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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想考大学吧？
答：没错。
问：高考成绩上不去？
答：上去了，但没录取。
问：几次都是什么分？
答：第一次408分，第二次420分，第三次449分……
问：这个分应该到录取线了吧！
答：那是你们北京，满400多分说不定可以进个“重点”了，我们河南，行吗？（犯罪人情绪突然激动，两眼充满仇视。）
问：考不上就出来偷抢？
答：为了吃饭。
问：年纪轻轻，不能做点正经事？
答：正经？什么正经事？想进机关当公务员，你们北京收高中生吗？到公司人家先要看你文凭至少大专以上……
问：那也可以自己开个小铺、做些小买卖。
答：咋非要做小买卖？我要做大事。
问：嘿，还有不小的雄心壮志！干嘛要做坏事？
答：问你们北京人。
问：这跟北京人有什么关系？
答：怎么没关系？政策不都是你们北京定的嘛！
问：定政策也没有挡你们河南人的路！
答：不挡？不档我就不会进你这儿来了。
问：怎讲？
答：要是我生在北京，用得着去偷抢？早进了很神气的大学了。不就是你们北京牛嘛，同样的成绩，你们能上大学，我们河南人就不行，我不恨你们北京人恨谁？哼，你抓我也不怕，只要出去，我还会专门犯你们北京人！我恨你们……张局长不再审了，心里像堵了一团棉絮，说不出什么滋味。在临出审讯室时，回头又问了一句：你真的很想念大学？肖犯：为了供我读书，我爸我妈还不得不把一个弟弟给了别人
一直颇为“刚强不屈”的罪犯，突然呜呜大哭起来。
张局长后来告诉我，他当时在门外立了很久，“双腿不知咋的有些搬不动”。他还说，在一次全国高校周边治安管理工作会议上，上海公安局的一位同志也跟他谈起了类似的问题，即有那么一群犯罪分子，专门袭击家里有大学生的市民或者本市籍大学生。两地的办案干警们得出某些结论：有些外地高考“落榜生”由对现行各地录取分数线的不平等性，诱发了某种报复心理，直至走上犯罪道路。上海出过一个案子更绝，一位外籍青年连续到上海市民家作案，他什么都不偷，只是把袭击对象家里的书籍和物品全部毁坏，特别是见主人有什么大学毕业证书之类的东西就撕得稀巴烂。在大学校园作案也是这样，不袭击外地学生，专袭击上海籍学生。
歹徒独特的犯罪心理，北京、上海市民当然不可能明白，市民们只明白活在他们生活的城市，先天就有一种优越感。北京是首都，不用说这儿的每一块红砖绿瓦都沾着皇家气派，就是小胡同里那些拉三轮车的人说起话来，叫你外地人吭哧半天也顶不过他。最让外地人羡慕的，是这儿有通向“黄金屋”、连接“人上人”的多所中国著名学府。上海也牛啊！谁不知道当今“上海人”掌管中国天下事！再说上海人向来脑子灵光，风流倜傥，历来就高人一等。今朝今世，别人做不了的事，上海人就能做，且做过后全国人还得向他们学！邓小平都说了，当初在进行特区规划时没把上海划进去是个失误。
北京人和上海人让全国羡慕，但北京人和上海人也有让外地人不服气的地方。那就是高考的特殊优越性。
“北京人是皇爷，皇爷的孙儿孙女就比咱百姓儿女贵气呗。”
“上海人是大爷，大爷的孙儿孙女自然也比咱娇贵三分呗。”
呸！有本事咱们站在一个起跑线上，看谁能进北大进清华！自打80年代以来，外地人跟北京人早较上劲，而且后来证明北京人就是考不过外地人，如今在北京学生中叫怨喊屈进不了北大清华的大有人在。上海的情况也是如此，你上海的复旦、交大不是很中嘛，那好，我就专考这两所名校，挤你个上海人没面子！复旦、交大多少年来招进的头几名“状元生”都不是上海本地人。
但是外地人很快发现，虽然北京人、上海人无法与他们竞争“状元”，但依然能浩浩荡荡地比任何一个外省市的学子们都轻松地走进了北大、清华和复旦、交大。
这是为什么？就是北京、上海的高考录取分数线比外地低出一大段！低出100分左右！
天哪！高考的分数，每一分对考生来说就像登山的一个高高的台阶。这100分，就是一百个登天的台阶呀！
凭什么北京人、上海人会有那么多的优惠条件？什么高考是公平竞争，差100分的竞争是拉犁的马车和柏油马路上的汽车比赛，哪有公平可言！
于是，外地人感到了愤怒，无比的愤怒！
全国同一张卷子，同一种制度下的考试，却获得不了同一个录取标准，这不是欺人，不是排斥，又是什么？
当年恢复高考时，许多人根本不知道各个省市的录取分数线不一样，进了大学一比才知道，因为那时没有几个家庭有电视，许多百姓连报纸都看不到。而今新闻媒体特别注意百姓关心的事，一到像高考录取分数线这样的大事情，新闻媒体全都报道，所以全国人民都知道你们北京上海是多少录取分数线。
日奶奶的，我儿在俺老家这里考了400多分连个大专都够不上线，瞧你们北京上海，同样的分数竟然能挑个重点大学上！这是什么平等！
山东济宁的王大林，在女儿高考分数下来后，晚上看了电视新闻里说的录取分数线，高兴得挨家挨户报喜，说自己的女儿今年终于可以进大学了。村上的人也挺为王大林高兴，大家都知道大林为了闺女念书，已经第三次让成绩不怎样的孩子复读，乡亲们都说大林要交好运了。可是等了好几天，录取通知书一直没有送到大林家来。又过了一二十天，仍不见喜报送来。大林便跑到城里，亲自找到女儿复读的那个学校。老师见了大林直躲，后来没办法，老师只好实话告诉他，孩子今年的高考分数比前两年是有不少进步，但还是够不上录取线。大林说够上了够上了，我在电视里听到的。老师说，你听到的那个录取分数线是北京的，不是咱山东的呀！啥，我看的是北京电视节目呀？王大林的两眼发怵，但他马上又清醒过来，说：北京更好了，那是中央的地方，北京的分数线是咋样，全国就得是咋样呀！老师怎么解释，王大林就是不听，他说他信北京的声音，信北京的政策。
但北京的“声音”最终并没有录取王大林的女儿上大学。为此，王大林怀着一腔困惑，在那年其他孩子都上了大学时，他开始进京上访。可是从教委听到的“北京声音”仍然告诉他：你的孩子的分数进不了大学，因为北京和山东的录取分数线不一样！
咋北京跟山东就不一样？难道山东就不是归中国管的吗？咋……王大林有一百个弄不懂的问题，任凭教委的有关官员怎么解释，王大林就问这两句话：咱山东是不是个和你们北京一样属于中国的？咱山东孩子考的卷子是不是跟你们北京考的卷子一样？如果是，你北京的孩子可以进大学、进重点大学，那咱孩子就也该进大学、进重点大学！
王大林没有多少文化，也从没有进过北京城，但谁能说他讲的这些不是理？
我到南京采访几位“落榜生”的家长，他们一上来就像要吃掉我似的嚷嚷起来：你们北京人跟上海人不就是凭着皇帝旁边官大权大，啥好事都你们占着，嫌不嫌胀肚呀？你们的孩子可以上大学考博士，金榜题名，光宗耀祖，我们的孩子就该当工人阶级，为你们“知本阶级”垒石铺路？凭高考录取这一条不平等，呸，我就看不起你们北京人上海人！
那天我弄得很狼狈，好在旁边有朋友介绍说，他何先生也是江苏老乡！这才使一帮心头之火未熄的南京市民缓和了许多。不过，一听我是北京的“江苏老乡”，话题就更多了。有位干部出身的家长说，我们江苏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向国家交的税是最多的，孩子上学同样条件下花的钱也要比北京上海的多，像南京这样的地方，为什么择校风越演越烈，就是考大学竞争激烈呀，可为什么我们贡献最多、在孩子身上花的教育投资也是最多的江苏老百姓，理应我们的孩子在接受高等教育上优于别人，但现在不仅不优于别人，反而不如别人，比北京上海的孩子差一大段。这绝对是不公平的，也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体现！显然在目前的高等教育上是“皇家贵子是一套，百姓庶民又一套”。
他列举了1998年高考理科第一批院校的最低控制分数线的例子，江苏是566分，比北京同档高出83分；湖北省竟然比北京高出102分！文科江苏529分，北京同档高出71分。这一年北京考生总分超过600分的七百五十九人，江苏考出600分以上的人数是北京的近十倍！湖北这一年满600分的达八千人！他说，再算上山东、湖南两个考生大省，如果按照分数名次来公平录取的话，北大、清华、复旦、交大等等著名学府，将全部被这些省的考生所包揽，北京、上海的“状元”们几乎可以说无人进得了这些名校。但事实是，这一年北京、上海考得600分以上的学生进了北大、清华等著名大学的比例远远高于江苏、山东、湖南、湖北省，甚至达到十几倍、几十倍。北京的考生拿600分出头的分数轻轻松松可以进北大、清华，而其它省考了620多分的孩子甚至连大学都上不了，只能重新进耻辱的复读班——这些考生满怀信心地在第一志愿报考了北大、清华后，等到他们的名额被北京上海考生挤走时，再回头想用第二志愿进次一类的大学时，那儿的学校常常已经关闭了“第二志愿者”，所以，每年在江苏、山东、湖南、湖北等地时常出现考了600多分的考生，最后连学都上不到的倒霉事！
百姓不恨才怪！
再看一看1999年的高考录取比例，外地人对北京和上海的愤恨就更大了：北京的高考录取比例达到百分之七十四，全市四万九千二百零五名考生，“中举”的就有三万六千五百九十五人，基本达到四个考生中有三个能上大学。上海是自己出题考试，从1999年文理考题看，难度明显低于全国卷子，所以它的高考升学率比北京还要高出十来个百分点。可江苏、山东、湖南、湖北的比例又是多少？这些考试大省的比例却一般不足百分之三十，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原因是考生多，招生指标少，而提档的分数大大高于北京、上海，故录取人数就少得多！
最近国家公布的我国21世纪教育规划中指出，2010年全国适龄青年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要达到百分之十五左右的目标（现在是百分之九左右）。其实，北京、上海现在的高考录取率早已超过了这个比例的几倍，远远走在了世纪发展的前头！然而北京、上海的超高比例，则更加说明了别的省份的比例之小，那么这种差异到底为什么存在？为什么有这种差异？
原因有两大方面：一是由于中国的高校集中在北京上海两大城市，虽然北京三十几所国家级的大学面向的是全国，但北京作为首都，人口的控制一直是中央和北京市政府的长期政策，因此，那么多大学每年总是把相当高的比例名额留给了今后不用为进京人口指标烦恼的北京人。如1998年清华大学总招生为两千三百五十名，原计划在北京招生三百四十六人，后又扩招了一百名，可清华在江苏、湖北等生源大省投放名额仅为一百二十人左右，不及北京的四分之一，而江苏、湖北等省的考生人数却是北京的几倍，如此一进一减，使得北京得天独厚的优势就更加明显。其二是北京、上海这几年在初中升高中时，对生源进行了大量分流，职高、技校全面开花，真正升普通高中的只有四成。如1998年，北京的高中毕业生是最多的一年，但也只有四万零一百九十五人，而像湖北这一年的高中毕业参加高考的，就达十五点四四万人，是北京的三点三九倍，可最后录取比例则远远低于北京。
在无锡，一位教育局的官员给我算过一笔账：高考二十二年，由于录取分数线上出现的“不平等”所造成的后果是，江苏全省至少在过去的二十二年里，每年有一万以上的考生失去了像北京、上海考生同等条件下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在知识经济的今天，上过大学和没有进过大学门的人，不说他们一生的命运会有多大的差异，仅仅造成家庭的直接经济损失也是难以估计。可是我们江苏对国家的贡献是什么呢？改革开放以后，江苏一直保持着国民经济生产总值在百分之十至十五的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