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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武松郁积的愤怒终被漫天血雨所冲刷，而在这怒焰冲天的杀戮的背后，正是血祭的快意－－恩情应铭心，仇恨也同样要入骨，在复仇的血腥杀戮中，获得了生命尊严强烈的自我认定的快感，便如武松连杀十五人后所说：“我方才心满意足”，这正是“快意”二字的最好注脚。
于是有十几人－－多是女人、儿童－－成了英雄义侠武松刀下的冤魂。容与堂本在“又入来，寻着两三个妇女，也都搠死了在房里”句旁，批了个字：“恶！”又批曰：“只合杀三个正身，其余都是多杀的。”夏志清先生在《中国古典小说导论》里干脆将此时乱砍乱杀的武松称为被恶魔驱使的代表。
也许这种评价会让列位看官中喜爱尊崇武松的某些朋友难堪，但遗憾的是这是事实。水浒世界里奉行快意恩仇的也不是武松一人，实际上整个梁山大寨就是如此，试看一部《水浒》中，举凡梁山好汉的对头，如清风寨、扈家庄、祝家庄、高唐州、青州、华州、大名府、曾头市、东平府，一但破了庄园和城镇，对庄主、太守及他们的将佐，哪一次不是“老少悉数不留”、满门尽灭！（前后只逃脱了扈成、梁中书、梁夫人，还有一个被双枪将董平强霸去的东平府太守程万里的女儿。）宋江攻破祝家庄后，还一度与吴用商议要尽屠祝家庄，总算石秀因曾得钟离老人之助而求情，全庄才免了灭顶之灾。
但是梁山好汉的故事，包括他们这些大肆屠灭的壮举，却一直被传诵着，如清人金圣叹在批点血溅鸳鸯楼这段时，在旁一再批上“杀第一个”“杀第二个”“杀第三个”“杀第七个”“杀第八个”“杀第十一、十二个”“杀十三个，十四个，十五个”，通过这些批语，似乎可以看到他好象一直在得意洋洋地替武松扳着手指头数着，直到最后，在“武松道：‘我方才心满意足，走了罢休’”句中“我方心满意足”旁，又批上：“六字绝妙好辞！”
真是恶极！！
但这就是中国的国民性的一个不可忽视的侧面。无论是“完美”的武松的快意恩仇，还是金圣叹的大唱赞歌，以及血溅鸳鸯楼故事的被久远传诵等背后，都有值得现代中国人深长思之的地方。它实在应被现代每一个中国人深刻地反剩［参看“匪魂话题（上）”之“快意恩仇”］
吴用的地位与品位
吴（无？）用，其实是水泊梁山最有用的人。
中国有句老话，叫“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这话的意思其实是说秀才领头造反三年不成，并不是说秀才在造反队伍中毫无用处。
为什么很少见秀才领头造反？萨孟武先生在《水浒与中国社会》中开篇便说道：“在中国历史上，有争夺帝位的野心者不外两种人，一是豪族，如杨坚、李世民等是。二是流氓，如刘邦、朱元璋等是。此盖豪族有所凭借，便于取得权力，流氓无所顾忌，勇于冒险。”
这话说得是。豪族造反这且不说，单说这流氓一类草莽人物的造反，除了刘邦、朱元璋外，其实还大有人在，例如五代十国时期，南北十几个开国君主连带他们的从龙将佐，有过偷鸡摸狗放火打劫贩私盐前科的可说是比比皆是，那时真称得上是流氓的黄金时代。那么为什么中国历史上有这为数不少的流氓成了气候，而同样没有背景的文人却不行？其实道理很简单，那些有担当的流氓不象文人，满脑子忠孝节义，性格保守，行事又寒酸可厌，他们豪爽豁达，敢于铤而走险，所以天下大乱时往往能应运而起。
这个历史的奥秘早在《史记·高祖本纪》中便已揭示出：在陈胜、吴广起兵天下汹汹之际，沛县子弟也怂恿县令“反正”，并与因私放刑徒、斩白蛇而拉了一支绺子在外流窜的刘邦取得了联络。可这沛县令一度答应后又旋即反悔，关闭城门，搜拿图谋造反分子。这时刘邦闻讯带人来到城下，威胁城中说如果城里人不杀了县令起兵，等他刘邦攻进城去那可就要挨家灭门。于是沛县父老率子弟杀了县令，造反遂成定局。但是谁来挑头呢？有人把目光投向了萧何、曹参－－他们后来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流的宰相，也应该是万中无一的杰出人材吧，可是他们却无法担当起这历史的使命，“萧、曹等皆文吏，自爱，恐事不就，后秦族其家，尽让刘季（即刘邦）。”他们是文吏，害怕事情不成，秦廷灭他们的族，于是，这支逐鹿天下的队伍的大旗上就飘扬起了大大的“刘”字，而不是“萧”或“曹”，历史重任便落在了刘邦这个充满传奇色彩的流氓身上。
这就是历史的宿命。文人也不是没有梦想，但他们的梦想是最上者为帝王师，退而求其次为帝王友，再退而求其次为帝王臣，他们称不了王，只能为佐贰，但他们也很重要，他们无胆也无力去独力破坏，但出谋划策及建设新秩序却也离不开他们，所以历代聪明的流氓也懂得礼贤下士那一套，需要文人在他们的世界里扮演重要角色。
水泊梁山这个鱼龙混杂的反政府武装，同样也离不开吴用。吴用坐不了梁山第一把交椅，他个人的威望不及原东溪村的准黑社会头子托塔天王晁盖，更不及名动江湖的孝义黑三郎及时雨宋江，靠他个人的号召力是不足以缔造梁山泊的，但是可有一样，梁山大寨可以没有白胜，没有王矮虎，甚至鲁智深、武松或关胜、秦明、呼延灼中少一个也无妨，但是不能没有吴用。
吴用在水浒世界里是智慧的化身，地位近于诸葛亮，重要性近于诸葛亮，在一般民众的心中，他其实就是水浒版的诸葛亮吧？
但现在要问的是，在中国民众的精神世界里，《水浒》中的吴用能否比得上《三国》中的诸葛亮？
恐怕不能。也许还可以说，是远远比不上。
原因何在？
首先应说吴用的智慧，感觉上不及诸葛亮。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说吴用跟诸葛亮较量过，输给了诸葛亮，而是说《水浒传》对谋略的描写相对来说是简单化的。《三国演义》展现出的是一个猛将如云、谋臣如雨的喧嚣壮伟的历史大动荡时代，这个时代称得上英杰辈出，《三国》告诉我们在这个时代，除了诸葛亮用兵如神以外，还有很多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智谋之士，如郭嘉，如周瑜，如庞统，如司马懿，等等，等等，诸葛亮的才华和智慧就是在和杰出对手的碰撞中闪出耀眼的光华的，如比较经典的诸葛亮智算华容一段，诸葛亮和戎马倥偬老于用兵的曹操推算对方的军事谋略，双方对对方的用兵方略和决策心理展开一层层军事反推，最后诸葛亮在这场智慧的较量中技胜一筹，使对手落入彀中，这样充满了深刻的辨证法和对策论思想的笔墨，无疑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给人以智慧的启迪。但是这样精彩的谋略描写《水浒》中有吗？显然没有。水浒世界里的吴用是全无对手的。这句话的意思还不是说对手都不及他，而是说扮演他的对手角色的人根本就没有，只要他竖起两个指头，说出一番计谋，对手保证就会乖乖上套，听凭梁山人马痛揍，这也未免太简单化了，很难给人留下什么深刻印象。吴用的计谋中真正可圈可点的大概也只有智取生辰纲吧？
而且吴用谋略的品位也远不及诸葛亮，行事时常不择手段。为了逼朱仝上山，竟和宋江定下计策，让李逵活活劈死四岁的小衙内。这手段正与宋江屠灭一村来逼反秦明相似，残忍毒辣全无人性；又如为了强拉卢俊义上山，就去骗卢俊义题反诗，又对卢的管家李固谎称卢已立意上山造反，嗾使李固去出首，险险害了卢俊义的性命，这恐怕也只能用阴险二字形容。总之，吴用使的尽是些典型的流寇手段，能成什么气候？或许这些怪不得那个子虚乌有的吴用，怪只该怪作者计谋描写的低劣。无论怎样，《三国》是不会把这些写到诸葛亮身上的，我等也难以这样想象。
吴用的品位低于诸葛亮，也许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在《三国》中，诸葛亮一方面是智慧的化身，但同时，他还是个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抗争天命的悲剧英雄。诸葛亮为了报答刘备三顾茅庐的知遇之恩，更为了兴汉灭曹的正义事业，一生以欲凭只手将天补、鬼神泣壮烈的奋斗，来与强大的天命做悲壮的抗争，正是在这种奋斗与抗争中，恢弘了生命主体的尊严与伟大，寄托了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的心愿与向往。《三国》写诸葛亮，颇多动情、感人之笔，如秋风五丈原：孔明强支病体，令左右扶上小车，出寨遍观各营；自觉秋风吹面，彻骨生寒，乃长叹曰：“再不能临阵讨贼矣！悠悠苍天，曷此其极！”
这种悲怆情调，数百年来不知令多少人为之深深感动，为之泣下，《三国》中的诸葛亮实有一种感人至深的人格魅力。而这些正是《水浒》中的吴用，以及后来作品中的徐懋功、刘伯温这一军师系列形象所没有的。
因此可以说，《水浒》中的吴用，虽是个重要角色，但只能看作一个单向度的类型人物。
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在《红楼梦》第二十二回里，宝钗点了一出戏，对戏中的一曲《寄生草》激赏不已：漫搵英雄泪，相离处士家。谢慈悲剃度在莲台下。没缘法转眼分离乍。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哪里讨烟蓑雨笠卷单行，一任俺芒鞋破钵随缘化。
曲词慷慨悲凉，曲中那“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一任俺芒鞋破钵随缘化”的人物，便是梁山好汉花和尚鲁智深，这出戏是《鲁智深醉闹五台山》。
花和尚鲁智深是一部《水浒》中最具光彩的好汉。
不说是“最具光彩的好汉之一”，而只说是“最具光彩的好汉”，是因为以在下的眼光来看，鲁智深是水浒世界里唯一一个真正具有侠义精神的人。
换一句话来说，就是如果拿金庸、梁羽生笔下的武侠人物的行事作衡量标准，那么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中鲁智深是唯一可以入选新派武侠小说的人物。
再换一句话来说，就是：鲁智深是一百零八人中唯一真正带给我们光明和温暖的人物。
在第二回中，鲁智深，准确一点说那时还应叫鲁达，一出场便是“大踏步”地走来。仅这“大踏步”三字，就已预显出此人一生的慷慨磊落。果然，从他的身影在水浒世界里出现以后，从打死镇关西，到大闹野猪林，一路散发着奋身忘我的精神：在酒楼上一听到金氏父女的哭诉，便立即对李忠、史进道：“你两个且在这里，等洒家去打死那厮便来。”被两人一把抱住好歹劝住后，又慷慨资助金氏父女，当晚回到住处，“晚饭也不吃，气愤愤的睡了”，这种人间鬼蜮的龌龊行径在他那慷慨卤莽而又阔大的心地里无疑激起了如火的义愤（这种义愤在其他好汉身上并不多见甚至可以说十分少见，他们更多的是一己的快意恩仇），终于，他愤然而往打死镇关西，从此踏上亡命之旅，上演了一出出如火如荼的壮剧；直到上了梁山，去少华山欲与史进等人会合时，一旦闻听史进被华州太守捉入狱，又立即不顾武松等劝阻，毅然孤身深入险地去行刺，以致身陷囹圄。这就是鲁智深，他所奋身干预的事情，没有一件和他切身相关，关涉到他个人利害，而他无不慷慨赴之，这才是十足烈火真金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也难怪，金圣叹评鲁智深为一百单八将中上上人物，又道：“写鲁达为人处，一片热血直喷出来，令人读之深愧虚生世上，不曾为人出力。”
说得真好。又如台湾学者乐衡军先生在《梁山泊的缔造与幻灭》一文里说到了鲁智深，有一段话，饱含着感情，说道：鲁智深原来是一百零八人里唯一真正带给我们光明和温暖的人物。从他一出场不幸打杀郑屠，直到大闹野猪林，他一路散发着奋身忘我的热情。……他正义的赫怒，往往狙灭了罪恶（例如郑屠之死，瓦官寺之焚），在他慷慨胸襟中，我们时感一己小利的局促（如李忠之卖药和送行）和丑陋（如小霸王周通的抢亲），在他磊落的行止下，使我们对人性生出真纯的信赖（如对智真长老总坦认过失，如和金翠莲可以相对久处而无避忌，如梁山上见着林冲便动问“阿嫂信息”，这是如武松者所不肯，如李逵者所不能的），而超出一切之上的，水浒赋给梁山人物的唯一的殊荣，是鲁智深那种最充分的人心。在渭州为了等候金老父女安全远去，鲁智深寻思着坐守了两个时辰；在桃花村痛打了小霸王周通后，他劝周通不要坏了刘太公养老送终、承继香火的事，“教他老人家失所”；在瓦官寺，面对一群褴褛而自私可厌的老和尚，虽然饥肠如焚，但在听说他们三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