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谎。（群众：是真的！）没有扯谎，这是事实。当时红军却总共不超过一万
五千人。国共兵力是二十与一比之。可是今天他只有三十五个团，十七个旅，
我们比那时的一万五千人就多的多了，我们能打胜吗？（群众：一定能打胜
的！）是的，是一定能够打胜的。
当时，我们在南线，过黄河到山西，后来又回渡黄河到西线，都是无往
不胜，打得东北军讲了和去抗日，打得阎锡山心惊胆跳在太原坐不稳，打得
马鸿逵损兵折将，打得胡宗南兵败山城堡，最后蒋介石也在临潼受到了教训。
现在，已过了十一年了。恐怕不能这样来比，现在我们已消灭了他六十
几个旅，捉了他一百一十九个将官。我们所有的解放区，华北、东北、苏北，
早都起来，消灭敌人的进攻。我们要继续努力，再消灭他六十个旅，再捉他
一百一二十个将官，把进攻者一起捉来，这样子就会实现和平、民主，中华
民族就会独立，农民就会有了土地。
十一年前，我们打胜仗，现在我们打胜仗，将来还要打胜仗。
胡宗南的三十五个团，十七个旅有很大可能，就被消灭在这里。
消灭他三十五个团后，他打延安，那时恐怕我们要打到西安去了。消灭
了他三十五个团，他西安就没有兵了，我们还不到西安去吗？这可能不可能？
（群众：能！）是的，我看很可能。这要看大家努力，努力大，早一点，努
力小，迟一点，但是，无论如何，是可能的。
（选自《中共党史参考资料》（六）人民出版社1979 年版）
朱自清
一八九八——一九四八
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散文家、文学研究家。他从小深受中国传统文化
的影响，1916 年考入北京大学，读书期间，朱自清积极投身于“五四”爱国
运动。大学毕业后，继续参加新文学运动，成为茅盾领导的文学研究会的早
期会员。1925 年，朱自清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开始从事文学研究，文学
创作则从诗歌转以散文为主。这一时期的散文着力于揭示社会黑暗，对下层
人民充满同情，表现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思想和正直诚实的性格。1931
年朱自清去英国留学，进修语言学和英国文学，次年归国后任清华大学中文
系主任。抗日战争爆发后，朱自清随清华大学南下，在西南联大出任中文系
主任，并当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在抗战的艰难岁月里，他不
顾生活清贫，以严谨的态度从事教学和文学研究。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
发起内战，镇压民主运动，特别是1946 年李公朴、闻一多的先后遇难，使朱
自清震惊和悲愤，他不顾个人安危，出席成都各界举行的李、闻惨案悼念大
会，报告闻一多生平事迹。在反饥饿、反内战的斗争中，他身患重病，仍在
《抗议美国扶日政策并拒绝领取美援面粉宣言》上签名，并嘱咐家人不买配
售面粉，始终保持着一个正直爱国的知识分子的高尚气节。1948 年，朱自清
死于贫病交迫之中。
朱自清是一位典型的爱国知识分子。他经历了漫长曲折的道路，在黑暗
现实的教育下，在爱国民主运动的推动下，终于成为一个坚定的革命民主主
义战士。这里选编的《论气节》，就是他病逝前二年，在清华新诗社为庆祝
联大新诗社成立三周年纪念晚会上的讲演。
《论气节》（1947 年4 月9 日）这一演讲从气节在我国古籍中的最初
涵义入手，论及了中国古代士大夫和现代知识分子对气节的不同认识，显示
出朱自清深厚的国学功底。朱自清高度赞扬了青年一代知识分子抛弃传统的
消极的“气节”，替代的是“正义感”，接着“正义感”的是“行动”，肯
定了气节是“对人生的一种坚定的态度，是个人意志独立的表现”，“可以
成就接近人民的叛逆者或革命家”。朱自清在这里所褒扬的，正是他日后所
实践的。二年后，他拒绝领取美援面粉，宁饿死也不接受“援助”，表现出
新一代知识分子的高尚气节。无怪乎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称
赞他和闻一多“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论气节
气节是我国固有的道德标准，现代还用着这个标准来衡量人们的行为，
主要的是所谓读书人或士人的立身处世之道。但这似乎只在中年一代如此，
青年代倒像不大理会这种传统的标准，他们在用着正在建立的新的标准，也
可以叫做新的尺度。中年代一般的接受这传统，青年代却不理会它，这种脱
节的现象是这种变的时代或动乱时代常有的。因此就引不起什么讨论。直到
近年，冯雪峰先生才将这标准这传统作为问题提出，加以分析和批判；这是
在他的《乡风与市风》那本杂文集里。
冯先生指出“士节”的两种典型：一是忠臣，一是清高之士。他说后者
往往因为脱离了现实，成为“为节而节”的虚无主义者，结果往往会变了节。
他却又说“士节”是对人生的一种坚定的态度，是个人意志独立的表现。因
此也可以成就接近人民的叛逆者或革命家，但是这种人物的造就或完成，只
有在后来的时代，例如我们的时代。冯先生的分析，笔者大体同意；对这个
问题笔者近来也常常加以思索，现在写出自己的一些意见，也许可以补充冯
先生所没有说到的。
气和节似乎原是两个各自独立的意念。《左传》上有“一鼓作气”的话，
是说战斗的。后来所谓“士气”就是这个气，也就是“斗志”；这个“士”
指的是武士。孟子提倡的“浩然之气”似乎就是这个气的转变与扩充。他说
“至大至刚”，说“养勇”，都是带有战斗性的。“浩然之气”是“集义所
生”，“义”就是“有理”或“公道”。后来所谓“义气”，意思要狭隘些，
可也算是“浩然之气”的分支。现在我们常说的“正义感”，虽然特别强调
现实，似乎也还可以算是跟“浩然之气”联系着的。至于文天祥所歌咏的“正
气”，更显然跟“浩然之气”一脉相承。不过在笔者看来两者却并不完全相
同，文氏似乎在强调那消极的节。
节的意念也在先秦时代就有了，《左传》里有“圣达节，次守节，下失
节”的话。古代注重礼乐，乐的精神是“和”，礼的精神是“节”。礼乐是
贵族生活的手段，也可以说是目的。他们要定等级，明分际，要有稳固的社
会秩序，所以要“节”，但是他们要统治，要上统下，所以也要“和”。礼
以“节”为主，可也得跟“和”配合着；乐以“和”为主，可也得跟“节”
配合着。节跟和是相反相成的。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可以说所谓“圣达节”
等等的“节”，是从礼乐里引申出来成了行为的标准或做人的标准；而这个
节其实也就是传统的“中道”。按说“和”也是中道，不同的是“和”重在
合，“节”重在分；重在分所以重在不犯不乱，这就带上消极性了。
向来论气节的，大概总从东汉未年的党祸起头。那是所谓处士横议的时
代。在野的士人纷纷的批评和攻击宦官们的贪污政治，中心似乎在太学。这
些在野的士人虽然没有严密的组织，却已经在联合起来，并且博得了人民的
同情。宦官们害怕了，于是乎逮捕拘禁那些领导人。这就是所谓“党锢”或
“鉤党”，“鉤是“鉤连”的意思。从这两个名称上可以见出这是一种群众
的力量。那时逃亡的党人，家家愿意收容着，所谓“望门投止”，也可以见
出人民的态度，这种党人，大家尊为气节之士。气是敢作敢为，节是有所不
为——有所不为也就是不合作。这敢作敢为是以集体的力量为基础的，跟孟
子的“浩然之气”与世俗所谓“义气”只注重领导者的个人不一样。后来宋
朝几千大学生请愿罢免奸臣，以及明朝东林党的攻击宦官，都是集体行动，
也都是气节的表现。但是这重表现里似乎积极的“气”更重于消极的“节”。
在专制时代的种种社会条件之下，集体的行动是不容易表现的，于是士
人的立身处世就偏向了“节”这个标准。在朝的要做忠臣。这种忠节或是表
现在冒犯君主尊严的直谏上；有时因此牺牲性命；或是表现在不做新朝的官
甚至以身殉国上。忠而至于死，那是忠而又烈了。在野的要做清高之上，这
种人表示不愿和在朝的人合作，因而游离于现实之外，或者更逃避到山林之
中，那就是隐逸之士了。这两种节，忠节与高节，都是个人的消极的表现。
忠节至多造就一些失败的英雄，高节更只能造就一些明哲保身的自了汉，甚
至于一些虚无主义者。原来气是动的，可以变化。我们常说志气，志是心之
所向，可以在四方，可以在千里，志和气是配合着的。节却是静的，不变的，
所以要“守节”，要不“失节”。有时候节甚至于是死的，死的节跟活的现
实脱了榫，于是乎自命清高的人结果变了节，冯雪峰先生论到周作人，就是
眼前的例子。从统治阶级的立场看，“忠言逆耳利于行”，忠臣到底是卫护
着这个阶级的，而清高之士消纳了叛逆者，也是有利于这个阶级的。所以宋
朝人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原先说的是女人，后来也用来说士人，这
正是统治阶级代言人的口气，但是也表示着到了那时代士的个人地位的增高
和责任的加重。
“士”或称为“读书人”，是统治阶级最下层的单位，并非“帮闲”。
他们的利害跟君相是共同的，在朝固然如此，在野也未尝不如此。固然在野
的处士可以不受君臣名分的束缚，可以“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但是他们
得吃饭，这饭恐怕还得靠农民耕给他们吃，而这些农民大概是属于他们做官
的祖宗的遗产的。“躬耕”往往是一句门面话，就是偶然有个把真正躬耕的
如陶渊明，精神上或意识形态上也还是在负着天下兴亡之责的士，陶的《述
酒》等诗就是证据。可见处士虽然有时横议，那只是自家人吵嘴闹架，他们
生活的基础一般的主要的还是在农民的劳动上，跟君主与在朝的大夫并无两
样，而一般的主要的意识形态，彼此也是一致的。
然而士终于变质了，这可以说是到了民国时代才显著。从清朝末年开设
学校，教员和学生渐渐加多，他们渐渐各自形成一个集团；其中有不少的人
参加革新运动或革命运动，而大多数也倾向着这两种运动。这已是气重于节
了。等到国民成立，理论上人民是主人，事实上是军阀争权。这时代的教员
和学生意识着自己的主人身份，游离了统治的军阀；他们是在野，可是由于
军阀政治的腐败，却渐渐获得了一种领导的地位。他们虽然还不能和民众打
成一片，但是已经在渐渐的接近民众。五四运动划出了一个新时代。自由主
义建筑在自由职业和社会分工的基础上。教员是自由职业者，不是官，也不
是候补的官。学生也可以选择多元的职业，不是只有做官一路。他们于是从
统治阶级中独立，不再是“士”或所谓“读书人”，而变成了“知识分子”，
集体的就是“知识阶级”。残余的“士”或“读书人”自然也还有，不过只
是些残余罢了。这种变质是中国现代化的过程的一段，而中国的知识阶级在
这过程中也会尽了并且还在想尽他们的任务，跟这时代世界上别处的知识阶
级一样，也分享着他们一般的运命。若用气节的标准来衡量，这些知识分子
或这个知识阶级开头是气重于节，到了现在却又似乎是节重于气了。
知识阶级开头凭着集团的力量勇猛直前，打倒种种传统，那时候是敢作
敢为一股气。可是这个集团并不大，在中国尤其如此，力量倒底有限，而与
民众打成一片又不容易，于是碰到集中的武力，甚至加上外来的压力，就抵
挡不住。而一方面广大的民众抬头要饭吃，他们也没法满足这些饥饿的民众。
他们于是失去了领导的地位，逗留在这夹缝中间，渐渐感觉着不自由，闹了
个“四大金刚悬空八只脚”。他们于是只能保守着自己，这也算是节罢；也
想缓缓的落下地去，可是气不足，得等着瞧。可是这里的是偏于中年一代。
青年代的知识分子却不如此，他们无视传统的“气节”。特别是那种消极的
“节”。替代的是“正义感”，接着“正义感”的是“行动”，其实“正义
感”是合并了“气”和“节”，“行动”还是“气”。这是他们的新的做人
的尺度。等到这个尺度成为标准，知识阶级大概是还要变质的罢？
（选自《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