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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
路非常颠簸，我经常被震得往地上掉。但是那刚上车的精干的小伙子还是一边往座位上爬，一边不断从包里掏出相片什么的，骄傲地告诉我们：“我刚从北京回来。我带队去北京演出呢。”我翻看着他的相片，居然是在级别不低的舞台上的演出照，虽然照片显得很旧很粗糙，但是它们让我逐渐真的相信起自己的好运。
车开过重兴，小兰再次瞪了我一眼：“你这个跟屁虫，我要去的地方是冷风口，正好继续捎带你！”山路愈发颠簸起来，那些刚容一车通过的泥路上，实际上没什么景致。我问枫香寨的男子：“你是姓廖吧？”他忙不迭地点头：“对呀对呀，你怎么知道的？”我笑了：“朋友告诉的，你们这里的人大多姓廖啊。”
车停了。在山脊上的路口。刚下车，就被风吹翻了帽子，好一座“冷风口”！小兰要顺着山脊爬上山顶的工作站，这两天他就要把属于电信的信号中继塔给竖起来，这一片山区应该在不久的将来有手机信号。但是现在，我的手机信号全无。我和小廖跟小兰挥手告别，走向山那边的枫香寨。
走出去好远了，回头还能看见小兰在高高的山脊上冲我们挥手。
现在，我们是走在去枫香寨的路上了。因为小兰，我们原来要走2。5小时的路程已经缩短到不到一个小时。我们离开公路，走上田埂。太阳暖洋洋地照在我身上，远处的房屋露出灰色的屋顶，树木散落在山坡上和山谷中，牛在收割过的田间认真地吃草……山坡上还有草搭的棚子，我问小廖那是什么。他说因为离家太远，所以有时候就把牛关在自家田里的草棚里。
我深深地吸口气，对着小廖感慨道：“还是这里好啊！空气多好！风景多好！多么安静啊！”小廖笑笑说：“我们这里哪里好？还是城市好啊。这里太穷啦！”
小廖告诉我，因为种田落不下什么钱，村里有能耐的年轻人全都跑出去打工挣钱了。而他做过许多工作，后来召集了一帮年轻姑娘，办了个歌舞团，农闲时节出去演出挣钱，收入比当农民时好多了。“但是，还是不够。”小廖说。
“多少才叫够呢？”我问他。他想了想：“我也不知道。”他冲我笑笑，又补充道：“反正现在是不够。”
慢慢地，我们能看见枫香寨的山头了，路上也经常能碰到小廖的熟人，他们寒暄着，用我听不懂的语言，我常能感觉他们打量的眼光在我身上游移。我笑望着他们：虽然我们彼此听不懂，但是请相信我是友好的。
小廖指点着周边的寨子告诉我：“枫香寨分上枫香寨和下枫香寨，山那边还有我们革家人的寨子，但是枫香寨是最大的。”我提起有两个女孩曾经来过，小廖说：“啊，我知道她们，那时候我不在家，但是我知道他们来过。”
寨子没有门，只有一座看上去厚实无比的石桥，小廖说这桥其实是修水库的时候建的，水库废弃了，桥却留下了。挑着柴禾、粪土的人们一晃一晃地走过；牛稳稳地走过；赤着脚的孩童走过；我，东张西望着，走过。
枫香寨（3）
革家，其实革字该有个单人旁。这个民族一直以来被作为苗族的一支，但是他们自己却坚持认为自己是跟苗族大相径庭的民族。他们有自己的历史，自己的传说，他们有独特的风俗，还有明显迥异的装束。小廖跟我讲了许多革家人的习俗，我开始相信自己来到的这个地方真的给了我超乎想象的惊喜。对于小廖来说，他是回到了家。对于我来说，我是试图像回到家了一样。人们表现得很友好，我也努力去忽略我听不懂他们交谈内容所带来的不适。他们脸上有热情的笑容，这对我来说已经足够。
从1月2日中午时分我走进枫香寨，到1月3日傍晚离开，我始终处于跟外界完全隔离的状态下。手机几乎就是个摆设，而前几天火暴的短信热线一下子沉寂下来，我开始真正意义上的独自旅行。
这是段让人一言难尽的历程。如果我仍然用记流水帐的方式来记录的话，这篇文章将长到令人不忍卒读。可是如此丰富的细节，又让我不忍割舍。是重视文章的可读性，还是忠于我记录行程的本意？我真的很难决定。
好了。我想，不必再去描写这一切。我只想写一件事，写完了，枫香寨就结束了。其它的，将在我自己的回忆里继续沉淀……
在我到达枫香寨的第二天，一行从北京来的据说是某财经类报纸的记者到达小廖的家。同行的还有重兴乡的几个乡长。他们来到一个老妇人的家，其中一个女记者看中老人织好的一段土布（大约5米长），跟另一个女记者商量着“可以放在我的条案上”。老人不知道自己织的东西值多少钱，她只会搬出一堆麻线，殷殷地说：“我织了一个多星期呢，每天织，很难织的。”女记者不耐烦地说：“我才不管你织了多久呢，你开个价就行了。”老人还是说不出数来，旁边乡长催促说：“你就说个价钱嘛！”老人说：“我不知道，这，真的很难织的。”女记者掏出50块钱对小廖说：“50块钱吧，我就要了。我真是懒得跟她说什么了。”
老人木木地看着小廖把钱塞进自己手里，喃喃道：“真的很难织的，织了好多天。每天都织……”老人的话是小廖翻译的，小廖翻译成的普通话里，老人苍老的音质消失了，只有哪些意义简单的重复的词句。我看着女记者轻蔑地扭过头去走掉的样子，恨不得冲上去煽她两个耳光。可是，可是，我怎么能去伤害被小廖和他的乡长视若上宾的“北京来的客人”？
我满怀悲愤，我不敢去看老人浑浊的眼睛，我觉得自己真的很虚伪也很懦弱。我除了长长地叹口气，真的什么也做不了……
小廖把他的芦笙队员召集起来给北京来的客人表演歌舞。姑娘们换上节日的盛装，一下子，院子的色调就从灰蓝变成了金黄。换衣服是件非常烦琐的事，前后大概花了1个多小时。客人们在叫好，然后冲进她们当中拼命照相。我忽然觉得很不舒服。我想这些姑娘们，他们不是道具，不是木偶。为什么没有人先问问她们的意见？
吃饭的时候，姑娘们站在我们后面一边唱歌，一边趁客人不备，“哗”地给客人们碗里盖碗饭。头一天吃饭时我已经领教了他们添饭的厉害。所以会向她们嬉皮笑脸地讨饶：“倒回去吧，我可真吃不了了。”她们多半饶了我。：）但是那女记者一直把碗埋在身前，死活不肯让小姑娘们得逞，这还不算，末了还评论道：“多浪费粮食啊！”
吃了饭，报社的副主编站在学校废弃的小操场上指指点点：“以后来了人，就让他们来看这个篮球架（篮球架已经只剩下两三根木头，摇摇欲坠），这个好，人家看了肯定掏钱啊，捐给你们建新学校啊。你们不要在这里建，另外找个地方建。这个地方就留着，不断地给后面来的人看……”
“开发旅游啊，你看黄果树那里的女孩，跟她们照相都是要付钱的。你们也可以这样啊……”
我拒绝了跟他们一起出山的邀请。小廖媳妇连夜给我赶制的蜡染布还没有干，我就执意离开了。我把包放在路口，独自坐在路旁的山路上，居高临下地看着这条进出枫香寨的唯一的道路。天渐渐地黑了，我在想，两天了，家里没有我任何消息，他们一定急疯了。枫香寨里亮起了灯，我在想，在黑暗的山区，灯光给人的感受跟城市里完全不一样。很久很久，没有车开过，我在想，枫香寨里的革家人，他们走向现代文明的路，难道就像下面的公路一样，只有一条么？他们也要像“黄果树那里的女孩”那样，廉价出卖自己的文明、文化、风俗，以获得直接的效益么？
我想不出答案。
但是我终于离开了枫香寨，半夜赶到重兴乡。在路边简陋的杂货店里将就了一夜。5元。第二天一早，就搭班车奔赴凯里。车刚到重安，手机就有信号了，一时间，短信的“滴滴、滴滴”声不断。
我在“滴滴”声中告别我应该告别的一切。
凯里
从凯里辗转雷山，再到西江苗寨，一切倒是顺利。除了等。
在苗寨，我没有去住旅店，顺着山路，随便走到一户人家门口，敲开门，我说：“我想住在这里，可以吗？”开门的小姑娘正在读高中，她说：“可以。”
于是，我跟着她喂猪、做饭、串门，然后看他们围着火盆，用我听不懂的语言聊天。他们一直在笑。他们在没有电视、没有电脑、没有杂志和书、没有卡拉OK的吊脚楼里快乐地笑着。我想我很羡慕。
又是一个清晨。我告别苗寨，回到凯里。我在凯里灰尘满天的街道上游荡，我去看了黔东南民族博物馆，我至今对那里的小卖部里的泥哨念念不忘。然后，我在火车站附近的网吧度过我在贵州的最后10个小时。
我走了。我回来了。我不知道我将在未来的什么时刻以怎么样的姿态再次与她重逢。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