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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一直在那里看着它，却没有看见它往哪里飞了。
我希望那是我的河河，那肯定是我的河河。它在飞回天堂之前来看一看它的家，来作最后的告别。它一定对我说了很多安慰的话，告诉我不要太伤心，我们会在天堂相见的。它一定是喊着“祝你平安”，然后飞去的。
小儿子在电话中哭着读他写给河河的信：“妈妈说她和爸爸昨天把你埋在门外他们种的迎春花下，这样每天你都会看到爸爸上班下班，每天都会看到咱家人在餐厅吃饭。不管你在哪，你始终都是咱家的成员。”
我的河河飞走了！飞到永恒的乐园。它婉转优美的声音在常青的树木下，在不凋的花丛间回响，它深邃清纯的目光永远永远流泻在大地上。
蓝天下，山崖旁，长眠着我心爱的小河河。不论春夏秋冬，不管白昼还是夜晚，我都能看见它美丽的眼睛清纯的目光，那是世间最美丽的眼睛，那是只有我们河河才有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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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成起：走进总督府（1）
进古城保定，沿裕华路西行，遥望那两座上悬可升降方斗、高十丈有余的大旗杆，便是清代直隶总督府的去处了。
在“城头变换大王旗”的历史风雨中，旗杆顶端那面随风招摇、上有雍正皇帝御笔圣书“直隶总督部院”的白地黑字、红布牙镶边的长方条旗，早已飘零落地近一个世纪了。而总督府门前两侧那一对头上有十三团卷毛、象征一品大员地位的怒目圆瞪的石狮，似乎仍在向世人宣示着总督府当年那不可一世的威严。
“一座总督衙署，半部清史写照”。漫步在这座已有近三百年历史的古衙院中，耳绝了闹市的喧哗，心寂了功利的浮躁，在时空的隧道中冷观着日出日落，漠视着月缺月圆，寻觅着王权统治盛盛衰衰的历史轨迹。
一
据清史料记载，现存的这座直隶总督府落成于雍正七年（1729年）。虽已历经二百七十余年的风雨，间有修葺增补，但仍完整地保存了当年基本的建设布局和建筑风格。而全国同期而建的两江、陕甘、江宁、云贵等总督府衙，不是因历代战乱或水火天灾而毁，就是因年久失修或人为破坏已变得破烂不堪面目皆非。而保定现存的这座直隶总督府衙乃是至今全国封建王朝府衙中保存最完整的了。
这座占地近三万平方米的清代府衙，东西横宽约一百三十米，南北纵深约二百二十米。一色的青砖硬山墙灰色布瓦顶建筑，以大门、仪门、大堂、二堂、官邸、上房为中轴线，配以东西两侧的厢房、耳房和更道的颇有几分皇家风格的建筑布局，院内甬道旁两行参天百年桧柏及堂前屋后枝权怪异的几棵老槐，处处令人感到一种无言的肃穆和几分萧然。而大堂中悬有雍正御书“恪恭首牧”的镏金大字匾额，案几后矗立的绘有海潮、朝霞、旭日、仙鹤图案、红木镂雕为架的巨大屏风，宽大的太师椅前案几上一溜摆放的黄绸布包裹着的关防盒、令箭架、签筒、笔砚，再配上大堂两侧分列排开的雕有虎头图案的“肃静”、“回避”护卫牌及书有“兵部尚书”、“太子太傅”、“都察院右都御史”等十八种官衔及身份的云牌，外加东西两靠山墙前竖立着的刀、枪、剑、戟、斧、钺、钩、叉等十八般兵器和刑杖，又不由得使人眩惧于当年直隶总督的权势与威严。大堂外的廊柱上一副黑漆作底、挥金为字的抱柱联，上联为“北吞大漠，南亘黄河，中更九水合流，五洲称雄，西岳东瀛一屏障”；下联为“内修吏治，外肄戎兵，旁兼三口通商，一代名臣，曾前李后两师生”，不仅勾画出了当年直隶府所管辖的北至蒙古大漠，南达九曲黄河的宽广疆域和极其重要的战略位置，而且把直隶总督集内政外交、治吏统兵重权于一身的八面威风无遮无掩地宣示于世人。
穿过总督理案议事的二堂，过垂花门，即来到内院的官邸（三堂）和上房（四堂）。环视内宅的三合院落，又是另一番景色。与断刑理案的前院威严肃杀相比，小院多了几分幽雅恬静。古朴典雅的门楣隔扇，逶迤幽深的曲径苔路，遍植庭院的石榴、海棠、丁香、紫藤，叶稀影疏随风摇曳的几杆翠竹，再配以门厦楹柱上清雍正年间署理直隶总督唐执玉手书的“将勤补拙，以俭养廉”的一剐楹联，与前院宛若两个天地。
由此看来，一个人无论居位多高，权授几重，终究是生于天地之间的一个普通的人。执业的艰辛，用权的冷酷，官场的逢迎，成败的喜忧，或许不应仅仅是一个时空的转换与限定。而高堂的孝奉、妻室的窃语、儿孙的绕膝、民味的品咂，又是任何一个正常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漫步于已是人去府空的古衙，凝视已现老态但仍顽强矗立着的几棵古树，我似乎又明白了人生中的许多。
二
封建王朝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设“总督”之职以行朝廷之命由来已久：古起于汉、魏，制成于明朝，而权重于满清。据史料记载，明朝以前的总督并非定制，只是一种由皇帝派遣，授权于巡视某地，督察某事，“事毕复命，随命随免”的临时性职务。至明朝中后期，总督才逐渐成为官职定制。不过当时定制后的总督所执掌的仍仅仅是以督军镇守为主，事权比较单一。
到大清设直隶总督时，总督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封疆大吏”，是统辖一省或数省，握“综制文武、察举官吏”之权，承“厘治军民，修饬封疆”之责的地方最高军政长官。“直隶”者——育接隶属之谓也；“总督”者——总管督理之意也。在全国所有的总督中，因直隶环绕京城，地处天子脚下，权势尤其为重，被视为全国诸总督之首，号“五洲称雄”也并不为过。所以，凡实授直隶总督者，几乎都是皇帝崇信的栋梁股肱重臣。
自雍正二年（1725年）清朝在保定设直隶总督府赵维钧任首任总督始，到宣统三年（1911年）清朝灭亡张镇芳为末代总督署理止，在这 187年中，总督的任免达100任 （次），在过总督职位上的多达74人，平均每任不足两年。即便除去“署理”、“护理”、“协办”这几种带有代理试用、看护协助等临时性者外，真正做过“实授”总督实职的即有 38人。任职短者如雍正年间的李卫、乾隆年间的高斌、嘉庆年间的吴熊光等人，任期仅3个月而已，而任期时间长的当首推李鸿章和方观承了。方观承在乾隆年间两次出任直隶总督近二十年，而李鸿章则分别在同治和光绪年间3次被授任直隶总督，在任更长达28年之久。
频繁地调换地方官员无疑是封建皇帝加强对地方政权控制的一种
治国之道。况且直隶总督位高权重，忠则成为拱卫京城的护驾良臣，奸则蜕为危及京师的朋比奸党。久居高权重位，一旦养成尾大难断之势，或则欺君罔上，藐视皇威；或则结党营私，篡权乱国。自古以来，皇帝是深谙防此之道的。况且直隶地处畿辅重地，觊觎此肥差者众。在诸多京官的众目睽睽之下，遭弹劾几率更高。稍有闪失，轻则招革职查办之灾，重则遭尸首两异之祸。世人常道“京官难当”。实际历史上的直隶官也未必好当。所以历来直隶总督多短命的结局又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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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成起：走进总督府（2）
单纯地以阶级斗争的观点去审视历史，自奴隶社会以来的人类发展史几乎全部成了一部血淋淋的阶级斗争史。用这个特制的历史镜头滤掉所有的五彩斑斓的光谱后，人类赖以生存的生产力的发展不见了，仅剩了同类间无情的杀戳；所有官吏中，最基本的人性泯灭了，都成了一群统治阶级御用的凶鹰恶犬。然而人类毕竟从“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的“小儿时节”，到“铜铁炉中翻火焰”的“几千寒热”，再到今天的光电文明，遨游太空的梦圆，上万年一步步走来，留下的是一行深深的生产力发展的足迹。
任何一代王朝，任何一位皇帝都在祈求手中的江山永固和自己的万寿无疆，但这又是任何一个朝代、任何一位皇帝都永远无法做到的。我不由得想到，一些开明的君主皆晓“舟水”之理，把抚民固邦作为立国之本；而昏庸之君则终日声色犬马，误国祸民。于是历朝的官吏中便有了清贪之别和勤庸之分。
步入总督府大门，穿仪门而过，在离大堂外月台下的不远处，立有横跨甬道的四柱三顶戒牌坊一座。牌坊南侧刻有宋代黄庭坚手书“公生明”三个大字。北侧正对大堂的一侧刻有“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十六个被视为官场箴规的小字。再配以对面大堂前抱厦楹柱上悬挂着的曾国藩手书的“长吏多以耕田凿井而来，视民事须如家事；吾曹同讲补过尽忠之道，凛心箴即是官箴”的楹联，似乎这应是对封建王朝官吏的治事之道和为官之德的一个最贴切的注脚了。
自清雍正年间设直隶总督以来的187年中，有不少总督是任职仅不足一年的匆匆过客。除清朝晚期的李鸿章，任职时间最长的当屑乾隆年间的方观承了。
方观承祖上系安徽豪门世家。因受“文字狱”的牵连，当时其曾祖虽已故，但因罪不容赦仍被开馆戮尸，全家被流放到黑龙江卜魁（今齐齐哈尔）。方观承弟兄二人因年幼免流放，寄居在金陵（南京）清凉山寺，但允其每年到塞外探亲。幼年的他家处逆境，虽使方观承遍尝游历跋涉之苦，但也使他“励志气，勤学问，遍知天下利病，人情风俗，所学设施，遂蓄为巨才矣”。以33岁之龄入仕，虽已称不上什么少年得志，但此后以他出众的才华而频繁升迁则令人刮目。从雍正授予其随军中书起，很快官至直隶按察使、布政使，继而署理山东、浙江巡抚，51岁授任直隶总督，年满70终于任上。他在近二十年的任期中，面对辖区内水患连连、民不聊生的惨状，多次亲自率员巡堤查防，探水勘险。北起潮白河、拒马河、永定河，中经子牙河、大清河、滹沱河，南至漳河、黄河，处处留下他踏勘的足迹。他数次上疏，奏陈治河方案，请拨治水之资。凡重大工程皆亲自勘察。河道治理中不循旧例，打破陈规，依地就势，疏堵并举，取得了显著成效。在他的任期内，直隶辖区的重要河流基本上未出现大的水患。他的治河功绩不仅为直隶百姓所称颂，而且得到了乾隆皇帝的充分肯定，称“叹其筹永定之善，非他人执成法者所能及也”。
方观承重视农耕，认为“善民之本，莫于务农”。他从江浙积极引进甘薯高产品种，又利用他曾任江浙巡抚之便，“雇觅宁（宁波）台（台州）能种者20人来直（隶）”，亲自推广示范，“饬各属劝民种植，以佐食用”。
为了推广棉花种植技术，他根据棉花生产的流程，亲自精笔绘制了一套《棉花图册》，把棉花生产需要把握的布种、灌溉、耘畦、摘尖、采棉、拣晒、收贩、轧核、弹花、拘节、纺线、挽理、布浆、上机、织布、理染16个关键工序，以16幅图精心绘出，每幅图都附以文字说明，并各配题七绝诗一首。适逢乾隆皇帝南巡路经保定，方观承将棉花图呈圣上御览。乾隆阅后不仅龙颜大悦，而且还引得这位一生喜舞文弄墨的皇帝诗兴大发，欣然命笔，在每一幅图上御题七言绝句诗一首。于是便有了我们今天在参观直隶总督府时所看到的镌刻于青石上的《御题棉花图》。
看罢镶嵌于总督府墙壁上的这幅石刻《御题棉花图》，我心中不由得生出几分特别异样的感慨来。我曾作为地县领导在基层工作多年，也主管过农业及农村工作。我曾以惯于深入乡村基层而自慰，也曾以知农助农而心安。但与这位把种棉都研究得如此头头是道的官居封建王朝直隶大员相比，我倒真的有点自愧不如无地自容了。在“三农”问题已喊了多年的今天，我们现任的一些官员们不应该从中悟出点什么吗？
在这74位直隶总督中，尚有一位雍正年间任期不足三年的唐执玉名声颇佳。这倒不仅在于他任职期间亲自主持修建了可供后人参观探古的这座总督府衙，也不仅因他“厚民生，澄吏治”，除水患，减民负的政绩，而更令人起敬的是他对“民膏民脂”的珍惜与平素“布衣粗食，亟避奢华”的清廉。
唐执玉是年满花甲以带病之身奉诏署理直隶总督的。康熙末年以来，因国家长治久安，八旗子弟疏于弓马，朝廷官吏多有懈怠。在此之前的六位总督，长者在任年余，短者一月不足，而且皆少有建树。所以当时康熙帝有“督抚七八易，皆不称”之叹。到雍正帝临朝，誓意革新政治，振刷颓风，整饬直隶吏治。于是，尽管唐执玉以病体难支为由，数次上疏婉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