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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情况明。这是毛泽东同志提出调查研究的时候特别强调的。目前
我们对困难的情况是不是看得够了？我想要有分析。困难的发展趋势我们是
看出来了。前年经济调整的时候，觉得很快就可以调整过来了，去年也还是
这样想。今年七千人大会之后，在西楼开会，陈云同志讲了话，少奇同志作
了结论，毛泽东同志也同意，就是说，调整时期要成为一个阶段，主要的内
容就是恢复。不仅农业要恢复，工业也要恢复。因为不仅农业生产力被破坏
了，工业也是这样，有些生产设备被破坏了，部分的生产秩序弄乱了，规章
制度也不存在了，都要重新恢复起来。教育方面也有这个问题。现在看，这
个调整时期要相当长。一般设想，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恐怕就是个调整阶段，
甚至于还不够。把这个时期看得长一些，现在大家争论不大了，看法比较一
致了。
是不是我们现在对困难的情况都弄清了呢？还不能这样说。趋势是看清
了，调整的时期会长一些也看清了，但是具体情况常常是由极复杂的因素形
成的，往往是现象发生了我们才看到。这类事情很多。例如三门峡的水利枢
纽工程到底利多大，害多大，利害相比究竟如何，现在还不能作结论。原来
泥沙多有问题，现在水清了也有问题。水清了，冲刷下游河床，乱改道，堤
防都巩固不住了。上游清水灌溉，盐碱就不能统统洗刷掉。洪水出乱子，清
水也出乱子。这个事情，本来我们的老祖宗有一套经验，但是我们对祖宗的
经验也不注意了。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既要防洪，又要灌溉，又要发电，又
要运输，综合利用。修三门峡的方针是对的，但是办法不对，现在不发电，
泥沙又淤塞，还要大调整。类似这样的例子很多。所以，我们不能认为现在
对困难的情况都估计够了，每个部门，每个地区，大家都要警惕这一点。
少奇同志说，把困难说多一点有什么坏处呢？领导上把困难指出来，然
后找出办法来克服，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懵里懵懂，怕说困难，一听说困
难就泄气，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革命就是要认识困难，摆出困难，提出办
法，克服困难。共产党就是在克服困难中取得胜利的。革命战争是这样，社
会主义改造是这样，社会主义建设也应该是这样。不管哪一个问题，都是千
头万绪。姚依林同志讲了物价政策，他是经过一番研究的，但那只是一个设
想。情况复杂得很，还会出现购买力超过商品供应量、财政赤字、货币难以
回笼等情况。教育、政法方面，都会出现一些新的问题。我们宁可承认对困
难估计得还不大够，多看一看，这不仅不会使我们在困难面前低头泄气，反
而会使我们团结起来，依靠群众，克服困难。
这两年的调整中，我们觉得，我们总是对困难估计不够，总是希望好一
点，好得快一点。我个人经手的事情几乎没有一件不是如此。你说我愿意慢
一点呀？总还想快一点的。当年搞钢铁，别的让路，也是我在那里督战的，
结果把大家搞垮了，现在回过头来，钢铁只好让路。这还不是自己的错误？
当然，有外在的因素，但外在的因素不能成为借口，还是我们不冷静。钢的
产量要求达到一千八百万吨，现在退到六百万吨。你总不能说那个一千八百
万吨是对的。问题不在于后悔不后悔。不怨天，不尤人，主要是要得到经验
教训。我们主观上想快一点，是好心肠，争取快，但是要准备慢。毛泽东同
志说，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我们的经验还不够，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
国，从必然王国飞跃到自由王国，要有一个过程。
现在我们领导的意见接近一致了，但这还不行，还要把我们的意见传达
到广大的干部中去，并且适当地向群众说清楚。当然，领导是起决定作用的，
可是要把领导的意见变为群众的行动，说服群众和我们一道去做，那就需要
做艰苦的工作，要经过群众的体验。现在省一级同志的意见大概跟我们比较
接近了，地委就差一点，县、社、队、厂矿、各种事业单位就更差。这不能
怪下面，还是七千人大会上说的，责任首先在中央，因为许多错误的东西是
我们发起和创议的。当然，有的是他们做过了头，做走了样子，但这样做也
是上面逼的。所以，上下认识的接近，需要一个过程，必须做艰苦的工作，
不能希望很快。调整的具体工作要有步骤，要通气。党内的七千干部通了气，
通过人大、政协，也跟党外人士初步通了气，但是还没有全部通气。要全部
通气，也需要有个过程。
其次是决心大。现在我们决心大不大？我想，基本上是大的。当然，去
年已经是下大决心了，一千多万人下乡，八百七十多万职工精简下来，这是
一个大决心。但是去年我们还不能设想关这么多厂，拆这么多“庙”，精简
这么多人。这件事情，在中国，没有哪个政权能够这样做，只有我们才有这
样做的群众基础。去年没有出大乱子，今年会做得更好一些。原来不敢下那
么大决心，觉得去年下了那么多人，今年再下那么多人，不大可能。我对这
个问题，一方面主张多下人，可是如何下法，要走一步看一步。所以，最初
决定下七百万城市人口，其中包括五百万职工。后来许多地方要求一步走，
就提出一千三百万城市人口下乡，其中包括九百多万职工。现在经过政治局
常委讨论，下了更大的决心，就是下乡职工超过一千万人，下乡城市人口相
应地可能争取超过二千万人。这个决心，的确也是逐步酝酿出来的，去年不
可能，前年更不可能。现在下这个决心，目的就是要把我们的经济生活来一
个大幅度的调整，使它在新的基础上来一个大改组。这是领导的决心，也是
全民族的决心，几乎要震动我们全民的生活，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再次是办法对。办法现在只能有那么多，更多的办法还要依靠群众创造。
革命战争是如此，建设也是如此。大家来想办法，一定有出路。各地各部门
的领导同志不要怕把话说多了，不要怕我们的干部知道。你把问题说清楚了，
他们的办法会比我们还多。你不说清楚，他们不晓得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反而互相猜疑，议论纷纷。我们现在把决心传达到下面去，就可以找出办法
来，经过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就能在初步调整的基础上前进。时机紧迫，
不应该犹豫了。可是另一方面，今天的情况又是千头万绪，动一根头发就要
牵动全身，稍一不慎就会出乱子，我们应该有准备。一方面是力争不出乱子，
另一方面也要有准备，万一出了乱子也没有什么可怕。我们只要把情况跟干
部、群众讲清楚，大乱子可以克服，可是办事不能急躁，不能草率，必须谨
慎从事。
在目前形势下，关键是如何处理好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
的农轻重关系、城乡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现在的农业基础没有办法负
担这样规模的工业。工业本身也不平衡，没有办法继续均衡生产，也没有办
法支援农业，支援市场，兼顾国防，比例的失调极其严重。城乡比例也失调。
现在我们农业生产的各种因素，劳力、畜力、地力、水利、肥料、种子、农
具、运输工具等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削弱或减少。在这样的情况下，农业的
恢复要有一个相当的时间。拿粮食来说，总要三五年，少的三年，多的五年，
有一部分地区也许要超过五年。至于农业的全面恢复，包括经济作物，农、
林、牧、副、渔，那要超过五年。所以，我们首先就应该抓住农轻重关系、
城乡关系这个关键来调整。调整不是今年一年就可以就绪的。工业也存在这
个情况，工业和基本建设三年调整，就必然影响以后的三年。因为基本建设
三年踏步，重点又放在支援农业上，那么，工业的后备力量，扩大再生产的
能力，比如煤炭、木材、有色金属、化工材料的增长都不会很大，这就必然
影响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后三年。我们在七千人大会上提出的指标，还是尽量
压下来的，但是现在看来，那些指标还高了。1967 年钢产量一千八百万吨，
煤三亿五千万吨，看来都达不到。粮食产量1967 年能不能达到三千七百亿
斤，还要看两年。棉花产量1967 年显然到不了三千七百万担。现在我们应该
更冷静地看问题。我们对新的发展，总的规模，还没有完全摸清楚，要承认
自己不行。
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多、经济落后的国家要在经济上翻身，这是一个艰巨
的任务。我们应该有临事而惧的精神。这不是后退，不是泄气，而是戒慎恐
惧。建设时期丝毫骄傲自满不得，丝毫大意不得。
目前的中心工作，还是我在七千人大会上提出的四句话：精兵简政，增
产节约，保证市场，整顿秩序。
要增产，首先农业要增产，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如果不把农业这个
基础恢复起来，现在这个工业基础也站不住，城市就是减了二千万人口也站
不住。这个经济形势，大家看得很清楚。
抓粮食要抓两头，一头是商品粮食基地，一头是灾区。还要认真抓棉花。
棉花产量不能再减了，每年总要增产才好。每人每年供应三尺布的情况不能
再继续了。棉花生产的恢复比粮食还要慢。除国家注意棉花集中产区以外，
地方上还可以提倡在自留地上种点棉花。自留地种的棉花不要收购。返销农
村的粮食，首先要照顾棉农。
在这样的农业基础上，工业必须有一个大幅度的调整。现在工业的秩序
是乱的，有些产品的指标很高，很不平衡，这种情况是难以为继的。我们的
方针是按照短线平衡，不留缺口，并且留有余地。这个方针不可能一步实现，
但是必须坚持，要逐步实现。至于缺门，那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有的，任何国
家都有些缺门短线，都要互通有无，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当然，万一世界各
国都封锁我们，那我们就要搞一部分代用品，有些就要停止生产。直到现在，
合金钢材、橡胶我们还是缺门，靠进口。我们国内能够生产成套设备的，就
不要只生产出主机，没有副机，不配套，积压起来。到去年年底，设备积压
接近一百亿元，这是一个最大的浪费。
我们现在调整工业的政策是采取关厂、并厂、缩小规模、改变任务、转
业这样五个办法。全国六万多个工业企业，可能关掉一半以上。这好像是消
极的，实际上，这样就可以把原材料、电力、煤炭集中到消耗少、质量好、
品种多、成本低、劳动生产率高的工厂去使用。从全国来看，一个时候产量
会低一些，但最后会使工业品的数量多起来，质量好起来，有一部分还可以
增加出口。当然，这要经过调整，要有一个过程。
我们调整的目的，就是为了精兵简政，增产节约，保证市场，整顿秩序。
缩短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战线，相应地缩短其他方面的战线，精兵简政，
减少城市人口，减少职工，达到增加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的目的，这是一个
积极的方针，是一个经过调整、改组，然后前进的方针。
（选自《周恩来选集》下卷）
闻一多
一八九九——一九四六
本名家骅，湖北浠水人，现代著名诗人、学者、民主战士。少年时即开
始创作诗歌。早年参加文学社团“新月社”。1922 年赴美留学，专习美术、
文学。回国后，先后在北京艺术专科学校、南京国立第四中山大学、武汉大
学、青岛大学、清华大学任教，并致力于古典文学研究。抗日战争期间及战
后一直在昆明西南联大执教。1944 年加入民主同盟，次年任民盟中央执行委
员、民盟云南支部宣传委员兼《民主周刊》社长。这期间，国民党反动派的
腐败与血腥统治造成的黑暗现实，使他拍案而起，毅然走出书斋，积极投入
到反独裁、争民主、反内战的斗争中。1946 年7 月14 日，在参加追悼李公
朴大会后，于归家途中被国民党反动派暗杀。
《最后一次的讲演》（1946 年）是作者在爱国志士李公朴先生追悼大
会上的演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统治者坚持独裁和内战的方针，企图
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解放区和人民军队。他们不顾全国人民和世界进步舆
论的反对，一方面撕毁政协协议，悍然发动全面内战，一方面血腥镇压国统
区人民的民主运动。1946 年7 月11 日，国民党特务在昆明暗杀了民盟中央
委员李公朴，激起人民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