元的职业都找
不到的青年人，该怎麽活法？对这一点，老先生们为什麽装聋作哑不说话？
十、所以，在「学院」里占着房子、领着薪俸、拿着实物、分着津贴的老教授们，实在没有理由再喊「冤」、再喊「谋财害命」，因为早该属於青年人的「财」，已被他们「
谋」掉了！早该属於青年人的「命」脉，已被他们戕「害」了。他们把「学院」变成
了「养老院」和「救济院」，还不能接受年轻人的批评，还要「委婉解说」，还要用
文章、书信、演说来反击、来诡辩，他们好意思吗？他们的「恻隐之心」呢？「羞恶
之心」呢？「是非之心」呢？他们既非漫无心肝的人，在这叁种「心」中，总该有一
种罢？
＊＊＊
洪炎秋先生的第二个错误是他的待遇菲薄不能研究论。对这种怪论，因为他口口声声呼吁「愿人人都做肥料」，所以，我用一个粗浅的「肥料」的比喻来答覆他：
比如说，一个人提着裤子上毛房，蹲在毛坑上，占着毛坑，当然要拉屎，不管是乾屎稀屎黄屎黑屎，他总该拉。他头脑没用处，思想已臭，但是大便有用处，并且愈臭愈好。大便可以做肥料。可是他占着毛坑，蹲在坑上，却居然死皮赖脸，硬不拉屎。他不拉一大堆，反倒说了一大堆，推托什麽没吃饱、闹胃病、生痔疮或便秘之类，其实都不能成为赖着不拉的理由，更不能以他死後乐捐体供作解剖或肥料的巧计，做他生前霸占毛坑自己不拉也不让别人拉的藉口。这根本是两码事。诗意一点说，他死後「化做春泥更护花」的伟大，并不能抵消他生前「占着毛坑不拉屎」的罪过。
这样说来，装龙的，一定要像龙；装凤的，一定要像凤；蹲毛坑的，一定要拉屎；做大学教授的，怎麽能够不研究？没paper？光在讲台上鬼混一阵就算了事？
何况，「待遇菲薄」的理由，洪炎秋先生自己就把自己驳倒了，他说：
话得说回来，就在这样的中国，仍旧很有些实行着忠臣不事二君，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成天关在研究室中工作的教授。我所服务的台湾大学，任何一个学院，都不难找出这类的书呆子。就连被骂得狗血喷头的文学院，一天到晚，孜孜於书斋中的，也大有人在，哲学系的陈康教授、史学系的劳教授、中文系的王叔岷教授等人，都是有目共赏的好例。
这不是奇事吗？这些「书呆子」为什麽有paper呢？他们为什麽能在讲课、口之外，还能写paper呢？这不是证明了「待遇菲薄」并不是老不长进的护符吗？
十二月一日，梁实秋先生在「整顿高等教育的几点意见」（「文星」七十四期）的後记里，就指出：
我们处在目前的情形之中不愿有任何怨言，因为待遇最微薄的还不是教师。
我尤愿指出，待遇最微薄的，尤其不是教师中的大学教授，大学教授不但待遇不算最微薄，并且研究的环境与时间，比一般公教人员都来得多。但是试看他们有几个在「孜孜」的努力工作？他们只是鬼混而已，无怪乎蒋匀田先生要在「如何矫正高等教育的怪状」（「文星」七十四期）里说：
假使用「焚膏油以继晷」的时间「去搓麻将」，则李敖先生所说的那些怪象，我虽不希望其有，却不敢断其为无了！
十二月二日，乔龄先生在「人才之叹」（「大华晚报」）里也认为：
实际上就有他（李敖）所指责的现状存在，那就是「把持」，……今天不但某国立学府如此，政界亦复如此。
「把持」的现象并没什麽不得了，甚至是人之常情，不过「把持」要「把持」出个体统，不能太使人看不过去。以台大文学院为例，至少十四年的「把持」局面总该有点明显的改进，总该多出几个陈康先生、劳先生或王叔岷先生，总该把学风的招魂幡「文史哲学报」愈出愈厚，总该培养几个不靠色相和马屁而当讲师助教的青年学人，……可是这一切改进起码的改进，在沈刚伯先生的领导之下，都毫无成绩可言，所以我说，沈刚伯先生不好再干下去了！他实在应该「引咎辞职」。「引咎辞职」是一种光明磊落的态度，它表示自己干不好，放开手，让出机会来给别人干，这是西方人的态度；我们中国人则不同，中国人经常是自己干不好，也不让别人干，自己硬要说什麽「既往不咎」，「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过去的不算，再来一次」，硬要再表演「将功折罪」、「改过自新」，表演「非我来不可」，表演「鞠躬尽瘁，死而後已」，表演「你别急，我总有一天会拉出大便来」。这是很可怕的现象，也是很不要脸的现象。沈刚伯先生似
乎不是不要脸的人，跟他一个调调的老不长进的教授们，似乎也不是不要脸的人，他们应该知道所以自处之道。为他们诸公计，我有四点意思也许可供参考：
一、如可退休，实在可以考虑退休了，你们都是教了叁四十年书的人，难道还教不出一些中年人或年轻人来接你们的手？如果教出来了，你们该「赏」给他们一点施展的机会；如果教不出来，你们该痛感你们的失败，不好再教下去了。
二、如果你们还是赖住不走，你们总该多多发掘一些可以有大作为的青年人，将来在你们「破棺材占冢」的时候，替你们挽救你们所留下的烂摊子，而不要在那个时候，又由一些矮人、奴才和庸才来把持。
叁、你们总该写点paper来抢救你们的声誉，并且发誓此後不再谈「待遇菲薄不能研究论」，该知道这都是自欺欺人的鬼话，即使国家对不起你们，你们也不该对不起青年人和学术，何况在这种困难的状况下，国家待你们并不薄！
四、你们应该经常向你们的领导人物学习，你们的领导人物不爱财的沈刚伯先生，从这个月起，每月多拿「嘉新讲座」六千元的补助，我想他一定会拿出研究成绩给我们看看了，他一定该有paper了。十二月十五日，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代所长、我所佩服的刘世超先生，在他的「大学的师资问题」（「新时代」叁卷十二期）里，在批评「李敖君的文章」以後，曾有这样的话：
以台大文学院长沈刚伯先生为例：他虽然年近七十，但他的教书，讲解精审，思想通达；所兼行政工作，事务繁重。我们还可以要求他在研究方面像年轻人一样做斩将搴旗的工作吗？
「李敖君」的答覆是：当然要，为什麽不这样要求呢？他在「研究方面」若不「斩将搴旗」，他还配做文学院长吗？他的教书，「讲解」是否「精审」、「思想」是否「通达」，我李敖没选过他的课，只有天晓得；不过「行政工作，事务繁重」一点，则凡是了解文学院内部状况的人，都知道本院院长的「行政工作」，并非「事务繁重」。
所以，我们相信沈刚伯先生在教书和办公以外、在向于右任老头儿写肉麻寿序以外、在武侠小说惊鸿一剑以外、在读徐复观先生的联盟信和慰问信以外，一定还有馀力写paper，写p…a…p…e…r。就因为他有这种把握，所以不爱钱的他，才抢先接受了「嘉新讲座」的每月六千元的津贴，为穷途潦倒的台大文学院，带来了无限的喜气、财气和光芒。所以说，台大文学院中的老不长进的教授，应该经常向你们的领导人物沈刚伯先生学习，他现在拿起笔（和钱袋）重新做人了，你们不可不重新做人。新版「圣经」说得好：「重新做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伟大的『嘉新讲座』六千元，早晚会掉在他的头顶上。」
「文星」第七十五期一九六四年一月一日
（本文录自「教育与脸谱」一书，收於「李敖大全集」第二册）
圣人教育
中国教育有一个大特色，就是拚命鼓励受教育者做「圣人」，希圣希贤，法古今完人。
文天祥少年时候，就是圣人教育的最好榜样。「宋史」文天祥传说他「为童子时，见学
宫所祀乡先生欧阳修、杨邦、胡铨像，皆谥忠节，欣然慕之曰：『殁不俎豆其间，非夫也！』」
这种效法圣贤的「欣然慕之」的心怀，从「童子」时代，便进入中国人的心里了。
康有为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康有为小的时候，「有志为圣人，开口辄曰圣人圣人焉，
党里戏号之曰『圣人为』。」後来他的外号，也叫做「康圣人」。这也是一个从小便被训练做圣人的例子。
「做圣人」在理论上，当然满好，「人人皆尧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