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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骂国民党以外，骂蒋家我更拿手。蒋孝武死后，报上说他生前如何与私生兄弟章孝严联络云云，我感而提笔，“特撰挽联”，全联是：
先死后死、祖孙一脉、端赖介石开阴道；
婚生私生、兄弟串连、全靠经国动鸡巴。
从中文技巧看，任何中国人都写不出来，这种本领，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生错了时代、弄错了地方，使我这西天取经的人物，沦落成东海布道，并且布得天怒人怨。但是，我还是中国第一豪，我一点也不怀忧丧志。
国民党与老兵之四——为老兵李师科喊话
土地银行抢案说破案了，报纸满版、电视满档、警察满面堆笑、内政部长满口胡言——竟要全国人民做警察耳目，处处一片叫好声，一点也不奇怪。
奇怪的倒是这名嫌犯——计程车司机李师科。一般认为他会去酒廊赌场，他却不吃不喝不抽不赌；一般认为他是江洋大盗，他却身材瘦小相貌和善；一般认为他有犯罪习惯，他却纪录清白全无前科；一般认为他是年轻小伙子，他却年过半百五十有六了。
更奇怪的是，认识李师科的人，对他都是一片赞扬之声：“老实”，“诚恳、和善”，“客气”，“义气”，“豪爽”，“人缘不错”，“生活很俭朴”，“不但尊敬老年人，更疼爱小孩子”，“在长巷弄里，他是可人的‘糖伯伯’”．“如果他是个伪装的好人，怎么可能十几年来一点破绽都没有？”“好多的邻居．都没有人说李师科是个‘坏人’！”
不但如此．李师科在邻居办喜事的时候．免费提供计程车队；在乘客遗落物品时候，主动送到广播电台；在自己吃馒头喝白水时候，花一千元为小朋友们买玩具；在绿灯户见到那些可怜女人时候，加倍给她们卖肉钱！
而李师科自己，却一二十年，长在陋巷之中，房间只有三坪大，被床、破桌、破椅，一切都是破的，包括一颗对国家破碎的心。
中国农民的凄凉身世
李师科生在一九二七年三月五日，是山东昌乐人。他在家乡念小学时候，日本侵略中国，他书也不念了，上山去打游击，那时他十几岁，已用枪声和行动，证明了他是爱国者。
李师科是中国农民，在抗战胜利后，他想解甲归田，重新回到家乡和土地，但是，巨掌拦住了他，他要继续爱国下去，他一次又一次的参加战斗，在枪林弹雨中，他只被打败，没被打死；最后，他跟到台湾。他眼看政府退后，自己却不能退伍，因为，正如政工人员所说：“国家需要他！”
“国家需要他！“国家需要他！”在国家的需要下，李师科付出了他的二十岁，付出了他的三十岁，付出了他的四十岁，付出了他的青春和自由，付出了他的血汗与眼泪。为了防守台湾，他不准退役而不断服役，不准结婚也无力结婚。直到他老了、病了，才获准自军队离开。
在一九六○年到一九六一年间，我做预备军官第八期排长，在野战部队中，见过成千上万李师科型的人物。他们省籍容有不同，性格自有各异，但在风沙里、在烈日里、在恶臭的营房里、在粗粝的伙食里、在昏暗的灯光里、在迷茫的回忆里，他们却有着共同的身世与凄凉。
他们绝大多数是中国农民，他们勤劳、朴实、忠厚、愚鲁，他们爱乡土、爱母亲、爱老婆，爱小孩小狗、爱成长中的稻田与麦穗。但是，当政府不再能保护他们，他们反倒被政府拉去，拉去保护那永远保护不完的政府。他们有的是上街买菜，就一去不回，有的是新婚之夜，就被从床上拉起。从此就远离了属于自己的一切，自己属于国家了！
自己属于国家了
唐诗里写古代拉夫的情形，写“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的凄惨，其实一千年后，还在中国变本加厉的重演着。据红十字会会长的调查，在贵阳的一个壮丁收容所里，就有这样的惨象：
我曾经和广州来的壮丁谈话，我问：“你们从哪里来的”’他们说：“广东曲江来的。”“你们一共有多少人？”他们说：“我们从曲江动身的时候有七百人，可是现在只剩下十七个人了！”我说：“怎会只剩了十七个人呢？是不是在路上逃跑了！”他们说：“先生，没有人逃跑啊！老实说能逃跑到哪里去呢？路上好多地方荒凉极了，不但没有东西吃，连水都没有的喝。我们沿途来，根本没有准备伙食，有的地方有得吃，吃一点，没有吃的，就只好挨饿。可是路却不能不走。而且好多地方的水啊，喝了之后，就拉肚子。拉肚子，患痢疾，又没有药，所以沿途大部分人都死了。’”听了这些话，我不禁为之悚然！当时那十七人中有几个病了，有几个仍患痢疾，我便找医生给他们诊治。照那情形看来，我相信他们的确没有逃跑，像那荒凉的地方，不但没有饭吃，喝的又是有传染病菌的溪水，能逃到哪里去呢！
我看到好多壮丁被绳子栓在营里，为的是怕他们逃跑．简直没有丝毫行动的自由，动一动就得挨打了，至于吃的东西，更是少而粗粝，仅是维持活命，不令他们饿死而已。在这种残酷的待遇下，好多壮丁还没有到达前线就死亡了。那侥幸未死的一些壮丁在兵营里受训练，大多数东倒西歪地站也站不稳。这是因为长途跋涉，累乏过度，饮食又粗劣而不洁，体力已感不支，又因西南地方恶性疟疾流行，因此，一般壮丁的健康情形都差极了！
押送壮丁的人，对于壮丁的死亡，似毫无同情心，可能因为看得太多，感觉也就麻木了。
我在湘西广西的路上，屡次看见野狗争食那些因死亡而被丢掉的壮丁尸体，它们常因抢夺一条新鲜的人腿，而红着眼睛厉声低吼，发出极其恐怖的叫声，令人毛骨惊然！有的地方，壮丁们被埋起来，但埋的太草率，往往露出一条腿或一只脚在地面上，有的似乎还在那边抽搐着，可能还没有完全死去，便给埋进去了！
在贵阳城外，有一块壮丁经过的地方，因为弃尸太多，空气里充满了浓烈的臭气，令人窒息欲呕。有一天晚上，贵州马场坪一个小市镇里，屋檐下的泥地上零零星星的躺着不少病倒的壮丁。我用手电筒向他们面部探照了一下，看见其中的一个奄奄一息。我问他怎么了？他的眼睛微微睁开，向电光注视片刻，只哼了一声，便又闭上，大概从此就长眠了。
在云南一平浪，我看见一班办兵役的人，正在赌博，因为通货膨胀的关系，输赢的数目很大，大堆的钞票放在桌上，大家赌的兴高采烈，根本不管那些已濒于死亡的壮丁。有一个垂死的壮丁在旁边，一再要求：“给我一点水喝，我口渴啊！”办事人非但不理，反而怒声喝骂；“你滚开去，在这里闹什么了？”
我沿途看见的，都是这些残酷悲惨令人愤慨的事。办兵役的人这样缺乏同情心，可以说到处可见。
有一天我看见几百个人，手与手用绳子穿成一串。他们在山上，我们的车子在山下驰过。他们正在集体小便，好像天下雨，从屋檐流下来的水一样；他们连大便也是集体行动。到时候如果大便不出，也非大便不可。若错过这个机会，再要大便，是不许可的。
有好多话都是壮丁亲口告诉我的。因为他们不防备我会报告政府，所以我到各兵营里去，那些办乓役的人、都不曾注意我。
以我当时估计，在八年抗战期内，未入军队而死亡的壮丁，其数不下一千四百万人。当然，曲江壮丁七百人死剩十七个人，只是一个特殊的例子，不可作为常例。当时我曾将估计的数字向军事高级长官们询问意见，他们异口同声的说；“只会多不会少。”可惜我把估计的方法忘记了。
一次又一次的劫后余生
在我接触过的和经年累月一起生活过的这些中国农民，他们当兵的前夜，都大同小异的历经过“挨打”、“少而粗粝”的食物、“拉肚子”、’‘集体大小便”、“奄奄一息”、“手与手用绳子穿成一串”等苦难，最看，他们劫后余生，正式编人了部队，又面临一次又一次的战场上饥饿与伤亡。在多年的“子弹没眼，上天有眼”以后，他们再劫后余生。固守在台澎金马，年复一年的升旗、点名、操练、换防。他们手下的充员士兵，在服役两三年后，可以退伍回家，但是他们却不准，他们无伍可退，无家可回，眼看着一批充员走了。一批充员又来，来去之间，又是两三年过去了。几次来去，一二十年就过去了。
当他们老了，当他们受伤难医、有病难治了，国家开始放走他们，让他们自由，由他们自力更生。但是，他们也知道他们跟社会脱节太久了，“以军为家”太久了。太久的单调军人生活，使他们除了放枪以外，什么都不行了。因此，回到社会，他们满怀欣喜，却也为之情怯。我排里的一位老兵，当他手提包袱，脚穿球鞋，泪流满面的接受我们欢送的时候，他突然坐在地上，不肯走了：“我为国家打了这么多年的仗，在我年轻时候把我抓来，不让我走；如今我老了，打不动了，又要赶我走。我到哪儿去啊！”
到哪儿去？去做蹩脚工人，去做瞥脚工友，去做瞥脚门房，去做蹩脚守卫，去做蹩脚司机，能找到这些差使的，还是他们之中的幸运者。等而之下的，就要去基隆海边做贫户，去屏东河床搬石头了。
他们老了，也需要亲情。大陆上的家，对他们已恍如隔世。在台湾成个家吧，那又谈何容易！只好“买”个残障女人、高年寡妇、或山地姑娘。有人真的“买”到了，那是靠他们多年累积的储蓄和不可思议的财源。有一次我看一个老兵摊出他的储蓄——一捆捆钞票——在数，数完一捆，朝床上一丢，说：“这搞可买条大腿！”又数一捆，又一丢，说：“这捆可买只胳臂！”有朝一日，整个的老婆，就在这样分解结合中凑成了。在他数钱的时候，面露得意之色；在旁围观的老兵们，面露羡慕之色，那种对比的神情，我至今感到心寒。
自己属于自己了
李师科是千千万万老兵中的一位，他退役时间在一九五九年，是因为病退下来的。退下来后，在兵工基地做工两年；再申请到巴西做工，可是不准出境。于是，他奔波谋生，“日子过得好苦。”到了一九六八年，才找到开计程车的职业，“车子是向车行租的，每天租金就要五百块，有时跑了一天车，还不够吃饭。”
不够吃饭还不够，还得应付警察找麻烦。李师科多次遭到交通警察不公平的开“红单”，要不断的缴罚金，使他非常怨恨。警察是国家权力的象证，他很上这种两脚会走的国家。
生活的困苦与对警察的怨恨，随着他的年纪，情况越来越深了。他戎马一生，到头来一无所有，他既不能养儿防老，又不能获得任何退休金，他的老境，是注定要堪怜的。现在的困苦，都没有人理他；将来的死活，又有谁理他呢？现在尚有能力谋生，都桔据如此；将来更老了，又怎么度余年呢？这种没有安全感，在他也是与日俱增。
要退伍不让退，要出境不让走，困苦、怨恨、没有安全感，每一项原因都是合理的、正常的，都构成一个老兵的抗议，都构成一个公民的抗议，都构成一个人的抗议。没有这种抗议，人还叫人么？
在另一方面，李师科没有家乡，也没有家庭。这种情况，是国家造成的。李师科的问题，实际是一种变相的“家庭破碎”（thebrokenhome）问题，他在大陆的家庭，已因战乱而不能重建；他在台湾的家庭，也因战乱而不能新建。他的爱、他的感情，都没有归宿与寄托。他没办法“老吾老”，也没办法“幼吾幼”，最后“吾老矣”了，只好“幼人之幼”。他爱小孩子。更爱以前房东的一个两岁小女儿，他把自己的一无所有、自己的没有安全感，都投射在这两岁的小女儿身上，他希望这小女儿不要像他一生那样困苦失败、那样飘零而没保障。因此。他要想法子，想法子给这个小女儿美满安全的一生。
道德问题
当他看到国家银行千千万万的钞票放给特权、成为呆帐的时候，当他看到他牺牲青春、牺牲自己与家庭来捍卫的国家竟这样对待他的时候，当他看到这个国家如此缺乏公平与正义、公理与正道的时候，他涌起抢劫银行的念头，他终于在五十六岁的年纪，完成了这一任务。这样高龄又没有前科的银行劫犯，在犯罪学上，都是古今罕有的奇例。这种奇例，我们无法从犯罪学中的“体形学派”（typologicalschool）来解释，也无法从“精神病理学派”（psychiatricschool）来解释，甚至无法从蛋头们的学理研究来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