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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总则”第三条中，明文规定各县市“应自本办法颁布实施起于二年来「内川全部取缔完竣”。这是以二年为期，截止日期是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二日。但是，事实上，从这套办法公布到今天，已经足足九年了。九年多的日子已飘然而过，而今日的场面是公私窑子横行。（《李敖全集）第二册，《瑞典与废娼》）
我又说：
从一九五六年《台湾省管理妓女办法》公布以来，到底有些什么成果呢？这是九年后的我们，不得不关心的问题。我们相信执政者的理想是朝“寓废于禁”、“寓禁于管”的路线上发展的。但是我们忍不住要质问，我们有权利知道九年来的成绩在哪里？
根据我私人的调查，我发现九年来“寓禁于管”的成绩非常可疑。即以台湾最有名的“有伤风化区”北投为例，诺大的北投，在一九六一年的公娼统计，竟是区区一百九十一名！到了一九六四年，数目似乎“减少”了，领有妓女许可证的变成了八十三名。从表面一看，这似乎是好现象，但是当我仔细一研究，却吓了我一跳！一九六四年的北投妓女户，已经增加到近五十家！旅馆已经增加到八十家！妓女户和旅馆加起来，平均每家还分不到一名妓女户！就算妓女全归妓女户，旅馆“清白”，那么每家妓女户还分不到两名妓女！用两名妓女养活一个娼寮，养活寮中的老鸨、小鸨、龟公、保镖、大茶壶，这些脑满肠肥的一干人等，而还能“大业鸿开”，这似乎是不可能吧？既不可能而又事实俱在，除了私娼猖獗以外，我们还能找出第二种答案吗？
像这种公娼一二其外、私娼千百其中的现象，又岂限于“伟大”的北投吗？根据我的调查，全台湾有的是！随便举一个例吧：一九六三年一月四号的晚上，屏东警察局受“良心”和责任驱使，突击检查潮州一家叫做“凤美”的妓女户，抓到了二十三名妓女。其中只有两名是有“牌照”的，其他二十一名，不但是道道地地公娼中的私娼，并且全部都不到法定的“接客年龄”！（《李敖全集》第二册，《废娼效果知多少？》）
我又说：
按照《台湾省管理妓女办法》，今日台湾明显的是在采取公娼制度。在理想方面，这套办法的基本精神是超出公娼之上的，换句话说：它的目的在用承认公娼办法来消灭私娼；再从公娼演进到废娼。
基于这种立法精神，执政者乃有索性承认现实、承认公娼合法性的决定。这种决定，不客气他说，是为目的不择手段，是为权宜之计牺牲当局的大信和大原则。从长远看，这是极不得体的做法；从短视的近功着眼，牺牲大原则而换得的“好处”，如今已证明给我们成效如何刀
在今日世界的潮流下，公娼制席本来早就是一个落伍的制度。国际废除娼妓协会早在十九世纪的一八七五年就成立了，废除娼妓的呼声，已变成近代争取人权运动的一个主要音响。在国际除娼妓协会中，我们也派过代表，前年九月还在雅典开过会，这都表示了我们否定娼妓制度的明朗趋向。在这种趋向下，我们实在看不出“一面高倡废娼、一面允许公娼”的做法有什么高明的依据，我们实在不能相信这种做法有它成功的可能。
《台湾省管理妓女办法》立法时的伟大目标是：“二年内全部取缔完竣”！可是事实上的结果是“九年无成，流鸯满地”！被当局准许的公娼，反倒成了合法的作好犯科的捕逃茨！管理妓女办法的巧妙利用，反倒成了假“公”济“私”掩护黑暗现象的护符！
管理妓女办法中明明规定“不得诱迫质卖妇女为妓女”，明明规定“不得强迫妓女接客”。可是台湾三峡地方的一个小养女，在一九六四年三月到十二月短短八个月里，居然先后被辗转贩卖四次，贩卖的地点，都是“合法的”公娼！
又如台中清乐园妓女户的一个妓女，被押进来的时候，押款是一万二千元，约定要接客四千两百次才能“抵押完毕”。这种残忍、这种丑恶，执行的地点，不在别处，又是在“合法的”公娼！
公娼制度在管理办法公布九年的今天，已“沦落，，至此，真可说意想不到。这时候，我们再回看当时执政者“用承认公娼做手段，以达到废娼为目的”的设计，我们不得不说是完完全全失败了、上当了。我们不得不说：我们的废娼理想，已经“失身”于《台湾省管理妓女办法》；而《台湾省管理妓女办法》，又被“诱骗”于公娼制度；而公娼制度，又被“贩卖”于私娼和老鸨子龟儿子。最后结论是：我们的聪明的法令设计者、能干的治安维护者、勤快的舆论传声者，集体在老鸨、龟公、保镶、大茶壶面前吃了一次大败仗——我们不能不惭愧！（《李敖全集》第二册，《公娼的黑暗》）
妇职所怪梦
如今，从严家淦在一九五六立法要求“二年内全部取缔完竣”以后，九年过去了，十九年过去了，二十六年也过去了，严家涂从“省主席”变成“行政院长”了，从“行政院长”变成台湾的副总统、总统、前总统了，可是，我们的废娼效果呢？我们的“二年内取缔完竣”呢？好长的“二年”啊！
可是，这种失败与失信，并没有给国民党大官人任何反省与教训，他们照样还是老套，兴致来了，就雷厉风行到北投禁娼，可是兴致一过，北投还是北投，大官人还是大官人，私娼的花灯还是若隐若现，公娟的绿灯还是半明半暗，警局的红灯还是眼开眼闭，《台湾省管理妓女办法》还是一张废纸！
在国民党大官人的禁娼梦里，最一厢情愿的一场，是处理“妇职所”的“德政”。
“妇职所”成立的目的，是收容十二到十八岁（后来延伸到二十岁）的雏妓，施以三个月（后来延伸到六个月）的职业训练，希望她们出所以后，能在社会上从良。“妇职所”吸收的标准本是“自愿接受辅导习艺”的，但自成立以来，所谓“自愿”，竞是警察局押送来的，当然问题也就由此而生。
十多来年，“妇职所”多次发生少女越所案，一九七九年八月那一次台风夜，十名少女锯断铁栏杆而逃，她们动作之明快英勇，实开这次土城看守所十名壮汉锯断铁栏杆而逃的先河。
她们为什么要逃？为什么逃了以后要重操旧业？为什么没逃成的出所以后也要重操旧业？这些问题，是复杂的社会问题，绝不是国民党大官人想得那么简单，以为抓来一训练，就“救济”成功了。存有这种一厢情愿想法的人，他们的脑筋，正是订定《台湾省管理妓女办法》诸公的翻版。如今，这一翻版翻到今年的四月，台北市社会局决定停办“妇职所”了，一场十多年的怪梦，终于不了了之了。
但是，“妇职所”的怪梦不止在台北市社会局，这种怪梦全岛都有，国民党大官人的怪梦，只是初醒，并没全醒。
刘峰松的悲天悯人
看了刘峰松的《雏妓哲学家》，实在可以全醒了。峰松在这篇文章里，深入而生动的探讨雏妓的心理与处境，使我们读了，为之泪下动容。峰松说：
好多无照妓女，都被强制送到斗南“妇女习艺所”，但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据说，她们不怕送法院，不怕送拘留，最怕送斗南；既然是“怕”去，可见那种场所标榜的“技艺训练”，是不受欢迎的。她们不想去，拒绝去，而违背教育基本原理，强迫她们去，自然不会有好效果可言。送她们到习艺所原是要救她们脱离火坑，可是她们主观上把习艺所看成更大的火坑，常集体脱逃，岂不是大笑话吗？
峰松在法院做观护人多年，但他却悲天悯人的，最后写下这样的话：
任何一个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者，面对着倩倩这位小女孩的遭遇，心情都会相当沉重的。每个人都会同情债情，悲悯她的家庭，也悲悯她所处的社会环境；会为她的无知、她的沉沦、她的自我糟蹋，感到惋惜与痛心；会想协助她、提携她，并期待她过着正常的少女有的——黄金般的、有梦的、骑丽的、圣洁而纯真的生活。可是，如果由您处在笔者——这样一个官方社会工作者的立场，也得承认会有一种无力感和倦怠感，要拯救倩倩这样的雏妓——她的躯体和灵魂，是需要多少条件来配合，而种种条件的成就，又是多么困难啊！
如果笔者逼得紧，倩倩要在鱼工厂和辅育院之间，做一选择，她会回鱼工厂的，但想象得到的，倩倩在满十八岁后，就可以正式领到“执照”，可以合法下海伴舞，可以合法下海执酒壶，也可以合法投身绿灯户，这样，笔者不过是刁难她，而多让她那白嫩的小手给鱼刺刺伤而已！如果笔者打马虎眼，她能在中山北路，从一段到七段，过着“志”趣所在的生活，以她的孝顺，能多给她母亲一点钱，假日回家时，弟妹们拿着她的大礼物，个个笑口常开，皆大欢喜。
笔者——一个曾经的观护人，为什么常要陷于矛盾、迷惑和痛苦呢？为什么当时不悄悄告诉她：
“倩倩：去吧！照你的意愿去做，想回头时再回头。记得常回家看你的娘，多塞给她钱；注意健康，小心怀孕；有空要上礼拜堂，愿上帝保佑你！”
读了峰松这几段动人的文字，对雏妓问题，我们怎能不用整个社会结构的观点去看呢？雏妓问题是复杂的社会问题的一个雏型，没有解决其他相关的问题，也单独解决不了雏妓的伺题。不认清这一点，光想从雏妓方面下功夫，不但无补实际，甚至对她们有害。国民党大官人，醒，醒，醒！
李敖的笔胡适的痒
李敖的骂人，有些我并不喜欢，以为狂放过度，有失平和之气。但后来读过几本他的书，觉得他也并非痞子之状，其实是很有几分学理在的。他对考据、推理，很有些修养，学问并不比同代的一些教授差；但又是个不喜欢被匠气包围的人，常常走出书斋，滚在平民世界里，那，就很有不凡之气了。
前几年因写《鲁迅与胡适》一书，偶尔看到李敖的几篇谈论胡适的文章，颇为惊讶，觉得是个很解人意的人，观点集中，较有力度。后来又读到他的那本《胡适评传》，对其述学的功力颇为赞佩，我甚至感到了李敖古朴的一面。《胡适评传》中就有乾嘉学派的余影和胡适“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学风。这一本书，让我看到了李敖的另一面。
《胡适评传》并非诗化的。颇为好读的书，与大众的趣味也有一定的距离，它的意义恐怕更在方法论上。作者在《关于胡适评传》里有一句话，很有意思：
十多年来，我遍读有关胡适的一切著作，深觉不过是两类而已：一类近于酷评的（diatribe）；一类是过度颁扬的（eulogy）。两类共有的毛病，是不能用严格的方法训练去接触史料、解释史料。于是，旌旗开处，胡适一出场，喊打与叫好之声此起彼落，胡适一方面被骂得天诛地灭，一方面又被捧得缩地戡天。结果呢，双方的感情因素是满足了，可惜被搬弄的却不是真正的胡适之！
李敖的这段话，写在1964年，距今已30余年矣，读来仍觉亲切，可谓中肯之谈。我由此也想起大陆50年来的文坛上，文人亦常犯上述的毛病，近来李氏的书风靡大陆，写传记的人，倘若看李敖的书，说不定会有所启示的。
于史料的求真里见精神，并非一件易事，笨功夫、匠气固然不可缺少，灵魂的自审也是重要的吧。李敖搜集史料之多，让人感叹，其梳理历史的方法，也多有奇处。他的行文，处处有史料的支撑，几乎看不到随意点染的地方，但又无拘谨、枯瘦之感，常有灵气飞动，不为史料所累。这种史家的气魄，是让人佩服的。不知怎么，我感到了李敖是个深解胡适学术真髓的人。我们看一看胡适的《楞伽宗考》、《说儒》一类的文字，当可感到这二者之间的联系。
李敖曾把胡适看成台湾民主的播种者。他的那篇《播种者胡适》，在我看来实在是篇名作。但胡适与李敖性格迥异：前者沉静、斯文，后者狂傲，激烈，色泽相差很大；但他们在几个方面却走到了一起：一、民主概念的相同；二、历史观的相近；三、治学方法的交叉。我读《胡适评传》深感作者与传主间的某种默契，但李敖又不以传主的是非为是非，文中常有奇崛之气，反观胡适的生活也并不温吞。如《竟业旬报》那一章，写胡适的“大团圆病”和“浅显的爱国论”，微辞里颇见风骨，读了让人心以为然。旧语云，治史者应注重“史德”，李敖可说是个很有“史德”的人。在历史的时空穿行，既有规而循又天马行空，我以为该书的分量，就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