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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岁！中国人民的领导者——共产党、毛主席万岁！
我怎样跟文学结下了“缘分”
——1981 年11 月6 日在纽约哥大的演讲
讲话是有困难的，因为我和诸位是第一次见面，诸位对于我或许还能有
些微了解，但我对诸位却是全无了解，真可说是素昧平生。我也不知诸位想
听我说些什么。
来美前有人提醒我，告诉我说，美国的情况是很复杂的，各色各样的人
都有。有好的朋友，也有不太好的朋友，还有坏的朋友——已经不能称为朋
友，因此你要注意。我不会撒谎，有什么话都直说。我向来处在相当单纯的
社会，对任何人都相信，把谁都当朋友。我以前交过美国朋友，一个很好的
朋友，她就是史沫特莱。本来我从小不单是对美国人，而是对所有高鼻子蓝
眼睛的外国人都很怕，很有戒心。这也难怪，因为过去，中国饱受帝国主义
的欺侮和压迫，但是史沫特莱给我上了一课。她的言行说明，外国人当中也
有很好的人。她那时在上海处境就很危险，整天都被特务包围着，但她仍然
不遗余力为中国的进步事业冒险奔走，在我被国民党逮捕以后，她尽力协助
营救我。所以我回答提醒我的人说，我不怕。我从来就是不怕的，因为我是
写人的，就一定要与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这样才能对他们有了解，否则就
不可能写他们。我这次来美国，就要尽量多见到一些人，也许我将来回国后
能写一些半美国人与美国人。
今天在座的有许多是从事创作或对创作感兴趣的，我现在就讲讲我自己
的创作经验和怎样写人的。
我从小就喜欢观察人，那是因为我在当年封建社会里没有发言的权利，
只能在旁边听，我家庭的组成很复杂，真有点像《红楼梦》，我舅妈就是一
个道道地地的王熙凤；也有人搞枪，招兵买马，占山为王，这又有点像《水
浒传》中的人物；也有书呆子和其他各种特色的人，所以我的家庭本身就是
一部有丰富内容的小说。家里人都看我不起，因为我是女的，又穷又小，大
小事都不让我参预。这就使我有了很好的条件，所谓旁观者清，我可以好好
地在一旁观看，仔细考察。所以我对那个封建社会，那个摇摇欲坠即将垮台
的旧社会，是确实有些体会的。
我还有个习惯，就是遇到人虽不能记得他的名字，但他的形貌、动作姿
态、语言声调等，却在我心脑中留下很深的印象，对这些我颇能过目不忘。
我要感谢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因为这是个革命的时代。我既不能跳出
这个波澜壮阔、多彩多姿的革命时代，我就必须全身全心投入。有一次有人
要我题辞，我曾写道，我也很想能有安静的生活环境，可以无忧无虑。可是
这是乌托邦，天下哪里有世外桃源？我不幸、也可说是有幸总被卷入激流旋
涡，一个浪来，我有时被托上云霄，一个波去，我又被沉入海底，我这条小
船有时一帆风顺，有时却顶着九级台风。因此我得到了很多难得的经验，接
触了各种各样的社会现象和人物，我这样常在风浪中走，等于在不断受到锻
练，对我的写作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回到写作，我说一点体会，我原来并不想当作家，而是迫不得己的。美
国社会怎样，我不知道；但中国旧社会使我很受不了。我该怎么办呢？我不
愿跟着其他的人争着向上爬。进中学后对学校给我的培养教育，也感到怀疑，
他们要把我变成什么样的人呢？为什么老教我老老实实地当顺民呢？只差半
年就要毕业了，我觉得毫无意义，就算将来能进大学，拿了大学文凭又能怎
样？顶多做个平平庸庸的书虫。我由于家庭关系和读了一些书，就懂得忧，
懂得愁，很为国家和社会着急。急于想求得国家该走什么路，我该走什么路
这种问题的解答。那时共产党刚成立，我就去上海找陈独秀，那时陈独秀比
毛泽东有名，我对毛泽东所知不多，虽然我们的家更近，我还认识毛的夫人。
我个人的事，在爱荷华和芝加哥已说了很多，今天时间不多，我要讲得
简短些。到上海后，我首先进了陈独秀办的平民女子学校，那是培养女共产
党员的。后来又进上海大学，校长虽是于右任，但管实际工作的却是邓中夏、
瞿秋白。这个学校我是从后门进去的，读了一年，仍然不满意。我想在座有
很多人对此是容易理解的，像我这样小资产阶级出身，又年轻少经验，因此
极容易对一切不满。我只读自己喜欢的各种小说。包括外国的小说。我也想
去外国，但去干什么呢？自己也不明白。总之，我找不到满意答案，非常苦
闷，想找人倾诉，想呐喊，心里就像要爆发而被紧紧密盖住的火山。我于是
在无其他任何出路的情况之下，开始写小说，所以根本不是什么“为文艺而
文艺”，也不是为当作家出名，只是要一吐为快，为造反和革命。这里连带
一个问题，中国的文学，中国的作家历来多是与政治有不解之缘的，无法分
开的，社会条件决定了这种关系。
当然中国也有一些为文艺而文艺的人，也有一些作品，还写得很好，例
如新月派的徐志摩，水漠社的戴望舒，现代印象派的李金发等；连创造社早
期也号召为艺术而艺术，鼓吹浪漫主义，如郁达夫、郭沫若，他们也有不少
好作品。但他们所号召的“为艺术而艺术”却发展不下去，莫说郁达夫从未
写过浪漫主义作品，他一直是写实的，就连郭沫若后来也转了方向。这个国
家的人民所需要的不是高雅的脱离人民群众斗争的“纯”艺术品，而是要求
反映他们所遭遇的痛苦，说出他们的愿望，这就是为什么文学研究会（茅盾、
叶圣陶等为代表）最早的理论到今天还能存在的原因。他们号召“为人生的
艺术”，为现实生活服务，我就是跟着他们一步一步向左倾的，一直走到共
产主义。这就是当时30 年代鲁迅领导的左翼作家联盟所走的路，他们提出的
口号是“到大众里去”。说实话，左联在上海人并不多，同情的有一群，真
作事的却不多。但奇怪的是这少数人却能在文艺界起领导作用，他们出版的
刊物一上市便抢购一空，另有一些作家如王平陵等的书，却老堆在书店里卖
不掉。还有一些作家，打着“民族文学”的旗号，但这批人如今早已不为人
知，连我也记不起几位了。另外还有“第三种人”，他们攻击过鲁迅和左联，
至今还有一两位写文章的，但他们老说他们的作品没有市场，打不开局面。
并不是他们的文章写得不好，只是没有人要看。这也说明了我自己的问题，
如果我不是走到人民中去，不卷入时代的潮流，那么我的文学生命也早就完
了。那些人就是因为生活圈子比较狭窄，眼光老看着身边，脑子里老想着个
人的得失荣辱，想不到身外的广阔天地，所以多烦恼苦闷，就不能写得深，
写得远。在这一点上我是幸运的。一定要把小圈子的生活丢开，到大天地里
去，到部队去当干部，到农民中参加斗争，到工人中参加建设，到青年中去
和他们一起生活，了解他们的感情。
我的天地比较广大。但是否只要能够到处跑，就能拿回东西来呢？那也
不一定。有许多年轻人有过这种问题，这是因为他们是临时办货性质，是去
专门买一点东西，到处找材料，能找到一点就想赶快卖出去，连加工都很少，
等于现买现卖的贩子，所以少有成就。那么要用什么方法才能真正拿回一些
东西呢？我不知别处是否也有同样条件，在我们中国是你随便走到哪里，你
就立即成为该地的一个成员，就可在那里管事，可提意见，可动手作事。我
开始也不很懂这些，后来才知道你一到某地，你就是某地的主人之一。例如
我到农村搞土改，就是一个组长，要作调查，提意见，听汇报。土改完成后，
分房子时，本村人都没有想起的房屋，我却能提醒他们，他们觉得很奇怪。
其实只是因为我和他们老太婆、年轻人及其他人都能打成一片，所有的时间
都跟他们一起生活，向他们提建议，劝解夫妇和好，把大家都当作一家人，
所以能很熟悉他们各自的情况。我去到那里，就从来没想过是去拿材料好将
来写文章，我只想到是去干工作的，只是想如何能在那里好好长期生活下去，
甚至当个村长也很好。
我每到一处，想的都是怎样能在这里长期居住下来。我在北大荒养鸡，
不了解我的人很奇怪，认为我是作家怎能干这种活。他们不知道我那时想的
是有一天摘帽后能当个好的养鸡队长，我不是为了工资或地位，而是一心想
如何能把业务搞好。“文化大革命”后期，我在狱中，有的时候就拿旧报纸
在床上摆图型，设想何处应是养鸡场、运动场、饲料场等。
我在夜校当文化教员时，就一直想如何干下去。我从未想过只有什么事
才是最适合我的。我不觉得干某些事就是大材小用。只在离开那些工作岗位
回来写作时，所有那些接触过的突出事件和各种人物，就在我脑中像电影一
般不停转动。中国有一个常用的词，不知英文如何翻译，那就是“缘分”，
那就是你跟某些人或某件事总是没尽没完的结合在一起。我跟文学也是这
样。
我们文学上的确向来是有条条框框的，所谓“教条主义”、“形式主义”，
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江青大肆鼓吹“三突击”，他们就说我写的农民不
够英雄。但他们讲他们的，我从来不管别人怎么说，他们爱怎么说是他们的
事，毁誉都不放在心上。
我在爱荷华时，有位台湾来的年轻人来找我。我跟他说，如果有人写文
章骂我，我也不在乎。如果有人要在台湾写文章骂我，那就更好，那增加了
我革命的政治资本。我还问他，你知不知道我是共产党员，你是在跟一位共
产党员说话。
当我同一位作家谈话，说到在农场养鸡的事时，那位作家哭起来，说你
是位作家，怎可让你干那种事。我说我是个共产党员，任何工作都可以干。
他说你虽是共产党，但首先是作家嘛！我说不！我首先是共产党员，共产党
员任何事能作：能上，也能下。
有些关心我的人也不了解我，问我有没有受不了的痛苦。我说是有的，
那就是开除我的党籍，那使我最痛心。因为它在我和人民中间隔了一道墙。
我那时想，我唯一的出路不可能是坐在家里写文章，而是要走到人民中去。
文协许可我留北京写文章，我能有一个四合院，但只能困在那个四合院内。
我不能过那种日子，我是自己要求去北大荒的。我提这个要求，不是要闯升
官或成名的路子，而是要闯到人民中去的路。但闯这条路是需要勇气的，因
为你已失去党员身份，这很不光彩，你必须不害“臊”，在人民中敢抬头。
如果我过去没有和人民在一起的生活经验，那是不敢去的。因为我在抗日和
解放战争中对人民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我相信他们是不会拒绝我的，会给我
友谊和前途。事实证明我选择得对，但这要花很大气力的，否则也不行。他
们几次三番向上面建议说，应该为我摘帽。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用尽方
法保护我，要使我完全不受冲击是不可能的，但可减轻冲击。
中国共产党很伟大，但也有过错误，有时左，有时右，为此受了损伤。
党受了很大的损伤，个人当然也受了损伤。我坐了五年牢。有位朋友还坐了
10 年牢，出狱后我们相遇，我问他们有何感想。他说，党受的损失很大，我
个人倒得到了一些东西。我听了很高兴地说，我们有共同的语言，我们得到
很难得到的经验，得到人民的友谊。如要说损失，也比较小，损失了一点时
间。中国共产党这一点是很伟大的，敢于承认错误。这口头上说说容易，真
正做到很不容易。党又把我们的名誉、地位完全恢复过来，等于承认过去整
你整错了。这种事在古今中外似还少见。我现在完全自由说话，我能来到美
国就是很好的说明。在我以前已有艾青、萧军来过，今后肯定还会有更多的
人来。这对中国来说，可说是跨了一大步，但可说美国也是跨了一大步，美
国也花了很大的力量。如无中美人民之间的友谊，是不可能有今日的中美关
系的。
周文中先生去年去中国，我们见了面，很欢迎他；聂华苓夫妇也会了，
作家协会很欢迎他们。
我说过，我走到哪里，就常会喜欢那儿。我觉得我去过的地方都有它的
趣味。我来美国前还不怎么想来，来到了爱荷华，我很快就爱上当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