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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易传》阐释变化之道，重点却在于政治思想。
现在我们再回来看看最初的那个问题：难道《周易》真的藏有反对独裁专制的观念吗？那年头的人怎么可能会有如此前卫的思想呢？独裁专制不一直都是中国的历史传统吗？
现在再来想想，乾卦九五爻、上九爻和用九爻的关系，想想用九爻“群龙无首，吉”的爻辞，想想这一爻为什么能够高踞于通常认为象征帝王的九五爻之上，并且是“吉”，而不是像上九爻那样物极必反式的“有悔”？
有了前文这些铺垫，这时候如果让我对这个问题推测一下的话，我就会产生一些新的疑问：为什么六十四卦里只有乾卦和坤卦才有“用九”的爻辞，其他卦却全都没有呢？而且，“用九”爻辞是有辞无爻——乾卦也和所有卦一样是由六根爻构成的啊，到第六爻“上九爻”就到头了，并没有一个第七爻呀？再有，乾卦六根爻的爻辞从“潜龙勿用”到“亢龙有悔”，表达了一个完整的事物发展周期，阐明事物从萌生到发展，再到鼎盛，最后物极必反的一个过程，圆满无缺，并不需要再加入一个“用九”啊？
我对“用九”的这些疑问早有无数前辈研究过了，但结论都没什么太令人信服的。当然，我的推测更不足以让人信服，在没有新证据出现的情况下，这只能是一桩无头公案。我对这桩无头公案的推测是：“用九”恐怕不是《易经》原来就有的，而是被荀门学者们篡改上去的。
从人之常情上讲，“群龙无首”充分表达着亡国的遗老遗少们对旧制度的怀念。是呀，封建社会到此结束了，贵族民主制度到此结束了，除了皇帝没有人再对国事有任何有保障的发言权了，分封诸侯变成了设立郡县，诸侯分治变成了中央集权，一个容得下国民制约君权、容得下百家争鸣的时代彻底结束了。
大家习惯于把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统称作封建社会，这其实是一个误解，从秦始皇变封建为郡县之后，中国就进入了专制社会、极权社会，而封建时代的贵族民主遗风便被专制社会的皇帝独裁所取代。（关于这一点的具体分析都在《孟子他说》第一册，谁要有兴趣可以到那里去找。）
也别太当真，我这只是推测罢了，所依据的除了不充分的证据之外，还有人之常情和世之常态。就后者而言，从历史上看，只要制度和外部环境是相同或者相似的，那么基本上说，不管把什么人搁进去，他们都会做出同样的表现。
举个例子来说吧，都说我们中国农民是吃苦耐劳的，是任劳任怨的，是有着典型东方式的勤俭美德的，可你会看到，一旦制度和外部环境一变，嗯，比如在大锅饭时期，农民们就不再吃苦耐劳了，不再任劳任怨了。我们再把眼光往前放放，往外放放，这种制度其实当年欧文早就搞过试点，列宁也搞过试点，全都是同样的收场。看，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人种，只要制度和外部环境一样，结果就一样。
所以，别以为人的地域性啊、时代性啊就真有多重要，要知道，人的趋利避害的天性都是一样的，只有这点才是最重要的，从这点出发来考虑问题，制度设计和外部环境才是最重要的。再看上边的例子，大锅饭时期的懒汉们到了承包制实行以后，马上又变回具有吃苦耐劳的传统美德的中国农民了。这可是全国范围的大事件啊，太有说服力了。
这可不仅仅是我的个人体会而已——我曾经这么以为过，后来发现早有很多人认清这个规律了，郭沫若在当年反动派大造舆论说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的时候，就写过这样的话：“只要是一个人体，他的发展，无论是红黄黑白，大抵相同。由人所组成的社会也是一样。中国人有一句口头禅，说是‘我们的国情不同’。这种民族的偏见差不多各个民族都有。然而中国人不是神，也不是猴子，中国人所组成的社会不应该有什么不同。”
——这观点可是出自一位历史学家之口哦！
其实就往身边看看，这个逻辑在很多地方也都适用，比如，你看到甲城市的公交车查票很严，乙城市恰好相反，你不要以为乙城市就民风淳朴，司机和售票员更容易信任乘客，要知道，如果在同样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这两座城市同样是外来流动人口很多的大都会，如果这种情况是普遍情况而非个案，那么惟一的可能就是两地公交公司的收入分配制度不同，司乘人员的个人收入和车票销售额度的挂钩紧密程度不同。好习惯都是逼出来的，坏习惯都是惯出来的，这个道理，无论在社会、国家、公司、家庭，全都适用。
我讲这些是为了说明：我们很清楚清朝文字狱兴盛时期的那段历史，而那时是极权统治，秦帝国也是极权统治；那时是钳制思想，钳制出版，秦帝国也是钳制思想，钳制出版；那时的学者们被迫退到了看似和政治毫无关系的考据领域，秦帝国的学者们难道不也会退到看似和政治无关的算命领域吗？文字狱那时的学者在考据当中谨慎而隐蔽地提出了颠覆性的思想观念，难道秦帝国的学者们不也会在算命书的隐蔽之下表达自己的非主流见解吗？
我方才说：“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人种，只要制度和外部环境一样，结果就一样。”如果承认这一点的话，那么，《易经》里的“用九”之谜和《易传》的政治哲学思想不也很容易被理解了吗？
有人可能会问：“照这么说，这些个作者和编者都是些楚国的爱国学者了？可《易传》里看不出有爱国主义的成分在啊？”
第一个理由是：真把话说那么明显，也就说不出话来了。
第二个理由是：别以为爱国的观念很早就有，事实上，这个观念是出现得很晚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话是明朝末年才由大学者顾炎武提出来的，而且这句话还不能就这么单独来看，而要和顾炎武的亡国和亡天下之辨一起读才行，因为顾老师这话的前后文是外族灭了汉人政权，这才是当时的正统知识分子最不能容忍的。
——这个问题值得仔细说说。读历史千万要小心的是，不要拿现代观念去套古人。我们现在都认为爱国是天经地义的，这是因为社会制度不一样了，我们新中国是人民群众当家作主，通过人大行使政治权利，层层选举，我这片每到居委会换届选举的时候都会挂出横幅，请大家投出神圣的一票。所以，国家是属于全体人民的，属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我们用税款养活着政府，政府是被人民雇佣的，是为人民服务的。这样的话，我们爱我们的国家，这是天经地义的。可古代社会不是这样啊。
从秦朝到清朝，是漫长的极权专制，无论是土地还是人民，整个国家都是皇帝一个人的私有财产，如果你生活在那个时候，从你一降生开始，你就是属于皇帝的，你是没有独立人格的，只是一部分作为你自己、一部分作为皇帝的私有财产而存在着。如果皇朝鼎盛，你可能也会拔拔胸脯，遇到外国人欺负的时候会一瞪眼：“打狗也不看主人？！”可如果你正赶上昏君统治的时候呢？如果皇帝不把你当人，你还会去“爱”他的其他私有财产吗？
皇帝们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所以一再宣传忠孝。
什么是忠孝？
忠是忠，孝也是忠，我们讲中华民族的孝道往往会拿和《周易》同列于“十三经”的《孝经》说事，其实《孝经》在本质上就是一本《忠经》。很多人觉得中国历来讲究孝道伦理，这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其实你只要把《孝经》通读一遍就不会再这么看了。这个问题详见《孟子他说》第三册，这里就不再细说了。
皇帝苦口婆心，教育人民要忠君。其实这也怪不得皇帝，人性都是这个样子——想想什么东西最“忠”呢，当然是狗，所以狗才是人类的朋友。
狗对同类会很凶，但对主人永远都很温顺，要不怎么那么多人都喜欢养狗呢。以前流行过一首歌，名字好像叫《交个女朋友还是养条狗》，这个名字很说明问题啊。你就算把狗扔了，一般来说，狗还会千里迢迢找回家，一点儿不会怨你，可你要是做了一丁点儿对不起女朋友的事，女朋友就得跟你急。如果你是皇帝，你是希望臣民们都像你女朋友呢，还是都像狗？
在强大的宣传之下，老百姓们觉得自己天经地义就是狗，天经地义就该服从主人。而看家护院是狗的天职，所以老百姓们自然应该看护好皇帝的家业。所以说，在有皇帝的时代里，忠君才是第一位的，甚至是惟一的，爱国的意思主要是爱护皇帝主人的私有财产，而既然有了忠君观念，爱国也就成了不言而喻的，没有特别提出的必要。
在秦帝国之前，周代主要都是封建制度，前文讲过，是贵族民主政治和贵族寡头政治的局面，没有中央集权。而且，时间越往前，“家”的概念就越是重要于“国”的概念，也就是说，一个贵族可以不爱国，这没什么，没人因为他不爱国就唾弃他，但他一定要爱家，不爱家的人才是被人唾弃的。
先解释一下，我为什么只说“贵族”如此，而不说平民？因为那时的社会是由贵族把持的，贵族人数很多，从高级贵族到低级贵族，都住在城里，他们都是所谓统治阶级，都是享有政治权利的；而劳动人民一般是原住民或者被征服者，或者既是原住民，同时也是被征服者，这些人不享有任何政治权利。
周朝，尤其是西周和春秋时代，是个宗法社会，治国依靠的是礼制，简单说就是非常强调等级秩序，等级秩序的稳定就意味着社会的稳定，我们说中国是个礼仪之邦，源头就在这儿。而礼制是针对贵族阶级的，对草根阶级用不上，所以说“礼不下庶人”，这可不是指对草民百姓可以不讲礼貌。即便到了礼崩乐坏的战国时代，孟子还都认为“无恒产者无恒心”，对草根阶级是没什么高要求的。让他们“爱国”？根本谈不上。
国家是贵族的，而且是贵族集体的，在周代前期尤其如此。那时的社会“群龙无首”，周天子并没有多大的权力，自己的直辖地盘只有很小的一块，其他地方都分封出去了，地方诸侯们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只要经常向天子进进贡，有事的时候帮天子打打仗就可以了。那么，贵族们有强烈的爱国观念吗？也没有。诸侯们爱自己的封国胜于爱他们头顶上的周朝，到底自己的封国才真正是“我的地盘我做主”，是自己的命根子。
那，每个诸侯国里的贵族们都爱各自的诸侯国吗？也不是。当时的社会制度是：像周天子分封诸侯一样，诸侯也要分封自己手下的那些小贵族，这些小贵族其实也不算小，他们有自己的领地和军队，对诸侯国国君要尽的义务就和诸侯国国君要向周天子尽的义务一样。而这些小贵族还要把自己的领土、人口和军队再分封给更小的贵族，互相的权利和义务也还依次类推。所以，在那个时代里，“家”的观念胜过“国”的观念，一个叛国的贵族并不就会受到普遍的非议，可他如果叛了家，或者把自家给搞垮了，那可是不容原谅的罪过。
这一点现代人不容易理解。要知道，当时较大贵族的“家”几乎就是一个小国，我在前文不是讲过叔孙穆子和竖牛的案例吗，叔孙穆子是鲁国的大贵族，他的“家”几乎相当于全国的三分之一，比一些小诸侯国的全国都大，竖牛作为他家的管家，也几乎就相当于一个小国总理。而叔孙穆子作为叔孙氏的当家人，在处理重要事务的时候，按照当时的一般标准，是要把自家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前的。
周朝这种政治结构发展下来，就使得每个诸侯国里几乎都产生了国君和大贵族的权力之争，争斗的趋势是掌权者越来越少。有的国家最后是君权压倒了大贵族，而有的国家则相反，比如鲁国，三家大贵族实际上已经把鲁国瓜分了，鲁国甚至有一位国君被三家联合赶到国外去了，一直都回不了国。这三家大贵族就是孔子经常念叨的“三桓”：季孙氏、仲孙氏、叔孙氏。叔孙穆子就是叔孙氏某一代的大当家。
晋国比鲁国更过分，六大家族斗来斗去倒了三家，剩下的三家居然公然瓜分了晋国，从此中原大地再没有了晋国的名号，原来的晋国版图分裂成了韩国、赵国和魏国，这就是标志着春秋时代和战国时代分野的重大事件“三家分晋”。
任何事情好像都很难说没有特例，在战国时代的楚国，出了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
这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首先，屈原这时候已经到了战国时代，社会体制和社会风气都和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