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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和这番话可是重要的中医理论源头之一，说的倒是一套一套的，可就是禁不起仔细捉摸。我就尤其有一点搞不明白：医和说和女人过性生活是属于阳性活动，要在晚上搞，是因为晚上属阴吧？属阳的事放在属阴的时间做，是不是为了调和阴阳？可要是照这个道理，现在讲男女平等了，那么，对于女人来说，过性生活应该是属于阴性的活动，出于阴阳调和的需要，所以需要放在白天来搞。——这个矛盾可怎么解决呢？难道男女双方各让一步，约定性生活只能在黎明和黄昏进行？
顺便说一个可能很多人都意想不到的事情：要是把医和这套理论里的那些玄而又玄的东西拿掉，单看什么协调呀、节制呀、平衡呀、人的健康状态才是自然状态呀、心理健康的重要性呀这些，和时代差不太多的古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的说法简直一模一样。当然，希波克拉底虽然在医学理论上比不上医和那么玄妙，但也有自己的独门绝活儿，就是著名的《希波克拉底誓言》，他要求他的学生都得宣誓：“我将依照自身的能力与判断，采用对病人有利的疗法与处方，绝不施以有害或有毒之物。无论应何人之请，我也绝不给予致命药物或做此类之建议，也绝不协助妇女堕胎。进入病家访视时，我将以病人的福祉为念，不做任何贪渎害人之事，不受男女奴仆之引诱。我在执业时之所见所闻，凡不应泄漏者，我将严予保密。若我遵行此一誓言，不懈不怠，愿上苍使我乐享生命、精进医事并受世人敬重。若我违反誓言，愿我遭相反之命运。”
这就是深刻影响过西方世界的《希波克拉底誓言》。
可是，《希波克拉底誓言》有个毛病：太通俗了，谁一下子都能看懂，我们还是更喜欢玄妙的东西，所以还是觉得医和更了不起。
看，人家医和还懂解卦呢。
咱们再好好看看这卦，有没有人注意到，卜徒父和医和的解说存在着一个矛盾：他们虽然都说“大风吹落山木”，可医和是就卦论卦，那意思是这个蛊卦无论放到哪里都是这个意思，而卜徒父却引进了算卦时的时间因素，说卦像是风在下，山在上，而现在正是秋天，所以是秋风吹山岗，这不是扫落叶还能是什么呢？
可对我们来说，问题是：为什么还要引进这样一个时间因素呢？而且，既然你卜徒父可以引进时间因素，那我可不可以引进其他因素呢？比如，秦穆公名叫嬴小峰，晋惠公名叫姬大飒，峰的偏旁是“山”，飒的右边是“风”，联系起来，晋惠公姬大飒的“风”要在这秋高气爽的时刻扫了秦穆公嬴小峰的落叶，这就意味着秦国如果出兵必败无疑？
引进时间因素所引发的另一个问题是：如果这次算卦不在秋天呢？如果是春天呢？那是不是“秋风扫落叶”就得改成“春风又绿江南山”了？——看来归根结底，还是出不了“桃园三结义，孤独一支”的套路。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易传》里的解释。既然《易传》已经被统一进了《周易》，权威性自然是不容置疑的：
《彖》曰：蛊，刚上而柔下，巽而止，蛊。蛊，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后甲三日”，终则有始，天行也。
《象》曰：山下有风，蛊。君子以振民育德。
《彖》的解释是：蛊这个卦，刚在上，柔在下，谦逊而安宁，是谓蛊卦。蛊卦很不错，天下大治之像。“利涉大川”，是说要出门办事。“先甲三日，后甲三日”，是说周而复始，这正是天道的特性。
——所谓“刚在上，柔在下”，应该是说外卦的艮卦（象征山，象征小弟弟）是刚性的，内卦的巽卦（象征风，象征大姐姐）是柔性的。巽有谦逊的意思，艮有静止的意思，联系起来就是谦逊而安宁。
《象》的解释是：山下有风，这就是蛊卦。君子教化人民，培养他们的品德。
——所谓“山下有风”，也是在说象征山的艮卦在上，象征风的巽卦在下。联系起来看，风在山下吹，这比喻着贵族在教化人民。
孔孟倒是都做过类似的比喻，说贵族君子就像风，人民群众就像草，风往哪边吹，草往哪边倒。不过，要是较真的话，人家卦像又不是风在上，草在下，而是山在上，风在下。《象》的解释怎么看怎么都觉得牵强。
看到了吧，《易经》和《易传》的关系就像教材和教辅，问题是教材和教辅既不是一个班子编的，又隔了好几百年，我们想想，如果是明朝的教材配合“文革”的教辅，我们能怎么学呢？而且，《易传》这套教辅还很有可能另藏玄机，这一点我们后文再讲。
弘扬算卦精神，促进世界和平
接着说说秦穆公和晋惠公的事。秦穆公得了一个好卦——不管真好还是假好，反正卜徒父说好就是好，这好比请人修电脑，维修人员检查了一遍，下结论说：“你这是TCP/IP协议没设置好，SCSI接口和IEEE1394的HIU搭在了一个HGYKJ的HABOR上，需要一个YDHGT来做一遍SFDER……明天来取，先交五百块钱。”——就最后两句话能听明白。
有最后两句话也就够了，秦穆公知道反正一定会打胜仗，会活捉晋国领导人。当下信心倍增，于是秦国大军迅速开拔。
如果卜徒父所谓的“三去”就是“三驱”的意思的话，那还真让这小子说对了，秦国侵略军甫入晋国，便接连打了三个胜仗，把晋军步步逼退，这就到了韩原。——这个地名有点儿眼熟吧？不错，春秋历史上非常著名的“韩原之战”即将在这里爆发。
再说说晋国这边。面对秦国的大军压境，晋惠公有点儿着慌，问身边的大夫庆郑：“敌人已经深入国境了，我们可怎么办啊？”
——先别管庆郑怎么回答，先想想，如果是你，你觉得应该怎么办？
都看了这么多求签算卦的内容了，这个问题还难回答吗？很简单呀，他晋惠公不会也算一卦么！如果卦上说打仗能赢，那就跟秦军决战；如果卦上说必败无疑，那就不要做无谓的抵抗了，更不要白白让群众送死，赶紧讲和才是上策。春秋时代和后来的大一统时代不同，讲和并不让人觉得那么难以接受——好像一提讲和就成了汉奸投降派一样。在这个问题上，春秋时代的人们表现得更加理性，知道权衡利弊，打仗划算就打仗，讲和划算就讲和，割让领土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我们多看看那段历史就知道，领土经常被割来割去的，家常便饭一样。
所以，晋惠公要想妥善解决眼下的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像秦穆公一样，也算一卦。
晋惠公这一卦会算出什么来，我们很容易猜到——秦穆公得到的卦像既然是“秋风扫落叶”，那晋惠公算出来的卦必然会是“落叶被秋风扫”。是呀，如果晋惠公也算了一个“大吉大利，此战必胜”，《周易》不就自相矛盾了么？
——这个道理给了我们一个很有意义的启发：如果推广《周易》，让这一伟大的传统文化发扬光大，不就可以避免很多战争了么？
不要觉得这个问题很荒谬哦，对类似的问题，国外的经济学家还真有过认真研究呢，这可是一个专门的课题。
这问题的大前提是：人是理性的经济人。中国有句老话叫“无利不早起”，很形象地说明了什么叫“理性的经济人”。所以呢，人对打仗是要做理性判断的，觉得有好处才打，得不偿失的仗打它做什么！比如说，我和三五个朋友准备好了擀面杖和菜刀，准备跨海攻打日本，计划三个月拿下日本全境。当然，这件事情后来没有发生，原因有两个：一是第一个行军步骤是乘坐公共汽车赶到机场，可是，在车站我们为了公交车票钱的分摊问题起了争执，吵得面红耳赤、擀面杖拔菜刀张，最后不欢而散；二是后来酒劲儿一过，大家就想清楚了，这一仗毫无胜算，还是不打为妙。
我们再来看看专家意见，人家是拿数据说话的。布利托统计了某一个时间段的世界战争，发现在全部58场战争中，战争的发起方打赢了42场，算一下比例，是72％。这个数字说明了战争是理性事件，是预计有好处可捞这才开打的。
但让布利托很困惑的是：发动战争的人是理性的人，可被迫还手的一方也不是失心疯啊，他如果预计到打不过人家，那就尽量避免战争呗。
怎么避免呢？比如张三要和李四开打，张三很强，李四很弱。张三预计打赢了能得到的好处是100，李四预计打输了要损失150，所以，李四如果是理性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拿出100的好处来给张三。这样的话，张三得到了预期的收益，李四虽然受了损失，可这个损失比起真正打起来的损失要少50，这也算两害相权取其轻了。——如果世上的事情都是这么简单的话，如果人类都是这么理性的话，看来战争确实打不起来。
我们把话再绕回来，这个道理如果仅仅放在秦穆公和晋惠公的这场战争当中，倒是很能够应用得上的。秦穆公已经通过算卦知道自己这一战必定会如“秋风扫落叶”，晋惠公如果也算一卦的话，得到的结果必然是“落叶被秋风扫”，还会知道自己必然要做俘虏，这不是又伤国力又丢人么！于是，理性的晋惠公在一番权衡之下只可能做出讲和的决定。这笔账很容易算：
应战＝损兵折将＋自己被俘虏＋至少会丢掉河西五城＋损失一批粮食
讲和＝送给秦国河西五城＋送给秦国一批粮食
晋惠公肯定也知道，老朋友秦穆公是个大好人，不是穷凶极恶、贪得无厌的家伙，况且，河西五城本来就是答应送给秦国的，是自己一直赖着不给，给秦国粮食也是理所当然的，任何一个稍微有点儿良知的人都会这么做。所以账算下来，讲和比打仗节省的是“损兵折将＋自己被俘虏”——前者会引起全国人民的不满情绪，后者实在丢人现眼，堂堂一个大国君主被人抓了俘虏，以后还怎么见人啊！
结论是清楚的，除非晋惠公脑子发昏，或者也像我和那几个拿擀面杖加菜刀的兄弟一样喝高了，否则的话，一定会和秦穆公讲和。
但是，事实总是让人大跌眼镜，晋惠公居然应战了？！
你一定会问：“晋惠公的卦到底是怎么说的呀？难道他的卦上也说这仗能打赢吗？”
——这个问题没答案，因为从《左传》的记载上看，晋惠公根本就没算这一卦。
这是不是很奇怪呢？打仗这么重要的事，哪可能不算卦呢？难道晋惠公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不成？
——这倒不是，晋惠公在这种紧要关头也得问问老天爷。咱们切换回刚才的韩原镜头，接着往下看：
晋惠公有点儿着慌，问身边的大夫庆郑：“敌人已经深入国境了，我们可怎么办啊？”
庆郑很不给老板面子，回答说：“事都是你惹起来的，你说怎么办吧！”
也难怪庆郑有不满情绪，任何一位有基本良知的人都知道是晋惠公不占理。晋惠公也不想想，马上就打仗了，可连国内的自己人都理不直、气不壮，这仗可怎么打啊！
可晋惠公别看不占理，架子还不小，听不得批评意见，当下呵斥庆郑说：“你你你，太放肆了！”——在道理上没法反驳人家，只好在人家的态度上挑理。
晋惠公已经决定应战了，而且还要御驾亲征，于是，马上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赶紧确定车右的人选。
什么叫“车右”呢？
春秋时代的战争以兵车作战为主，一辆战车上定员是三个人，司机在中间，左边是弓箭手，叫做“车左”，负责远射，右边是长矛手，叫做“车右”，负责近战。对了，说“长矛手”只是个形象的说法，反正你知道车右使的是长兵器就好了。
现在考你一个问题：晋惠公既然要选一个车右，这就说明他自己肯定不是车右，那么，晋惠公应该在车上的哪一个位置呢？
——开会的时候都是领导坐中间，所以，晋惠公一定是在战车的中间。可问题是，中间是司机的座位，难道国君要亲自开车不成？一些小领导都有专职司机，何况一国之君呢！
让晋惠公当车左吗？绝对不行，领导可不能靠边站，说什么也得霸着中间的位置。所以，最后折中的方案是：车左下去，司机换到左边，领导居中，右边再上一个车右。——凡是国君上车，基本就是这个模式。现在的情况只是稍有不同：司机还是在左边，领导秘书代替了车右，坐在司机的右边，也就是副驾驶的位子，领导坐在后座的右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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