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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该携着票去领面包，没有票就不给，哪里还有工夫“之乎者也”呢？革命
以后，生活比较空闲，于是人们又起来“之乎者也”了。在革命后颂扬革命，
不能说是革命文学。中国的革命已经革到徐州了，我们都在后方，在后方颂
扬革命，就是颂扬已经成功的权威，可以不必。
政治家对待文学家起初是捧，后来是杀，这是毫无理由的。文艺家不过
是说出多数人的预言罢了。从19 世纪下半期到20 世纪的欧洲文学，大半是
革命的预言。18 世纪的英国文学，尤其是小说，是给太太小姐们消遣的，姑
且不管它，但我们读了19 世纪下半期以后的作品，便觉得不舒服了，因为写
的是个人的痛苦，社会的痛苦，世界的痛苦。但文艺有一个魔力，人们看了
不舒服也要看。像我个人就极喜欢看不舒服的作品，因为这种作品，把世界
写在里面，同时也把我写在里面。在作品里发见了我，所以觉得很亲切。有
些专写快活一面的作品，我却不喜欢看；如同看别人作寿，看别人娶亲，自
己却感到寂寞。从前的作品是可以向壁虚构的；现在的作品，要多方面的观
察，才写得出。
其实，凡含有前进的精神，说真话，或写出旧的消灭的征兆的都可说是
革命文学。革命文学家所以写的都是预言，一般人所不能察觉的。所以徐州
未下前，革命文学家站不住脚；徐州既下后，革命文学家也还是站不住脚。
总之，在革命时期，革命文学家是活不下去的，因为革命文学家不是革命家。
孙传芳是革命家用枪炮打倒的。不是文学家写了一首诗：“孙传芳呀，你得
走了呀，你滚吧，滚吧，”才赶走的。他们不是同类。
文学家是要理想革命，时时和现实冲突，所以革命之前革命之后都不能
舒服。真正的革命文学家永远不能出头，永无好日，这是命运。俄国有两位
革命文学家，在革命之前是赞助革命的；在革命朗中，也很出力，在革命之
后，却自杀了。因为文学家不能取一段落的合于他的理想，就认为满足。
今天的题目就定为——文学与政治的歧途。
在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有许多事情，有人在先已经讲得很详细了，我不必再说。我以为在现在，
“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为什么呢？第一，倘若不和实
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样的激
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撞碎了。关在房
子里，最容易高谈彻底的主义，然而也最容易“右倾”。西洋的叫做“Salon
的社会主义者”，便是指这而言。“Salon”是客厅的意思，坐在客厅里谈谈
社会主义，高雅得很，漂亮得很，然而并不想到实行的。这种社会主义者，
毫不足靠。并且在现在，不带点广义的社会主义的思想的作家或艺术家，就
是说工农大众应该做奴隶，应该被虐杀，被剥削的这样的作家或艺术家，是
差不多没有了，除非墨索里尼，但墨索里尼并没有写过文艺作品。（当然，
这样的作家，也还不能说完全没有，例如中国的新月派诸文学家，以及所说
的墨索里尼所宠爱的邓南遮便是。）
第二，倘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也容易变成“右翼”。革命是痛苦，
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决不是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革
命尤其是现实的事，需要各种卑贱的，麻烦的工作，决不如诗人所想象的那
般浪漫；革命当然有破坏，然而更需要建设，破坏是痛快的，但建设却是麻
烦的事。所以对于革命抱着浪漫谛克的幻想的人，一和革命接近，一到革命
进行，便容易失望。听说俄国的诗人叶遂宁，当初也非常欢迎十月革命，当
时他叫道，“万岁，天上和地上的革命！”又说“我是一个布尔塞维克了！”
然而一到革命后，实际上的情形，完全不是他所想象的那么一回事，终于失
望，颓废。叶遂宁后来是自杀了的，听说这失望是他的自杀的原因之一。又
如毕力涅克和爱伦堡，也都是例子。在我们辛亥革命时也有同样的例，那时
有许多文人，例如属于“南社”的人们，开初大抵是很革命的，但他们抱着
一种幻想，以为只要将满洲人赶出去，便一切都恢复了“汉官威仪”，人们
都穿大袖的衣服，峨冠博带，大步地在街上走。谁知赶走满清皇帝以后，民
国成立，情形却全不同，所以他们便失望，以后有些人甚至成为新的运动的
反动者。但是，我们如果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也容易和他们一样的。
还有，以为侍人或文学家高于一切人，他底工作比一切工作都高贵，也
是不正确的观念。举例说，从前海涅以为诗人最高贵，而上帝最公平，诗人
在死后，便到上帝那里去，围着上帝坐着，上帝请他吃糖果。在现在，上帝
请吃糖果的事，是当然无人相信的了，但以为诗人或文学家，现在为劳动大
众革命，将来革命成功，劳动阶级一定从丰报酬，特别优待，请他坐特等车，
吃待等饭，或者劳动者捧着牛油面包来献他，说：“我们的诗人，请用吧！”
这也是不正确的；因为实际上决不会有这种事，恐怕那时比现在还要苦，不
但没有牛油面包，连黑面包都没有也说不定，俄国革命后一二年的情形便是
例子。如果不明白这情形，也容易变成“右翼”。事实上，劳动者大众，只
要不是梁实秋所说：“有出息”者，也决不会特别看重知识阶级者的，如我
所译的《溃灭》中的美谛克（知识阶级出身），反而常被矿工等所嘲笑。不
待说，知识阶级有知识阶级的事要做，不应特别看轻，然而劳动阶级决无特
别例外地优待诗人和文学家的义务。
现在，我说一说我们今后应注意的几点。
第一，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
力。旧社会的根柢原是非常坚固的，新运动非有更大的力不能动摇它什么。
并且旧社会还有它使新势力妥协的好办法，但它自己是决不妥协的。在中国
也有过许多新的运动了，却每次都是新的敌不过旧的，那原因大抵是在新的
一面没有坚决的广大的目的，要求很小，容易满足。譬如白话文运动，当初
旧社会是死力抵抗的，但不久便容许白话文底存在，给他一点可怜地位，在
报纸的角头等地方可以看见用白话写的文章了，这是因为在旧社会看来，新
的东西并没有什么，并不可怕，所以就让它存在，而新的一面也有满足，以
为白话文已得到存在权了。又如一二年来的无产文学运动，也差不多一样，
旧社会也容许无产文学，因为无产文学并不厉害，反而他们也来弄无产文学，
拿去做装饰，仿佛在客厅里放着许多古董磁器以外，放一个工人用的粗碗，
也很别致；而无产文学者呢，他已经在文坛上有个小地位，稿子已经卖得出
去了，不必再斗争，批评家也唱着凯旋歌：“无产文学胜利！”但除了个人
的胜利，即以无产文学而论，究竟胜利了多少？况且无产文学，是无产阶级
解放斗争底一翼，它跟着无产阶级的社会的势力的成长而成长，在无产阶级
的社会地位很低的时候，无产文学的文坛地位反而很高，这只是证明无产文
学者离开了无产阶级，回到旧社会去罢了。
第二，我以为战线应该扩大。在前年和去年，文学上的战争是有的，但
那范围实在太小，一切旧文学旧思想都不为新派的人所注意，反而弄成了在
一角里新文学者和新文学者的斗争，旧派的人倒能够闲舒地在旁边观战。
第三，我们应当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因为现在人手实在太少了，譬如
我们有好几种杂志，单行本的书也出版得不少，但做文章的总同是这几个人，
所以内容就不能不单薄。一个人做事不专，这样弄一点，那样弄一点，既要
翻译，又要做小说，还要做批评，并且也要做诗，这怎么弄得好呢？这都因
为人太少的缘故，如果人多了，则翻译的可以专翻译，创作的可以专创作，
批评的专批评；对敌人应战，也军势雄厚，容易克服。关于这点，我可带便
地说一件事。前年创造社和太阳社向我进攻的时候，那力量实在单薄，到后
来连我都觉得有点无聊，没有意思反攻了，因为我后来看出了敌军在演“空
城计”。那时候我的敌军是专事于吹擂，不务于招兵练将的；攻击我的文章
当然很多，然而一看就知道都是化名，骂来骂去都是同样的几句话。我那时
就等待有一个能操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枪法的人来狙击我的，然而他终于没有
出现。在我倒是一向就注意新的青年战士底养成的，曾经弄过好几个文学团
体，不过效果也很小。但我们今后却必须注意这点。
我们急于要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但同时，在文学战线上的人还要“韧”。
所谓韧，就是不要像前清做八股文的“敲门砖”似的办法。前清的八股文，
原是“进学”做官的工具，只要能做“起承转合”，借以进了“秀才举人”，
便可丢掉八股文，一生中再也用不到它了，所以叫做“敲门砖，犹之用一块
砖敲门，门一敲进，砖就可抛弃了，不必再将它带在身边。这种办法，直到
现在，也还有许多人在使用，我们常常看见有些人出了一二本诗集或小说集
以后，他们便永远不见了，到哪里去了呢？是因为出了一本或二本书，有了
一点小名或大名，得到了教授或别的什么位置，功成名遂，不必再写侍写小
说了，所以永远不见了。这样，所以在中国无论文学或科学都没有东西，然
而在我们是要有东西的，因为这于我们有用。（卢那卡尔斯基是甚至主张保
存俄国的农民美术，因为可以造出来卖给外国人，在经济上有帮助。我以为
如果我们文学或科学上有东西拿得出去给别人，则甚至于脱离帝国主义的压
迫的政治运动上也有帮助。）但要在文化上有成绩，则非韧不可。
最后，我以为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我记得好像曾听
到过这样一句话：“反动派且已经有联合战线了，而我们还没有团结起来！”
其实他们也并未有有意的联合战线，只因为他们的目的相同，所以行动就一
致，在我们看来就好像联合战线。而我们战线不能统一，就证明我们的目的
不能一致，或者只为了小团体，或者还其实只为了个人，如果目的都在工农
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
（选自《鲁迅全集》）
马寅初
一八八二——一九八二
浙江绍兴人，著名学者。1906 年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矿冶专业。后被保
送留学，先后就读于美国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博士学
位和哲学博士学位。1915 年回国，应蔡元培之邀出任北京大学首任教务长。
1927 年开始，先后任南京政府立法院财经委员会委员长、重庆大学商学院院
长。抗战期间，因反蒋而被监禁数年。1944 年恢复人身自由，但被剥夺在公
立学校任教和发表文章、演说的权利。后到上海中华工商专科学校任教。1949
年任浙江大学校长。1951 年至1960 年任北京大学校长。历任全国政协第一、
三届委员，第二、四、九届常委，全国人大第一、二、五届常委，中国科学
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50 年代初开始研究人口问题，以大量调查分析
为依据，提出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实行人口有计划增长的人口理
论，因此而受到批判。1960 年以后专心从事著述。“文革”中曾焚毁自己的
农业经济学著作《农书》的手稿。1979 年中共中央为他彻底平反。
《北大之精神》（1927 年12 月19 日）是作者出席在杭州举行的庆祝
北京大学建校29 周年纪念大会时的演说。当时作者已在南京政府任职。在演
说中，他对北大自五四运动以来形成的为国家社会的进步勇于牺牲、勇往直
前的精神作了高度的评价。并用北大精神来批评时弊，指出，“今日国家社
会之所以每况愈下，根本原因，在于吏治之不良，道德之堕落。”他对那些
买官谋缺，营营于一己私利，对“公家事”漠然不顾的鄙俗之辈进行了无情
的抨击。作者在这里已深入到了批判国民劣根性的层次。他对“中国人以‘不’
字为道德”的批判尤为发人深省。最后他号召人们以北大之牺牲精神为国家
社会的进步效力。
北大之精神
今日为母校二十九周年纪念，令人发生深切之印象。现学校既受军阀之
摧残而暂时消灭，但今天之纪念会，仍能在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