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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呢？他和她也不愿分离！
女播音员矛盾极了：长期的牛郎织女，何日才团圆？她受不了无尽的相思苦。一旦随军团聚，何日才能双双回家？她不愿让他在高原上升官晋级，她只盼望他早日转业回乡。她咬了咬牙，决定牺牲自己，带着儿子来高原陪伴丈夫。丈夫挺孤独、挺辛苦。他给她讲兵站的故事，她一个劲地流泪。她是长女，父母老了，听说她要随军，老人也流泪。
留也难来走也难，相见时难别亦难！
走不完的路，流不完的泪。每每想起远在北京的丈夫和女儿，王元丽总是泪湿衣襟！
27岁的漂亮少妇像一只熟透了的红苹果。绿军装上的中尉军衔和樱唇杏眼波浪发把军人的英姿和女性的妩媚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了。她是母亲，她是妇产科医生，她对孩子有一种天然的爱恋。
孩子3岁了，她不认识妈妈。这使王元丽感到伤心。为了孩子，她吃了数不尽的苦。
王元丽和彭明友是在格尔木相识的。那时，格尔木场站的空军战士到二十二医院的五官科看病。一交谈，原来是老乡，一个是北京的，一个是天津的。在西部荒原上，两颗年轻的心互相吸引了。
他们的爱像蓝天和白云般纯净。彭明友退伍后回到了北京，分在密云县的交通队。两人鸿雁传书，胆肝相照。1987年5月结婚，没有房，在密云县城租了一间小平房当作洞房。度完并不甜蜜的蜜月，她回到高原上就呕吐，一直吐到生孩子。
孩子也是回到小平房中生的。大年初一夜里，一辆卡车载着她上了医院。生产后买了几个熟鸡蛋用开水温一下就吃，带了一个电热杯医院不让用。孩子又拉肚，又发烧，虽然彭明友忙里忙外，王元丽仍然焦头烂额，腰酸腿疼。没人侍候吃喝，还得喂奶喂水洗尿布。伤口不合，她只得跪着干活，落了一身月子病。
像受难后的耶稣，王元丽孤身一人回到了青藏高原。她把女儿交给了婆母，她舍不得扔下她，又舍不得抱着她上高原来，孩子太小了。
婆母得了病，女儿又转移到天津交给父母亲。一岁的时候，王元丽拉着她叫“妈妈”，她不叫，连抱也不要她抱。她好伤心！
两岁了，孩子仍然不认这个妈妈。
姥姥得了高血压，奶奶眼失明了，两岁的女儿由当公安警察的爸爸抚养着。彭明友调到首都机场。他既当爸又当妈，早上7点送幼儿园，下午5点接回来，晚上给孩子又是洗又是涮，三餐吃食堂，瘦得像猴。没有住房，在办公楼中挤出一间，走廊上堆了一大堆杂物。他勤务忙，一天到晚没有闲。他积极想办法，想把妻子调动到北京，可没有音讯。原本内向温顺的他变了，变得急躁和主观了。这可以理解，他多么盼望有一个温馨的家，他多么盼望工作生活都有一定的秩序。可不能。
王元丽的业余时间是空闲的，可她也觉得苦，她感到空虚。她想孩子想丈夫想得厉害，只好拿着照片一遍又一遍地看，仿佛想发现一点什么新鲜的东西。有时整夜睡不着。想起夫妻分离母女天各一方的烦心事，她常常哭。好在两人互相理解，互相关心，他们觉得一家三个人都苦，这不是哪个人的责任，这是一种社会现象，一种牺牲。
他病了，感冒发烧，烧得耳朵听力下降。她回北京探亲，孩子吵，烦，他伸手打了一下，这一下可把王元丽气坏了，她天天想日日盼的女儿怎么能打呢？她责问丈夫。吵嘴是爱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他和她的感情交流主要靠书信来往，可当感情上确实渴望或者有急事的时候，王元丽会找人打长途电话，她认为电话中虽然只能讲几句简短的话，但闻其声如见其人。那熟悉的声音中带着熟悉的呼吸，这是一种亲近，那声调和嗓音，是令人回味的，是幸福香甜的。接通电话已经是夜间11点了：“你到哪里去了？刚才接通了怎么没人接？”
“我执勤去了，刚回来。”男中音喘着粗气。
“孩子呢？”王元丽最关心的是她的女儿。
“睡着了。”
“你出去了，她一个人睡掉下来怎么办？”她着急了，仿佛女儿真的从床上掉到了地上。
“她累了，睡着了，不会掉下来。我……我也没有办法。”丈夫向她解释，宽慰她的心：“我也挺累，这一段时间特别累，吃过饭给孩子洗澡洗衣服，还教她认字。刚才有一位外国领导人的专机降落，我得去值勤。”
他听见话筒中有嘤嘤的哭泣声。
“你放心，你自己注意身体。”他叮嘱她。
青藏高原上的哭声越来越响了。
这是感情的宣泄。她的天津老乡叶护士有一个和她的女儿一样大的佳佳，王元丽想女儿的时候，就去看一看佳佳，她抱着她问长问短，多高了？多重了？一餐吃多少饭？等到都提问完后，她才满足地回到自己的宿舍：“我的彭玮也这样大了。”
她真想大喊几声，她感到压抑。她的业余时间无所事事，只有看书，打毛线，可一想起丈夫和女儿，就走了神，这时，她又会一个人流起泪来。孤独感又袭上了心头，她拉开抽屉，再读一遍已经装订成册的他给她的情书，虽说时光流逝了七八年，她仍然感到新鲜，她觉得这是昨天的事情。回忆是一种幸福。回忆能填补幸福。
27岁的王元丽中尉是妇产科的老资格了，这是一个诞生希望的地方。虽然忙，她很欢乐，因为每天都有生命的第一声啼哭，那清脆响亮的哭声，是百灵鸟的歌唱。
王元丽是一个母亲，她迎接了千百个小生命来到人间。她给刚当母亲的产妇擦汗、喂水，给刚降生的孩子喂奶、洗脸，那一阵阵的乳香，勾起了她对女儿的无尽思念。
“妈妈！”女儿在电话中叫了她一声后，呜呜地哭了。
她也哭了。
12．十年夫妻百年恩
她的家破裂了，她挚爱的那个人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可是，她仍然陪伴着他。生生死死，已经二十多年了。
二十多年前，何菊英还在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当大队的卫生员。1966年她才16周岁，9月的一天晚上，她哥哥中学同学李铸探亲来到了她家。他又瘦又黑仍然是那样和善，一身军装添了不少英气。他是来相亲的。
何英红着脸。她是团员，团中央号召全国学人民解放军，解放军就在眼前。她很激动，她不知说什么。
他能说会道：“我当兵三年多了，我在高原上，那里生活很艰苦，住的是土房，树也很少，气候干燥。我是开汽车的，从青海到西藏，路上也很辛苦。”他天南海北地谈，谈青海的牛羊、矿产，谈藏民的生活，他把何菊英带入了一个新奇而广阔的世界。
“假期到了，我明天就要回部队，你如果同意的话，我们交个朋友，怎么样？”他要她表态。
她点点头，她觉得这个人可敬可爱。她觉得共青团员要听毛主席的话：“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这个青藏高原上的汽车兵一走三年没有回来看她。彼此的感情交流和爱情的升级是靠两个月一封信中的绵绵情话。
何菊英20岁的那年，24岁的汽车连指导员发给她一个电报：来队结婚。
没有出过门的农村团支部书记心里又喜又怕，她到人武部开了一张证明，挎了一个大提包上路了。
坐汽车到宜昌，坐轮船到武汉，坐火车到西安，到西安买不到去西宁的票了，日日夜夜排队等了三天三夜，到西宁没有去格尔木的车队，又等候了十二天，路上走了一个月差一天！
她是迷迷糊糊到格尔木的。一路上头昏、头疼、晕车、呕吐。三月的高原寒风呼啸，喜气洋洋的大红棉袄抵挡不住刺骨的寒冷，她冻得直发抖。
她的心上人正在开会。他一阵风似地跑出来接她，一件羊皮军大衣披在了她的肩上，她才感到身上有了温暖。“你辛苦了，工作太忙，我没有空去接你。”他说。
一直等到“九大”结束才举行婚礼。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
两双布鞋、三斤绿茶、四双鞋垫是她的一片爱和一片情。
她不知道，又黑又瘦的小个子丈夫是部队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到北京开过会，天安门前观过礼，见过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格尔木是个名人。
他们的婚礼热烈而朴素，食堂里炸了花生米和麻花，大红喜字映红了营部会议室，团长政委各界代表贺喜的人有好几百！赠送的礼品全是毛主席著作和毛主席宝像，琳琅满目，闪闪发光！
幸福溢满了心。参加过农村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何菊英唱了一支又一支那个时代流行的歌。团长要她表态，她立场坚定，旗帜鲜明：
“我一定支持他工作，不管有千辛万苦，我以解放军为榜样，在革命化的大道上飞奔！”
各界代表纷纷发言，共祝新婚夫妻白头到老。
蜜月还差十天，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奉命去北京开会。何菊英以丈夫为榜样，新婚二十天，天天帮食堂洗菜、做饭、打煤砖、还帮战士洗衣洗袜洗被子，营区的高音喇叭中天天表扬指导员的新婚妻子何菊英。何菊英高兴得说不出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新婚二十天以后直到小孩一岁半了才第二次见面。何菊英挑起了千斤重担。公公去世了，留下三个弟弟一个妹妹，三间草房度日月，她里里外外地忙，挺着大肚子还泥里水里干活，生孩子时照样挑水烧饭，还养了两头大肥猪。穿军装的爸爸回来时，一岁半的儿子不让他吃饭，一见他就哇哇大哭！
何菊英咬着牙齿过日子，月子里得了头疼、腰疼、腿疼病，她不叫苦，她要为丈夫争光。丈夫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和毛主席、周总理一起照过相，照片有三尺长！去北京开代表会，全青海就他一个！有这样的丈夫，她感到幸福，感到光荣。
终于，老二鸣雁又出世了，这是个女儿，儿女双全了。还有，弟弟妹妹都成人了，都帮着他们一个一个地成家了，何菊英的一腔心血全消耗完了，她养鸡、养羊、种菜、打柴，再苦也没有一句怨言。她是母亲，她是嫂子。
1976年李铸升任了教导员，他来信说：“为了工作，我们到一起来吧，这样生活上可以方便，负担也轻些，你再也不用担心没柴烧没水吃了。”能和丈夫在一起，让孩子们天天见到爸爸，何菊英求之不得！
她背着两个大包袱，牵着一儿一女，路上又走了一个月！
赶到格尔木，丈夫在八百四十里外的二道沟兵站当教导员。三个人在一间半土坯房中安了身。丈夫下山了，他不是来看妻子儿女的，他是来治病的，医院检查说，肺上有钙化点，要住院。他住了一星期就闹着要出院，搭上汽车回他的兵站去了。
和七年前来结婚是同一个季节，三月份天寒地冻，风沙大，干燥，小孩不习惯这恶劣的气候，他们全都有高山反应头昏、恶心、呕吐。哇哇哭着要回家。买不到菜，天天清水面条豆瓣酱。何菊英一来就去当临时工，大河滩上筛沙子浇水泥板，后来又种菜，两个小孩全锁在家里。大河滩离家二十几华里，她一天来回走四趟。掏出钥匙推开门，儿子女儿倒在地上又哭又叫！
随军家属何菊英仍然没有牢骚，她是苦出身，她能吃苦。先进丈夫一年才下山一次，一年在家住两个星期！从1963年入伍到1979年去世当兵十八个年头，李铸没有同家人一起过一次春节。他把一切献给了高原。
他病倒了。病得吃不下饭，起不了床。
北京要开庆功会，他推辞不去。领导指名要李铸参加，他挺着腰去。开会参观，全是集体活动，他肝疼加剧，军人的组织纪律性命令他必须坚持下去。会议结束，他倒下了。首长要他住北京住院，他谢绝了：“我得回去传达会议精神。”
到西宁不能动了，腰佝偻着，兵站部领导要他住院治疗。他又摇摇头：“我要回去贯彻会议精神。”
他站在讲台前，脸色苍白，头上冒着冷汗，拳头死命地顶着身体右侧的肝区，他一句一句地传达着，讲台上没有传达提纲。因为前一天晚上准备提纲时肝部剧疼，写了几行字便再也拿不起笔了。他的妻子在台下听着丈夫的报告，她觉得他的每一句话都是拼着全身的力气吼出来的，可是，声音是那样微弱，而且断断续续，他已经不能完整地讲一句话了！
当晚，他被送进了格尔木二十二医院。一检查：肝癌晚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