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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个问题，《左传》可没有给我们一点儿线索。不过，从一般的人情世故推测，这个预言如果连《左传》的作者都知道了，而叔孙穆子本人却一无所知，这也太令人难以置信了吧？
也许你会说：“从这个故事来看，叔孙穆子就是个大笨蛋，笨蛋做蠢事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
可问题是，叔孙穆子不但不是个大笨蛋，还是春秋时代屈指可数的卓越的政治家、外交家，而且，更加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叔孙穆子竟然本人就是一位预测大师！当然了，他老人家的预测既不是靠着《周易》，也不是靠什么特异功能，而是凭着对人情世故的通透。这也很好理解，比如我看见张三在马路上很自然而然地就随地吐痰，又知道他马上要去新加坡，我就会预言说他不久就会挨一顿鞭子；再比如我看新闻报道里央行领导说房贷不会涨，我就会劝你赶紧提前把按揭还清；如果我看报道说某地要深化国企改革，我就能预测出这些公司的股价近期会有大跌；如果我听说有人呼吁要以小学生思想品德课的道德标准来要求领导干部，我就会建议你能躲这些人多远就躲多远吧……
话说回来，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再牛的人也没法和命斗？是呀，以叔孙穆子这样的能人都分毫不爽地被圈在一个“明夷之谦”里面，又何况我们呢？
斗法：以各种算命方法来解决同一个问题
从古到今，各种神算大师的故事非常之多，言者多凿凿，我们听着都像真的。有说风水先生的，某时某地看某家的阴宅，只是看了看山川水势，马上就判断出这家人多少年的吉凶祸福，而且还尽是细节，就像卜楚丘和卜招父这些人说的话似的，当然了，也是断尽一生，无比灵验。
还有看面相和手相的，大师也能马上断出你的一生，具体到多少岁的时候会做什么官，多少岁的时候会讨老婆，等等等等。
这些东西听得多了，我不免产生了一个疑问：中国有这么多算命的方法，每一种好像都有能力断尽人的一生，这是不是意味着，无论你是请人相面还是请人看风水，或者批八字、算《周易》，只要算命先生都是货真价实的能通过各自职业资格考试的人，那么，它们给你批算的结果都会不约而同？
这也就是说，如果这些大师一起来占卜一件事，得出的结果应该是一样的？
我那时就在想：如果我有了足够的钱，就去搞这样一个研究项目，这该多有意思啊！
——其实呢，这种事还真有人做过。
虽然把全国各个算命大师召集到一起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在皇帝眼里这却不难。汉武帝如果不是中国历史上最迷恋方术的皇帝，也是最迷恋方术的皇帝之一，在褚少孙补写的《史记》里，就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汉武帝召集了各大流派的算命专家，问他们在某一天是不是适合娶媳妇。这场面才真叫“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忙活了一番之后，五行家说适合，堪舆家说不适合，建除家说不适合，丛辰家说不但不适合，而且大凶，历家说小凶，天人家说小吉，太一家说大吉，这些大师闹开了锅了，谁也说服不了谁，反正都说自己对。
那到底该听谁的呢？
有人可能会说：“那就在这个日子找一对小男女结个婚试试，然后派人观察着他们，看看他们的婚姻生活到底是幸福美满还是鸡飞狗跳？”
是呀，汉武帝是皇帝，他完全有能力做这个实验嘛。
——但问题是，即便真做了这个实验，也不能说明任何问题。你想想，如果这小两口婚姻美满，难道就能说明当初说“吉”的那些专家们是正确的吗？你才观察了多长时间？两年？三年？可如果第四年出了变故了呢？如果第四十年出了变故了呢？更可怕的是，如果像陈完那个例子似的，要到第八代重孙子才能看到最后结果，这谁能等得了啊！
你可能还会说：“虽然如此，可是，凶比吉要容易判断，如果这小两口不到一年就闹离婚了，不就不用我们再无止境地往后观察了么，不是马上就能判断是当初那些说‘凶’的专家们说对了么？”
——可是，这依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不记得我在最前边讲过的塞翁失马的例子了吗？同样的道理，人家小两口虽然不到一年就离婚了，可是，也许离婚之后若干年，男人高官显爵，女人凤冠霞帔，还各自找到了更好的归宿，这不正说明了离婚是“吉”么？——如果再深究，如果多年之后又发生变故了呢？
所以说，无论吉凶，你都验证不了，哪怕你是皇帝。
如果我是汉武帝，我可能会找一千对男女在这一天搞个盛大的集体婚礼，然后派专人对这一千对夫妻作跟踪调查，每年把结果作一次数据的汇总和分析，每十年作一个阶段性报告。并且，这项工作在我死后也要继续，跟踪这一千对夫妻的子孙（这可是几何级数的人口增长啊），到五百年之后，研究告一段落，汇总和分析全部的数据，看看能得出什么比较明确的结论。
一个历时五百年的大项目啊！其实也没有什么，地球的历史足有四十六亿年，区区五百年不过是弹指一挥间，只能让一只狐狸刚刚成精而已。
但汉武帝可能没有这么大的耐心，一只狐狸成精的时间足够让他投胎好几十次了。所以，汉武帝对这个八仙过海的结果采取了专制时代特有的决定方式——唯上不唯实，皇帝说了算。汉武帝说：“有死忌的话要避开，其他就听五行家的好了。”
看来在汉武帝的眼里，五行是所有这些算命方法当中最权威的。这也不难理解，在他那个时代，五行学说非常主流，那位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董仲舒就很擅长这一套，从五行生克到天人感应，神秘非常。
有人可能会说：“这么看来，还是讲五行八卦的《周易》最灵光呀！”
——这可不对。很多人都有这个误解，觉得五行和八卦是一套东西，其实《周易》里边一点儿也没有五行的影子，把五行和八卦掺和在一起是后人干的事，他们不但掺和了五行和八卦，还把什么干支、生辰八字、风水等等全都和五行八卦搅在一起，所以就越搞越复杂。我们如果溯本求源，把脉络看清楚，就会发现这些东西本来全是各成体系、毫不相干的。
不但五行和八卦本来没联系，甚至连阴阳和八卦本来也是没关系的。《周易》的阴爻和阳爻虽然号称阴阳，其实就是奇数和偶数而已，古代的阴阳家讲的另有一套道理，和《周易》完全无关。
我这些话是不是有点儿挑战了一些人的常识？呵呵，各位不妨自己考证一下。大概也有很多人会质疑：“《周易》怎么会和阴阳都没关系呢？《周易》里边明明说了‘一阴一阳之谓道’吗？”
——我前边一再提醒大家，读《周易》的时候要把《易经》和《易传》分开，这句“一阴一阳之谓道”就不是《易经》里的，而是《易传》里的，具体说就是《系辞》里的，是战国以后的人对《易经》所作的哲学化的阐发。我们如果只看《易经》，会很惊讶地发现：这里边不但根本没有阴阳观念，就连“阴”和“阳”这两个字都从来没有。所谓阴爻和阳爻，你完全可以把它们当作奇数爻和偶数爻，或者当作黑棋子和白棋子，或者当作苹果和鸭梨，反正是两种不同的东西就行。阴阳之说完全是《易传》赋予的，咱们看的《左传》这些案例，又有哪个在原文里就提到阴阳了？不单我解说的这几个案例，在《左传》所有案例中，无论是占卜还是算卦，从没一次提过什么阴阳。
看过了汉武帝的这个小故事，咱们还得回到《左传》。《左传》里也记载过一个类似的事件——当然了，《左传》时代还没有像汉朝那么多的算命招数，所以只是乌龟和蓍草斗法，也就是甲骨占卜和《周易》算卦斗法。这件事发生在鲁哀公九年，站在汉武帝位置上的是晋国大贵族赵简子。
我在《孟子他说》第三册里介绍过赵简子其人，这里就不多说了，反正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啦，简单提两句大家都知道的事：他爷爷就是戏里的那个“赵氏孤儿”，他还射伤过一只著名的狼，这只狼被好心的东郭先生救了一命。
赵简子现在要打仗了，但他还没想好到底要去打谁。第一个选择是攻打齐国，第二个选择是救援郑国，郑国现在正被宋景公打得抬不起头来。（还记得宋景公吧？以前我可讲过“宋景守心”的故事。）
打仗可是大事，需要占个卜请示一下老天爷；遇到疑难问题的时候也需要占个卜。那么，既是打仗的事，又拿不定主意，那是一定要占卜的了。天可怜见，不晓得哪只乌龟又要倒霉了！
一个乌龟壳，经过了一套复杂的摆弄程序，终于呈现出一个兆头。
一个兆头可不是一段文字，不是写得清清楚楚地说该打齐国还是该援郑打宋。兆头到底说的是什么，只有专家才能看懂。赵简子身边就带着这样的专家，而且，还是三个专家。
有看头吧，三个专家分别解读同一个兆头。这个兆头是：水适火。也就是说：水流向火。
你先想想，水流向火，嗯，你能从中预测出什么吗？
《左传·哀公九年》
晋赵鞅卜救郑，遇水适火，占诸史赵、史墨、史龟。史龟曰：“是谓沈阳，可以兴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伐齐则可，敌宋不吉。”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名位敌，不可干也。炎帝为火师，姜姓其后也。水胜火，伐姜则可。”史赵曰：“是谓如川之满，不可游也。郑方有罪，不可救也。救郑则不吉，不知其他。”阳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之《需》，曰：“宋方吉，不可与也。微子启，帝乙之元子也。宋、郑，甥舅也。祉，禄也。若帝乙之元子归妹，而有吉禄，我安得吉焉？”乃止。
还是看看专家们是怎么预测的吧。
这三位专家分别叫作史赵、史墨、史龟。他们可不是史家的哥儿仨，名字前边的那个“史”字表示的是“史官”，所以“史赵”这种称呼其实等同于英文里的Professor Zhao或者Dr。 Zhao。
史龟先来解释：“是谓沈阳，可以兴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伐齐则可，敌宋不吉。”
这话好像不难理解，没太多玄的虚的。咦，怎么连“沈阳”都有啊？“是谓沈阳，可以兴兵”难道是说适于兵发沈阳？而且，看来沈阳的历史真够悠久的啊！
其实呢，此“沈阳”非彼“沈阳”。中国东北那个沈阳市最早得着“沈阳”两个字是在元朝，元朝人把沈州改为了沈阳路——元朝的“路”大体相当于我们现在的省。因为当地有一条河叫做沈河，古人把河的北岸称为阳，河的南岸称为阴，所以，沈河北边的这片地方就叫沈阳。
就地理上的阴阳稍微多说两句。中国很多地名叫什么阴、什么阳，大多都是这么起的。有人可能一下子会想起来王羲之《兰亭集序》的开头：“会稽山阴之兰亭”，那么，这个著名的兰亭应该就在“会稽山阴”，也就是会稽山的南边了？
不是，恰恰相反，山阴是在山的北边。
河与山的阴阳分类是相反的，山的南边和水的北边为阴，山的北边和水的南边为阳。所以，沈阳是在沈河的北边，而会稽山的北边却叫山阴。
另外，如果你看到的《兰亭集序》有注释说“会稽山阴”是指会稽郡山阴县，你可别马上认为我说错了。事实上这两种说法都对，至于王羲之当时到底想表达的那种说法，他这文字有歧意，所以我们也搞不清。
话说回来，史龟所谓的“沈阳”肯定不是指沈阳市，这个“沈”其实就是“沉”，这在古文里非常常见。记得国民党有个特务后来经常写书的，叫沈醉，大概这个笔名就是取“沉醉”的意思。
至于“沉阳”，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已经搞不清楚了，可能是指阳气下沉，或者其他任何一种情况。我们惟一能够推知的是，“是谓沈阳，可以兴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这几句是押韵的：阳、兵、商在古音是一个韵。所以，这话可能是出自一套和《易经》类似的记载着各种卜辞的书。
好在，不知道什么是“沉阳”并不妨碍我们理解后几句的意思。后面几句实在说得太清楚了，简直不像算命先生的话了：可以出兵，利于攻打姓姜的，不利于攻打姓子的。于是史龟自己给下了个结论：打齐国会有利，别打宋国。
如果甲骨占卜也像《周易》一样流传下来，我们还真不知道当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