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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呢？从我的经历里面，同学们可以算一笔账，只要有一点简单的算术知识，
就可以得出解答。
以上是我早年碰到的困难。同学们可以想一想，在旧社会，又没有书，
又没有钱，又没有老师，甚至没有灯光，电灯黄黄的，一点儿光，看不清。
今天，在党的关怀之下，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请同学们对比一下，一方
面要珍惜现在的环境，另一方面要加强信心。现在很多人没有信心，能不能
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啊？四个现代化能不能搞得成功啊？等等。从我的体会
讲，我觉得有信心，赶得上。不过做个懒人可不行，要加强努力，才赶得上。
现在，再讲我生平第二“劫”。抗日战争期间，我从英国回来，当时后
方条件很差，回到昆明以后，吃不饱，饿不死。那个时候，有句话叫“教授
教授，越教越瘦”。记得有这么个故事：教授在前面走，要饭的在后面跟，
跟了一条街，前面那个教授实在没有钱，回头说：“我是教授！”那个要饭
的就跑掉了，因为连他们也知道，教授身上是没有钱的。
在那个时候，日本人封锁我们，国外的资料，甚至杂志之类都看不到。
不但封锁，而且还轰炸。在那种困境之中，许多教授不得不改行了，有的还
被迫做买卖了，他们跑仰光，去买点东西到昆明来卖。我住在昆明乡下，我
住的房子是小楼上的厢房，下面养猪、马、牛，晚上牛在柱子上擦痒，楼板
就跟着摇晃。没有电灯，就找了一个油灯使用。油灯是什么样的呢？就是一
个香烟筒，放个油盏，那儿没有灯草，就摘一点棉花做灯芯。就是在这种微
弱的灯光下，我从1940 年到1942 年完成了我的《堆垒素数论》，后来又跨
到了矩阵几何。
抗战胜利后，我到美国去了，当上了“洋教授”。我当“洋教授”也比
较困难。别人是又有博士头衔，又有大学毕业证书，我却都没有。在这种情
况之下，人家还是让我当了教授。所以同学们可以看到，第二次在昆明的艰
苦环境里，由于坚持不懈，有了成果，人家还是不得不承认的。
第三“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我是“臭老九”，当然不能幸免。
1980 年，外国又来邀请我去讲学。有的老朋友很关心，也有点担忧。他们说，
这次华罗庚出国，可能要摔跤，可能要露底了。为什么呢？因为“文化大革
命”中，我图书馆也不能进，十几年不上图书馆了，还能不落后吗？不但如
此，大家都知道，那时候，我一方面是各处跑，搞统筹优选，是很忙的；另
一方面，背后还要防“四人帮”的冷箭，虽然时刻提防，我还是被射了不少，
甚至在1975 年被射倒过。所以，有些朋友的关心、担忧是很自然的。但是，
他们不知道我有一个上算的地方，就是“外通里国”。什么叫“外通里国”？
就是外国知道我的名字，有书出版就寄一点给我。这样，我不通过图书馆，
也可以知道一些国际行情。而且，他们不了解，我始终没有放弃理论研究。
那时候，我身体还很好，白天紧张地搞优选法，有时上午跑四个厂，下午跑
三、四个厂，一天跑七、八个厂。尽管这样紧张，我没有放松理论研究。我
的理论研究是晚上进行的。做我的助手也不容易，说不定晚上一点钟、二点
钟被叫醒，来考虑考虑这个问题怎么搞。所以他们是很辛苦的。不过那个时
候搞了理论研究还不敢说。因为如果哪一天我们暴露出来，等一会就要说：
你看这个华罗庚，用统筹优选作幌子，他实际上念念不忘半夜搞他的理论研
究。这种人后来一看形势变了，他又改一个手法，说华罗庚就只搞统筹优选，
不搞理论研究。反正这种人理论不多，实际也不高，但他有一种本领，手里
有一根棍子，你搞理论他就打你的理论，你搞实际就打你的实际。那时期我
们的帽子当然不少罗，唯生产力论的帽子也戴过了，以目乱纲的帽子也戴过
了。但你说你的，我干我的。我只知道统筹优选对人民有利，我要搞；我只
知道，没有理论就搞不出优选来，所以理论也要搞。
不过，我们刚出国的时候，心里终究也不很踏实。为什么呢？因为十几
年中虽然是搞了一些理论研究，但毕竟遭到了损失，许多手稿也抄的抄了，
偷的偷了，而且研究成果大部分没有写下来，或者只写了一点草稿，在脑子
里像散沙一样，像乱麻一样。如果出国以后，立刻叫我上台讲演的话，我还
真有点担心，亏得去了之后开了两个学术性会议，会议后刚好暑假到了，有
三个月时间。我们就利用这三个月时间，把研究成果部分整理了一下。整理
好之后，我给了他们一个单子，单子提了十个方面。一般讲演，提出几个专
题就够了，拿自己最擅长的专题就够了。可是我们提了十个方面。这是什么
意思呢？是不是要在外国人面前炫耀一下，表示学问广、精、深，数学十个
方面都可以讲？这不是我的想法。我的想法是，到一个地方去，与其讲我自
己所长的，不如讲我自己所短的。讲自己所长的好不好？我在这儿跟同学们
讲一下哥德巴赫问题好不好？好，为什么呢？大家都听不懂。你们会得出个
什么结论呢？华罗庚的话，大家都听不懂，一定是有学问的。可我自己有收
获没有？我自己没有，得不到东西。所以我的想法是，提出十个方面来，好
让人家自由选择。让他们选，他们一般都是选他们最好的东西，最拿手的东
西。好，我就到你那儿讲你们拿手的东西。中国古代有一个说法，切忌班门
弄斧。可是我的看法是反过来的：弄斧必到班门！你要耍斧头就要敢到鲁班
那儿去耍。在旁人面前耍，欺负人家干啥？你到鲁班面前耍一耍，如果他说
你有缺点，一指点，我下回就好一点了；他如果点点头，说明我们的工作就
有相当成绩。俗话说，下棋找高手。找一个比我差的人，天天在那里赢他的
棋，赢得每天哈哈大笑好不好？好是好，但你的水平提不高。如果你找高手
下棋，每一次都输给他，输这么半年下来，你的棋艺能够没有进步吗？所以
我主张弄斧到班门，下棋找高手。
这一次，我跑了四个国家，好几十个城市，做了好多次报告。反映怎么
样呢？我给跟我出去的同志说：你们向上面汇报，第一，大家给我讲的好话，
你少吹点，如果要说一点的话，最好是有书面根据的。为什么呢？因为虽然
外国人对学问还是很严肃的，不瞎吹瞎捧别人，不过我们也不得不防备一点，
因为我这个七十岁的老头儿到那里去，人家大多是我的学生辈，你又是借了
新中国的威信，又是科学院的副院长，人家捧一两句会不会呀？我想是会的。
所以，我们情愿估计我们的差距比人家大一点，而不要估计我们比人家好，
我们经常说，我们的文章达到了世界水平，可能某篇文章达到了世界水平，
可整个加起来呐，我们的差距还是很大。因为差距是指面上的差距，不是说
我们有几个个别的人，他的数学很好，或者他的某一门科学很好，我们中国
的科学就很好了。我们是一个面上的差距，是整个的差距。所以领导上再三
强调，要提高我们整个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实际真正的水平是整个民族科
学文化的水平。当然也不排斥我们有若干个特殊的人先搞好，搞得好。这次
我在国外，也同国内一样，“人民来信”多得很。我只想给大家念一封信，
有一位美国的学者，在荷兰听了我的报告，他是这样写的：“您在安呐本的
演讲，是真正令人赞叹不已的。您向大家证明了，好的学者即使是在最恶劣
的逆境中，仍然可以做出出色的成绩，您使我们这些生活在安逸和稳定环境
中的人们，只能感到羞愧。”这个人我不认识他，他给我写了这封信。这说
明了什么呢？说明即使是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浩劫，也不能把我国人民
压倒。由于我们能够坚持工作，结果还是做出了成果。这个成果还得到世界
上学者的承认。而现在是“四害”除掉了，我们的日子是一天比一天好过了，
同学们想一想，现在环境这样好，我们应该不应该有信心呐？我想，你们是
会作出叫人欣慰的回答的。
那么，我们是不是还会有困难呢？困难肯定有的。不过，现在看起来，
就是有困难，也决不会比从前我们遇到的困难更严酷。就是再有困难，我们
还是可以克服的。我们应该有勇气，有志气。对我个人讲，是不是还会有困
难呢？当然是会有困难的。除了其他困难，眼前就面对着：自己有成果了，
满足于现在的成果，甚至骄傲自满；国外有名声了，国内也有了，我可以歇
口气了，可以不要学习了；而且我这个人年纪大了，就指导指导人家搞研究，
自己少吃点苦吧。如果这样想，那就是一个危险，这是自己造成的困难。比
如，今天我在这里跟同学们见面，以老同学的资格给大家谈自己的经历，就
很容易产生满足的思想。所以我要警惕。满足的思想是不能有的。因为学问
是没有止境的。科学是实事求是的，是精益求精的。科学每前进一步，都需
要付出更加大的劳动。我顺便在这儿给同学们把自己的思想暴露一下，讲了
之后，对我自己可能有好处的。
我为了经常提醒自己，给自己写了几句话，叫“树老怕空，人老怕松。
不空不松，从严以终。”像我这样的年龄，是很容易“松”下来的。当然，
并不是说年纪轻的人就不会松呀！年轻人如果要松起来，对不起，我就要以
老学长的资格打他的手心啦！总之，搞科学，做学问，要“不空不松，从严
以终”。要很严格地搞一辈子工作，为人民服务一辈子。我常常对自己说：
以前三次浩劫，都没有把我打垮，说不定很可能最后从我自己的思想上，在
已经有收获的时候，自己打垮了自己。我一定要警惕。
现在的学习环境和条件，比我从前碰到的情况好多了。我走的是自学的
道路。自学嘛。就得靠自己勤奋努力。有的同志要我谈谈这方面的体会。很
系统的一下子讲不出，我想：一、自学最起码的一条要踏实，从自己水平出
发，不要好高骛远；二、自学要有周密的计划，要经常检查；三、在自学过
程中要多想多练；四、要以长期性、艰苦性克服自学中遇到的困难。要知难
而进，锲而不舍。我曾写过这样四句话：“埋头苦干是第一，发白才知智叟
呆。勤能补拙是良训，一分辛苦一分才。”
（选自《学人谈治学》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 年版）
巴金
一九○四——
四川成都人，现代著名作家。出身于一个没落的官僚地主家庭。封建大
家庭的衰败，社会现实的黑暗，使他对旧制度产生了强烈的不满。1929 年发
表处女作《灭亡》（长篇小说）。此后又连续写出了《爱情三部曲》——《雾》、
《雨》、《电》，《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寒夜》。
这些作品思想深刻，风格细腻，深受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的喜爱。鲁
迅曾对巴金的创作给予了高度评价，说：“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
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新中国成立后，巴金曾两度赴
抗美援朝前线采访，满腔热情地抒写了在朝鲜战场的见闻，讴记歌志愿军指
战员。在50 年代和60 年代前期，他创作了许多以歌颂新生活、赞美新社会、
保卫和平等为主题的散文。“文革”期间，他受到残酷的迫害。粉碎“四人
帮”之后，他精神焕发，重新开始写作，除将建国三十年来写的散文编选成
《爝火集》出版外，还出版了《巴金近作》、《巴金散文选》、《探索与回
忆》、《心里话》和五集《随想录》。这些作品情感深沉，敢讲真话，充分
表达了一个正直的老知识分子对祖国和人民的爱。
《核时代的文学——我们为什么写作》（1984 年）是作者在日本东
京出席第47 届国际笔会大会时的演说。这一届国际笔会的总议题为核时代的
文学和作家的关系。在曾经遭受过原子弹轰炸的日本来讨论这一议题，具有
特殊的意义。作者以自己在广岛、长崎访问时耳闻目睹当年核爆炸残迹的感
受，对深受战争残害的日本人民表达了深切的同情，并以一个老作家的强烈
责任感，呼吁各国作家用自己手中的笔承担起保卫世界和平的使命，以使广
岛的悲剧不致重演，使核时代成为和平建设的时代。他坚信：“只要全世界
的作家团结起来，亿万支笔集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