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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政权后，剥夺资产阶级占有生产资料的权力，在分配上实行按劳分配，
多劳多得。这从形式上看是平等的，但事实上并不平等。因为一个劳动者和
另一个劳动者，在付出同等劳动，取得同等工资的条件下，由于他们的家庭
负担不同，他们的生活水平就各不相同了。这种事实上的不平等是生产力发
展的水平决定的，消灭这种不平等，不能依靠道德化的说教，也不能靠行政
命令。谁要想只靠这些力量去改变由生产力所决定的分配方式，其结果必然
是破坏生产力，去年刮“共产风”的结果，不是弄得粮食丢在地里收不回来
吗。
共产党是要实现共产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并不是我们的最后
目的。但是，这需要有比社会主义社会更高的生产力水平，即共产主义社会
的生产力水平，才可以作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在目前搞什么取消资产阶
级法权，否定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实际上是混淆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
个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
为要认真批判空想的共产主义，必须把去年的“共产风”扫荡一下，不
破不立嘛。
党校教研室的同志要认真地学习哲学，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
义》应该很好地读，把它摸熟，把根基打好，这样就能经得起风吹浪打。去
年刮“共产风”的时候，不是有几个自认的或公认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对“共
产风”不仅辨不清风向，拦不住风势，而且还要逞风施威，火上加油吗？当
然，看风使舵，投机取巧分子可以不去说他们，对于这样的人，哲学不过是
他们为达到这样或那样的卑鄙目的的敲门砖。这种人要是不从根本立场上转
变，一辈子也不会懂得什么叫辩证唯物主义。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现在要强调讲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要特别注
意解决干部和群众的关系问题，也就是解决干部的群众观点问题。现在有的
干部与群众的关系，就好像奴隶主对奴隶的关系，一声号令下，群众的一切
生产活动都要停下来，去服从他们的瞎指挥。谁要不服从，就粑他送去“劳
改”，简直是敌我不分。这种人根本不懂得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干部和群众
的关系可以有各种形式，但归根到底是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同志式的互助关
系。
要让干部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干部不敢讲真心活的风气不好。弄成这
个样子有它的原因。过去在蒋介石统治下闹革命，杀头也要讲，就是被蒋介
石杀了，还是革命的嘛！现在谁要向领导人提意见，就有被戴上“反革命”
帽子的危险。革命干部为革命提点意见，而背上反革命的罪名，死了也于心
不甘，谁还愿意再去向领导提意见？
讲历史唯物主义，就要批判这种现象，使干部的头脑清醒起来。
什么叫党性？列宁说：“唯物主义本身就是党性。”组织观念强只是党
性的一个方面。毛主席说：“主观主义就是没有党性”。主观主义是不自觉
的，情有可原。”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这几句话
见于《聊斋·考城隍》篇里。去年有些人是有心弄虚作假，为了保住头上的
乌纱帽，说谎话，放假卫星，欺骗党和人民，还有什么党性？这样的人，不
克服说谎话的行为，就是念上一百本马克思的书，也掌握不了辩证唯物主义。
讲唯物主义要和党性联系起来。我们党是靠唯物主义取得胜利的，什么时候
搞唯心主义，什么时候就要碰钉子，个人搞唯心主义，个人就要倒霉，全党
搞唯心主义，党就要垮台，这是用人民和干部的鲜血换来的教训。
讲这些话一定要得罪人，但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又不能不讲话。要是有人
觉得我说的过头了，那就请同志们想想，对于某些至今还拿着唯心主义、形
而上学当宝贝的同志，你除去向他大喝一声，还有什么好办法呢？
（选自杨献珍《我的哲学“罪案”》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
艾青
一九一○──
浙江金华人，中国现代诗人。艾青出身于地主家庭，出生后因算命先生
测为“克星”，被送往本材一个称为大堰河的贫苦衣妇家抚养，大堰河对艾
青的恩爱胜过父母，这使艾青从小感染了中国农民的朴实与忧郁。1928 年艾
青初中毕业后，考入杭州国立西湖艺术学院绘画系，在院长的鼓励下，次年
赴法国勤工俭学，国家庭中断经济接济，艾青被迫中断学业去打工，工余自
学绘画兼习法文，大量阅读文学作品，深受比利时诗人瓦尔哈伦的影响。1932
年，艾青归国潜心诗歌创作，同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开始投身于革命
文艺运动。7 月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入狱，以颠覆政府罪被判徒刑6 年。囚徒
生活使艾青从绘画转入诗歌创作。1935 后获释后，开始发表诗歌创作。抗战
期间，艾青以其诗作投入到争取进步艺术的战斗之中，被选为陕甘宁边区参
议员，延安文艺界抗战协会理事，并加入共产党。1945 年任华北联合大学文
艺学院副院长。新中国成立后，被选为中国文联委员，《人民文学》杂志副
主编。1957 年被错划右派，离开文艺界去黑龙江、新疆等地接受劳动改造，
“文化大革命”又一再受到批判。1976 年后重新获得创作自由，1979 年增补
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联委员和中国作协副主席，1983 年当选为六届人大
常委，1985 年荣获法国授予的文学艺术最高勋章。
艾青是中国新诗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具有独特风格的现实主义诗人。
他认为“诗与伪善是绝缘的，”“诗人只能以他的由衷之言去摇撼人们的心。”
这里选编的演讲辞十分贴切地体现了艾青的这一个性。
《在粉碎“四人帮”（1979
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诗人座谈会上的讲话》
年1月17 日）是诗人二十年沉冤昭雪后的一次讲演。艾青以一个友人的奇
特遭遇开头，十分熨贴地表现出祖国春回大地的欣喜心情。诗人沉痛地述说
了多年来政治空气的反常，造成人人噤若寒蝉；诗人大声疾呼要建立一个罪
恶史陈列馆，让人们永远记住那些搞文字狱的罪恶之徒；诗人由衷地感叹“人
民民主是多么可贵”，“进行艺术创作首先要有政治民主，如无民主，心有
余悸，“如同鸟笼子的门开着，鸟看着笼子门，心想是出去好还是不出去好？”
这些感慨对那些没有经历过政治运动的年青人来说，形同天方夜谭。”诗人，
应当讲真活。”“真话是苦药，但不是毒药，苦药是治病，毒药是害人。”
艾青的一腔热忱全部倾注在铿锵有力的这话语之中。诗人最后说：“春天来
了，春天已经来了！这很好，但还应看到有沼泽地带，还有泥浆路。”我们
深深为艾青的真诚所折服，这恐怕也是我们选编这篇演讲辞的原因吧！
在粉碎“匹人帮”后召开的第一
次生国诗人座谈会上的讲话
我已经多年没有出席过这么隆重的会了。像这么一种阵势，不得不使我
感到紧张。我有一个朋友叫胡明树，他也是二十多年没出席会议了，一开始
就兴奋，就紧张，当时就昏倒了，马上送到医院，很快就死了。
今天，有这么多诗人出席这次座谈会，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到会的诗
人中从“五四”到如今，老、中、青三代齐聚一堂，我听了大家的发言，受
到了多方面的启发。我想每一个带听觉来的人，都会感到有收益。
前几天我在会上已讲了一些话，那么，今天大会发言就可能有些重复。
本来，大家让我讲讲形象思维。大家都是诗人，讲形象思维是班门弄斧。我
倒想讲讲创作民主的问题。这或许是当务之急。
总理在1961 年讲咱们民主作风不够。这个问题提得好。当然，今天的民
主作风和1961 年相比，已有了进步。
总理还提到，只使一人言，不使众人言，岂不成了“一言堂”吗？这句
话，百分之百正确。我认为：天下绝不应有此事。蓝色苍穹之下，绝无此理。
几年来，有一种做法：被认为说错一句话，就有人打棍子，似乎有一种
固定的框框。我并不一般地反对框框，办任何事总要有个框框，但不能随便
打棍子。还有人爱抓辫子，诗人是激情的“白发三千丈”，抓辫子太容易了。
也有人爱扣帽子。帽子不能不戴，但不能乱戴。应当有一种社会主义的民主
空气。
搞创作，不能有划一的格式。因为文艺创作是一种形象思维，每个人有
每个人的思路，不能强求一律。过去，有时一个人说了算，说什么：“我不
喜欢。”那么，我可不可问你：“你算老几？！”这话不好听，但很纯朴。
讲了半天百花齐放，文革期间却一花独放。一些条条框框把入们束缚注
了。我主张要有创作自由，也要有批评自由，但不能用政治代替艺术。少数
人不能独霸文坛。我有这样一种感觉，批评家比作家好当，似乎只要摇摇头，
一个动作，就够了。有时一个人摇摇头，就造成十分紧张的空气，这很不正
常。要让大家敢于讲话，允许大家发表不同意见，只在不违反基本原则。
周总理讲话快20 年了。18 年前发出的呼声，但这么多年，没照这样去
做，却执行康生那一套，执行林彪、“四人帮”那一套，20 年过去了，多少
人流了血，多少人蒙受不白之冤。我今天深感幸福，能站在这里讲话，我没
想到。甚至我没想到过要离开新疆。我那时确实有终老在新疆的想法。
人民是有疾苦的，这用不着隐瞒。许多地方生活很苦，受过痛苦的人，
更懂得哪里有真理，什么是真理。
第二个问题，我想谈谈新诗。新诗创作有自己的历史。我是1910 年出生
人，九岁那年赶上“五四”运动，念小学时，就读“五四”时期的作品，如
蔡元培、梁启超、孙中山的文章。还读过胡适的《尝试集》。他写的白话诗，
那时影响很大。今天读起来淡而无味，有的诗比儿童诗还幼稚。当然，像孩
子似的，从爬行到站起来并不容易。当时俞平伯、康白清也写诗。那时郭沫
若的诗影响很大，我读他的《女神》、《凤凰涅槃》，我还读他的《瓶》，
这是一首充满感情的诗，重复句子很多。重复，无非是为了强调，有什么“一
切的一，一的一切”。这是诗的历史，任何事物都有自己发展的轨迹。
我从小写诗，写了这么多年，有人说我的诗好、有人说是“大白话”。
大自话没什么不好。说大白话比说“大右派”好。有的人写的诗四不像，古
不古，洋不洋，帮腔帮气，主题先行。新年到了，要写新年献词：春节到了，
要写春节献词，这算什么诗？
我们的新诗有一个传统——反帝、反封建。当然，还应看到，反了这么
多年，还有买卖婚姻，结婚还要陪送几大件。
《天安门诗抄》选得很好，这些诗十分感人。读了这些诗，我曾说：我
们没理由悲观。在粉碎“四人帮”的过程中，诗竟起了那么大的作用，不知
古往今来有没有？如没这些诗，“四人帮”会不会倒得那么快？也很难说。
“四人帮”手中有权，张牙舞爪，你要虎口拔牙，谈何容易？有了诗，可看、
可听。这也是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的结合，视觉与听觉相补充。总之，《天
安门诗抄》为我们提出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诗人要对当代提出问题，要与
人民共思考，多提几个为什么。当然有危险，睡觉不危险，可平安无事，但
你又要做事，又图平安，那怎么行？都像30 年代一些人“今天天气哈哈哈”
这绝对平安无事，但对不起人民，也对不起自己的诗人称号。
我认为一个人要有敏感性，也要有主见。生活在世界上，处处充满矛盾。
没政治敏感性不行。有人凭“天气预报”搞得手忙脚乱，谁上来就捧谁：谁
下来就打谁。总之，要有政治上的坚定性，不要像投机商那样。应当和亿万
人民站在一起，和人民一起思考，大事上不会错。如果连人民都不相信了，
那就没办法了。
卞之琳想写一建设性的诗，却挨了多少人骂。卞之琳经常像祥林嫂那样
说：“我真傻。”这些年，搞得人们想干点好事总要担惊受怕。有人写《天
安门四重奏》受了伤害，普天之下受伤害的人有多少啊！一些人简单地结束
了生命，可是他们却找到了一个永久的安全之处。
什么叫野心家？什么叫阴谋家？应有一个罪恶史陈列馆，可以把林彪、
陈伯达以及“四人帮”的罪证都陈列在那里。康生他手上鲜血更多，全身可
泡在血里，血染浴池。由于他们这些人大搞文字狱，株连人之多，至今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