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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生日时举办他文学活动70周年纪念会，他很高兴。还问我到时候穿件什么衣服。我对他说：衣服我替你买。原来定了这几天他跟我去看衣服的，没想到……”他的女婿迟晨浩把我引进白羽的书房兼卧室，说：“再看一眼吧。”这间不到15平米的小屋被一张单人床，一组沙发，一排书柜，一张木桌塞得满满的。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曾和不止一拨的部队青年作家在这里聆听他的教诲，记得就有乔梁、刘兆林、宋学武、简嘉、唐栋等。1994年春节前夕，与他相伴了半个多世纪的夫人汪琦突发心脏病在家中去世。我闻讯赶来时，汪琦同志刚被拉走。他久久地不让医生们拉走她。尔后，我陪他也是坐在这间小屋里默默地垂泪，我第一次看见他流泪。一时间，忽然拉近了我们间上下级的关系，我甚至觉得他很可怜。我说：“刘部长，您一定要保重自己。”悲不自胜的他抬起头来说：“我是共产党员，我能挺得住。我要活下去，我要把和汪琦一同构思的一部长篇写完。”（就是他80岁以后出版的《风风雨雨太平洋》）此刻，我环视这间屋子，他晚年常穿的那件格子夹克还搭在椅子背上。仿佛他一会儿就会回来……
30年前第一次见刘白羽时的情景还像昨天一样清晰。1975年秋，我当时在复刊不久的《解放军文艺》当编辑，编辑部在总政大楼内办公。一天上班时路过文化部值班室，忽见里面坐了一位以前没见过的老军人。当时值班的人都是我们这些小干部，因为值班室的任务是听电话，写记录或喊电话。领导是不用值班的。好奇的我禁不住走进去问这位老军人：“您是？”“我叫刘白羽，刚刚来的。”“啊！”我一时惊得说不出话来。60年代我上中学时有限的几本“藏书”中就有一本《红玛瑙集》，到后来都翻旧了，喜欢文学的谁不知刘白羽的名字。早几天也听说大作家刘白羽从秦城监狱里放出来了，中央安排他到总政文化部工作。没想到竟在这里见到。1975年还是“四人帮”统治时期，刘白羽虽然恢复了工作，但在总政文化部是“顾问”，不是部领导，所以也安排了他值班。我说：“我从中学就读您的作品。”他听了问我叫什么名字，在哪里工作。我一一报来后，他说：“今后我们可以常见面了。”
此后我很幸运地成了他的部属。他几次对我讲起，他一生有三个重要时刻都选择了军队。1937年赴延安后，毛主席本来要他去教书，他坚决要求去前方，后来主席分配给他陪同卡尔逊的任务，算是批准了他的要求，从此他留在八路军总部。第二次是1945年抗战胜利，周恩来副主席让他在去香港做文化工作和参加解放战争两者间选择，他选择了后者。第三次是1975年他被“解放”后，他提出回军队，主持军委工作的小平同志同意了他的要求。他在脱下军装20多年后重又穿上了军装。他为这三次选择而庆幸，多次说：“我的性格与其说是作家，更是一个军人。”“四人帮”被粉碎后他担任了总政文化部长。他的“作家部长”，但更鲜明的是“军人风格”。上任不久就指示解放军文艺社创办一本大型文学期刊，并亲自选定《昆仑》作刊名；大约是1983年的哪一天吧，他把李瑛、张澄寰、陆文虎和我叫到他办公室，指示筹办军艺文学系，并亲自点将徐怀中担任系主任。这座军队作家的“黄埔”，培养出一茬文学后生。1979、1984两年，先后两次下命令让全军几十名作家去云南、广西边防深入生活。《高山下的花环》《西线轶事》《凯旋在子夜》等一大批已载入军事文学史册的作品便是那时的收获。那几年部队文学创作形成一个又一个高潮。他还亲为许多部队青年作家作序写评介文章，耗去他晚年大量的时间。我便是其中的一个受惠者。1984年3月，我的第一本评论集《在戎谈文》即将出版，开始不敢求他写序，在解放军文艺社王传洪社长一再鼓励下才去找了他。他用了半个月时间才看完那些稿子。在序中有这样一段话：“我发现，这位青年人质朴而又聪颖，他善于吸收也勇于探索，我欣喜地看到了他的性格与他文章风格的一致。正因为他浓烈地热爱文学艺术，又有‘文学评论本身也应当是一件艺术品’的追求，因而他的评论是文学的评论。”他用这样过奖的话把我推介给文学界，我心存感激却又十分惭愧。因为一，我没有更多的好文章向他汇报，二，也辜负了汪琦常对我说的：“范咏戈，你不要因为行政工作耽误写作，这一点不要学刘白羽。”其实以他对文学的执著我能得其一二便了不得！至今，想我常以不是专业作家是文学编辑为自己的不才和懒惰解脱，便觉得对不起老俩口。
1984年已68岁的他，拄着拐杖上到老山峰顶。李瑛、陆文虎、我和佘开国4个人陪他同往。当我们由北京到昆明后，当天晚上昆明军区张铚秀司令员为他接风后说：“白羽同志，你到了昆明就可以了，不必再往前走了。”刘白羽说：“那怎么行？我这一辈子从来都是随先头部队行动。”张司令是他的老朋友，只好派了他的作战飞机送我们到滇南。尔后又换乘直升机去最前沿。我是第一次乘坐武装直升机。在峡谷中低空飞行的飞机，两边是陡峭大山，机身下是滚滚大河，疾风从没有玻璃的舷窗呼呼而进，坐在里面未免心中忐忑。侧目看一下身边的刘白羽，只见他双手抱定拐杖，正襟危坐，目不斜视地注视着远方。那镇定的神态使我一下子感到此时他不像一个作家，更像一个司令员。我的心立刻镇定下来。那是一种力量传给了我。一个多星期时间里，在安全系数不大的武装直升机上，在对方炮火射程之内的阵地上，我似乎对军人的涵义多了一些理解，对军人作家的使命有了一些感悟。那次，虽是我们搀扶他上山，但实则是他把我们带上阵地。在阵地上他对战士们的讲话至今在我耳边回响：“我年纪大了，这是我最后一次到前方的山上，我把他们带来这里交班，就是让他们知道，部队文化工作就是为你们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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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咏戈：平明寻白羽（2）
军营里有句话说：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军人不是看你军装穿得周正不周正，要看你有没有军人气质。接触他多了之后我才明白了这句话的真理性。他虽然很少穿军装，但一看就是一位标准的军人。坐言其行，器宇轩昂。他以大醇之人格铸就的作品华丽的雄浑，典雅的激情的风格，别人无法替代难以企及。
在百代过客的光阴中谁也无法长视久生。一些人老了，退了，便终日与叹老嗟卑为伴。而他呢？却愈到晚年愈见出姜桂之性。这几天我一直回忆1975年与他在值班室相遇，1984年陪同他上老山，1994年汪琦去世陪他垂泪。我三次看到了他生命历程中的困顿。第一次是政治上不公正待遇，第二次是自己的身体在背叛他，第三次是人琴俱亡的情感打击。每次他都挺了过来。汪琦去世后，他极度悲痛又非常孤独。儿女不在身边，只有20几岁的保姆、公务员与他作伴。然而在80岁上下，一个靠手杖走路的人，竟然又飞过喀喇昆仑山，远航渤海海湾，在华北油田之后又访问了大庆，在鞍钢之后又去了宝钢。还说：“我的心时时激动，我恨自己老迈，不能深入生活，可是哪怕2000字的短文，我也未停止对生活的歌唱。”在寻找答案时我翻捡出1995年——那时我忆离开机关去了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担任副社长兼副总编辑——在编辑《新时期军事文学精选》一书时请他为散文卷作序，他在序的结尾写下这样一段话：“跋涉是生命意义的体现，生命的意义全在于跋涉，作家的作品就是跋涉中的脚印。生命会有终结，但脚印却将永远地留在这颗星球上。马克思有一段名言，对生命的意义作了极为精彩的概括。我把这段话引用在这里，希望我们的作家都能这样认识写作，认识生命的意义。马克思说：‘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生存，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会洒下热泪’。”重读这段话答案似乎有了：他以军人的脚步跋涉生命，无往而不胜！
他年轻时就喜欢上汉朝大将李广一次打猎中把草丛中一块大石头误以为虎，一箭射去，连箭羽都射进了石头的故事，并以边塞诗人卢纶以此故事为题材的诗名“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的“白羽”作了自己的名字；他喜欢平明时分，在《平明小札》中有过这样的题记：“晨曦乍上，清气袭人。这是我最酷爱的时间，最酷爱的所在，当然也有着我最酷的心境。”他终于在最后一次看到平明后的一个下午告别了他一生都热烈拥抱的世界。我寻他时，却看到箭羽一般的他没在了万丈晨曦中，那里，他将要拥抱的第二个太阳正在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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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美林：木头片子（1）
几年前我的一次画展上，拥挤的朋友们使尽一切力量挤过来和我握手祝贺，究竟接待了谁，我脑子里真是一片空白，因为大家那时都是一个样——激动、喜悦，为我的成就擦着止不住的泪水。这里没有骄傲和狂妄，更多的是我人尚在人间和我画作来之不易。
这时刻，猛然肩头上挨了一大拍，我惊魂未定，接着这人又来了一个拥抱，那热情洋溢，那老友相逢，我一时反应不过来。“这是哪个老朋友给我来了这么一招？”定睛一看，我的脸立马从喜悦拉回到阴沉，我不会来假的，透明的我怎么也装不出假笑来。我没跟着他激动，也没笑出来……
他怎么好意思和我如此这般的套近乎？他似乎忘记了“文革”时一个刚刚从中专毕业的学生就能跑到台上对我“控诉”和“批斗”？我们并不相识，他刚刚分配来，我怎么就会在他三岁的时候把他头上弄了一个
大疤（这个疤从正脑门上“定位”，足有三寸长）？他“控诉”我是“汉奸”，那疤是我给他搞的。
想起来很好笑，他三岁的时候我才七岁，七岁能当汉奸也够有本事的；他三岁时在上海，我七岁时在济南；抗日战争时期，我有什么鸟本事把手伸到上海，还往他头上打了一个三寸大疤？他三岁时他爸爸在上海开皮鞋店，我七岁时在济南一个救济会里上贫民小学，1959年我才去过一次上海，他三岁时是从楼梯上掉下来摔了这么个疤，我七岁时是在破庙里衣食无着、苟延残喘，怎么跑到上海去当的汉奸，而且打得他头破血流结下一个三寸疤？……不客气的讲，我七岁时连楼梯都没见过。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今天他竟然在画展上给我玩“老朋友”。真逗！
看见他，展览会的一切成就感全没啦，我找了一个没人的小屋躲清静。脑袋里翻腾着一幕幕远去的思绪，这么大的一个画展仿佛像在梦中，因为这展、这人、这情绪怎么让他这一拍就拍得乱了方寸呢？！
我衡量人的标准绝对不分你是地主富农出身，还是庶出二奶养的，只要是好人，管他是从哪里来的又到哪里去呢？
我坐在这小屋里，外面看展览的人熙熙攘攘，从看到这个人后，就像演电影一样，一幕幕一出出滑稽剧在我脑子里“隆重上演”。
记得一个地主出身的学生，还是我从北京带来的，他比我大七八岁，那时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怎么从台上跳出一个地主学生？他控诉我的—句主要罪行是“为了搞反革命；为了他失去的天堂，他说老婆也不要分！”这罪多吓人？！谁有那么大本事在那恋爱都不敢拉手的年代，去大胆搞反革命而且还把老婆搭上？
蒋介石是反革命，那么大头头，他得娶多少老婆去让人搞反革命？那反革命里有很多女的怎么办？蒋介石忙得过来吗？
他家是地主，我是城市贫民，我失去了什么“天堂”？他又到了什么“地狱”？这不是不打自招？
我的“天堂”已经忘记了，小孩记不住苦难的童年，因为小孩不会“记仇”。我只记得一生忘不了的日子（1949年4月12日我参军），用这地主学生讲我进了“地狱”，这一天赶上吃大肉包子，一口气来了九个，撑得我三天没爬起来。这进地狱第一天就吃大肉包子喝鸡蛋汤，真不知道“天堂”是什么样！小孩不争气，我怎么就会把“天堂”给忘了呢？
还有一个老几，也是我从北京带来的学生，我俩之间无话不谈，无心不交。他比我这个老师也就小两三岁，出身富农，爸爸是三青团区委书记，劳改死的，大伯和叔叔当土匪给枪毙的。
那时“出身”不好的人和子女，日子都不好过。我还经常给他粮票、稿费之类的以“资助”他搞“反革命”。他挺有本事，他上台检举我的当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