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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王室的王子或公主身上看到，特别是年龄较长者；但是，对他们来说，这显然是
毕生训练的结果。孙夫人的庄严不同，那是一种比较内在的气质；出自内部，而不
是外加进去的。她还具有非凡的勇气，危急关头仍坚定不移。她对孙逸仙这个名字
的，忠诚以及对她认为应尽的义务的忠诚，能经受任何考验……家里人的狂怒以及
国际上的诽谤都不能动摇她的意志，使她向她认为错误的路线屈服。好渣染的记者
仅仅从外表上说是“中国的圣女贞德”，而她倒更是一个真实意义上的“中匡圣女
贞德”……在中国革命受到严重破坏以后，将军们和演说家们身心崩溃，有的投降，
有的逃跑，还有的沉默了；但是有一个压不垮、不甘沉默的革命者，那就是孙逸仙
的纤细瘦弱的遗孀。
武汉的左派领导人当然不具备宋庆龄的坚定。鲍罗廷曾颇为感慨地说：宋庆龄
是“国民党整个左派中唯一的大丈夫”。在内外夹击下，中等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
产阶级动摇恐慌起来，汪精卫集团开始急剧向右转。汪说：“共产党建议我们同群
众站在一起，但是，群众在哪里？被高度赞扬的上海工人的力量在哪里？湖南农民
又在哪里？根本没有这种力量。你们看，蒋介石没有群众也相当强大。同群众站在
一起意昧着同军队对抗。不，我们宁可不要群众。也要同军队站在一起。”他们害
怕工农运动特别是土地革命继续发展，将会导致武汉的军队起来造反，使国民政府
无法立足。谭延岂在政治委员会讨论毛泽东、谭乎山、邓演达等制订的《解决土地
问题决议案》时说“现在不能讲分配，要讲分配，必惹起极大的纠纷。”汪精卫要
求国民党中央成立查办湘鄂赣各省“过激”言行的特别委员会，发出一系列限制工
农运动的命令，如下令严禁工人纠察队活动、不准集会和示威游行、保护军人田产
等，并指责农民运动“骚扰后方。动摇军心，破坏公共秩序，实可痛恨”。
然而军队的反叛还是发生了。
5月12日、驻宜昌的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勾结四川军阀杨森及刘佐龙部，乘武
汉国民政府大队兵马北伐之际，发表反共通电，随即进兵沙市、嘉鱼、咸宁、汀泗
侨—带，一直攻抵武昌城外纸坊、土地塘一带，严重威胁武汉。汪精卫惊恐万状成
了热锅上的蚂蚁。叶挺、浑代英临危受命，迅速组织第二十四师、中央独立第一师
以及中央军校、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进剿叛军。驻九江、武穴方面的二、六军
部队也奉命回援。18日，武汉政府以夏斗寅“称兵谋叛”，下令褫职拿办。20日，
叛军被击溃，武汉形势转危为安。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人们还没有来得及庆祝胜利，又一场更大的叛变在长
沙发生了。
当时驻扎在湖北的三十五军大部分官兵都是湖南人，从军长何键到参谋长、秘
书长、参谋处长，全是醴陵的阀阅世家。当农民起来造反时，他们的家庭首当其冲。
在中央调查土地问题特别委员会会议土，何键和全国农民协会负责人毛泽东发
生了尖锐的冲突。毛泽东赞扬农民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落花流水，“农会
简直成了乡村的主宰”，他热情洋溢地说，“从前拜倒在绅士极力之下的人，现在
却拜倒在农民的权力之下。”何键却愤怒地把农民政权斥为“痞子政权”，他说：
“在这个政权的压力下，湖南农民也已经喘不过气来了。”毛泽东反驳说：“恰恰
相反，农民全都扬眉吐气，只有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喘不过气来。”何键咆哮如雷：
“革命军寄回家的薪饷被农会没收了，革命军的家属被农会抓去戴高帽游城了！再
这么下去，政府也不理、我的军队就没办法控制，他们只有造反了！”
武汉政府最终还是制订了一份革命军人士地保障条例，规定只要在国民革命军
里当军官，家里不管有多少土地田产都不能没收。然而，各地的农民协会根本不理
这一套。
军官们的不满情绪与日惧增。何键把心一横，决定在湖南发难。他指使驻长沙
的独立三十三团首先采取行动。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是行伍出身，性格粗扩，他的
妻子是脱籍妓女。他靠和川、黔、滇的贩土客商分利，置了几百亩田产。许克祥早
就对共产党和农民协会不满，他得到何键军长的旨意后说：“什么共产党，什么农
协会，我许克祥不怕，我杀他个鸡犬不留！”
连日大雨下个不停。5月21日，历史上有名的“马日事变”爆发了。深夜，长沙
街上响起了尖锐的哨音。在许克祥统一指挥下，第三十三团和三十五军教导团、三
十五军留守处分别向省党部、市党部、省总工会、省农协会、省农讲所、中央军校
长沙分校发动了进攻。他们抢夺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的枪支和国民政府购买粮
食的现金巨款，尽释被关押的土豪劣绅，到处捕杀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一夜之间，
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和工会农会骨干100多人被杀，一大批人被捕。事变后，许克
样和国民党右派组织了“中国国民党湖南省救党委员会”，继续镇压工农运动，在
长沙和各县日夜进行劫掠和屠杀。他们杀人的手段，极其残酷，“如杀女子，先行
割去乳部。用刀斩断颈部一半，又用步枪向阴门一枪。杀男子，先用极惨刑法拷问，
再用刀及枪重刑而死，其如腰斩暴刑，割剖，种种残杀，实极为悲惨。”腥风血雨
弥漫于湘江两岸。
三十五军反水的消息，不啻晴天霹雷。武汉愈来愈成为一座孤立无援的小岛。
中国共产党内的许多党员主张对叛乱予以坚决反击，号召工农群众“采取更激
烈的手段”。罗易呼吁派一支几千人的部队对长沙发动突然攻击，认为这样就完全
可以解决问题。这一建议被否决后，他又主张调动10万农民去围攻长沙。
“我们已经无力四面出击了，”鲍罗廷脸色难看地说“所谓10万农民围攻长沙，
简直是天方夜谭！”他认为长沙事件只是一种“局部的反动”，并说：“现在国民
党的左派还是好的，他们没有什么错误和不好的倾向，一切错误是工农运动过火，
领导湖南农民运动的是地痞与哥老会，而不是我们。”他提出两党领导人进行谈判，
以利问题的解决。陈独秀也认为“绝肘不能以武力对讨”，否则会“引起整个政局
之纠纷”。
中共中央按鲍罗廷的主张，派人向汪精卫转达了谈判的意见。但汪精卫不予理
睬，反于5月24日以武汉政府名义发布命令，指责农民运动“幼稚过当”，认为马日
事变系由农民运动引起，应由中共方面承担责任。
这引起了共产党人的愤怒。毛泽东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会议上向国民党领导人汪
精卫、谭延岂、唐生智提出六条要求：（一）没收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及一切反革命
的土地财产；（二）保护革命军人的土地及财产；（三）保护中小地主及商人的利益；
（四）从速实现中央关于农民运动的政策；（五）建设革命民主的乡村政权：（六）武装
农民自卫。
汪精卫对毛泽东所提的要求不予答复。再次提出责任问题。他说：“中央知道
21日晚所发生的事，是军队的错误居多，但农民协会也有错误。各位的请求，大略
可以做到。讨许克祥这一点，刚才军事委员会已经说过，许克祥的长官是唐总指挥，
现在唐总指挥已自请处分。但中央能原谅他，不下处分，仍责成他根据中央历次的
训令同决议全权办理此案，以谋一个根本的解决。”
毛泽东反驳：“21日那天晚上，是军队向农民协会进攻，农民协会为自卫而抵
抗，并不是农民协会抢军队的枪械。”
汪精卫敷衍几句，匆匆宣布会议结束。
经鲍罗廷提议，武汉政府派谭平山、陈公博、鲍罗廷等人组成代表团赴长沙，
“查办”许克祥，但车至岳州就因受到许克祥的恐吓而退回武汉。接着由唐生智回
湖南处理此案。他一面命令许克祥发还收缴的工农武装的枪支，一面为许辩解，说
许的叛变是“激于义愤”的“自卫之谋”，要求“从轻处分”。
5月19日，江西省长、第三军军长朱培德也开始反共。他首先将第三军全体政治
工作人员142名“遣送出境”，说是“因环境的关系，不得不请他们离开江西，并请
他们在两小时以内出发”。6月5日，又将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和南京市党部中的重要
共产党员方志敏等21人“遣送出境”。同时，勒令江西省总工会和农民协会停止活
动，并收缴了农民自卫军枪械。
6月2日深夜，罗易到汪精卫家中拜访。这位印度人激动地说：“共产国际发来
一份紧急指示，给鲍罗廷和我的，他有没有给你看？”汪精卫摇了摇头。
“我可以给你看。”罗易俯身递了两份文件过来，一份是俄文的，另一份是中
文的。狂精卫心不在焉地接了过去。原来这是一份来自莫斯科的电报，内容大致为：
坚决实行土地革命。没有土地革命，国民党中央就会成为不可靠的将军们的可怜的
玩物；国民党中央的某些老领袖害怕事变，必须吸收新的工农领袖到国民党中央委
员会里去；动员2万共产党员。加上湖北、湖南约5万革命工农，组织一支可靠的军
队组织革命法庭，严惩一切反革命。
汪精卫不看还可，一看脸色陡变。他紧张地说：“这份决议案是违背《孙文越
飞宣言》精神的，也不符合三大政策的本意。你们破坏了当初的协议！”罗易以为
这份电报会使汪精卫振奋起来，听命于共产国际，站到中共一边。听汪精卫这么一
说，便有几分强硬地说：“这份电报可以算是最后通牒。如果你接受这些条件，共
产国际将继续与你合作，否则就同国民党一刀两断！”汪精卫久久地注视着显出得
意之态的罗易，然后，很简单地问：“这份东西可以给我吗？”罗易同意了。这一
来可就把祸闯大了。
正是：
下车伊始哇喇喇，
何异盲人骑瞎马。
要知详情，请看下回。
第四十回
国共合作曲终人散 蒋宋联姻龙飞凤舞
却说汪精卫拿到电报抄件，立即约见了外交部长陈友仁和其他几位高级官员，
把电文交给他们传阅。
陈友仁惊讶地说：“这不是等于共产党向国民党开战吗？”
在座的人纷纷指责共产国际，指责苏联，指责中国共产党。
汪精卫气愤地说：“我看，斯大林的指示随便实行哪一条，国民党都得完。”
在座的人随声附和，都认为国共合作已经走到终点，以早日分共为好。
6月5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突然宣布解除鲍罗廷和加伦的聘约。在这次
会议上，国民党左派们一个个神情严肃，目光炯炯。显然，他们事先已知道了这—
决定。
鲍罗廷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连问：“什么？什么？请汪主席再说一遍。”他脸
色涨得通红。
“解除聘约是中政会的决定。”汪精卫平静地说，“过去鲍先生为中国革命弹
精竭虑，我们当然铭记于心。但现在既然政见不同，抱负殊异，只好请先生离开，
我们各奔前程。”
鲍罗廷竭力揣测这一突变的原因，直到他知道罗易的泄密以后，才恍然大悟，
但一切都已经迟了。任何解释都成为多余的了。泼水难收，形势急转直下。
这时，北伐捷报频频传来。5月30日，冯玉祥部占领郑州。6月1日，庸生智部也
到郑州。2日，南京方面北伐军攻下徐州。至此，北伐军与冯玉样会师中原的预定目
标实现了。汪精卫为了解决面临的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决定和统辖豫、陕、甘三
省，虎踞中州战略要地的冯玉祥举行郑州会议。
6月8日，汪精卫、徐谦、顾孟余、邓演达、谭延岂、孙科、王法勤、于树德、
何键等人来到郑州。9日下午，冯玉祥僧于右任由洛阳抵郑州，车站上挤满了欢迎他
的政府大员、军事将领和各界。代表，兴高采烈的工农群众把他指了起来，送进轿
车。
“那时，我们对冯玉祥的判断比对蒋介石的失误还大。共产国际不了解他的背
景，以为他是位农民军领袖。”周恩来几年后不无自嘲地说。鲍罗廷、加伦都曾直
接帮助过冯玉祥，李大钊、刘伯坚等共产党人曾和他并肩战斗然而现在……
6月10日，汪、冯两方面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