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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於“胡适评传”
“胡适研究”前记
播种者胡适
李敖给胡适的一封信
胡适先生走进了地狱
胡适是个〃寂寞的人〃
李敖的笔胡适的痒
关於“胡适评传”
民国四十六年（一九五七）的叁月一日，我在“自由中国”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六千多字的文章——“从读『胡适文存』说起”（现收入“胡适研究”，改题“关於『胡适文存』”）。文章发表後一年一个月，胡适从美国回来，约我到钱思亮的家里，跟我说：“呵，李先生，连我自己都忘记了、丢光了的着作，你居然都能找得到，你简直比我胡适之还了解胡适之！”
那时我已有给他写本传记的意思，但是我一直没跟他提起。我只提到几部批评他的书，像李季的“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批判”、叶青（任卓宣）的“胡适批判”谭天的“胡适与郭沫若”等。对谭天的“胡适与郭沫若”，他根本不知道有这本书；对叶青的“胡适批判”，他回忆说：“二十多年前叶青写完了这部书，寄了一套给我，要我答覆，我本来写好了一封信答他，後来一想：叶青在书里说我不必盖棺，论就定了，在他眼中，我已是死掉的人了，死人还能说些什麽呢？所以我一直没有理他。”
如今，七年过去了，胡适之从生龙活虎转入墓草久宿，从声容笑貌变成一棺孤骨。但是，每当我在南港的高压电线底下，走上了胡适的坟头，我都彷佛听到一种熟悉的声音在向我感叹：“我已是死掉的人了，死人还能说些什麽呢？”
於是，我又捡起七八年前的心愿，想给胡适写部传。不过这回不再是一本了，我决定给他写一部十本的大传记，我要用这一百二叁十万字的大传记，让“死掉的人”重新“活过来”，让他重新“说些什麽”（注一），也让我们“说些什麽”。
我所以发愤由我来写这部传记，另外一个主要的原因是看到别人迟迟不肯动手，或做得实在令人不满意。在胡适生前，我读过胡不归的“胡适之先生传”；在胡适死後，我看过毛子水的“胡适传”。这些简陋的传记都出於胡适的学生之手，基本的姿态都是维护他的，或是只有颂扬没有批评的，同时在史料处理方面又过於粗疏，难免有很多错误。
十多年来，我遍读有关胡适的一切着作，深觉不过是两类而已：一类是近於酷评的（diatribe）；一类是过度颂扬的（eulogy）。两类共有的毛病，是不能用严格的方法训练去接触史料、解释史料。於是，旌旗开处，胡适一出场，喊打与叫好之声此起彼落，胡适一方面被骂得天诛地灭，一方面又被捧得缩地戡天。结果呢，双方的感情因素是满足了，可惜被搬弄的却不是真正的胡适之！
英国的大政治家克伦威尔曾骂给他画像的人说：“画我须是我。”（PaintmeasIam）这句话，可以给任何想给别人“画像”的人做为警戒。胡适之不是轻易被了解的人，所以他也不容易被论断，没有受过严格的方法训练和史学训练的人，没有学会呼吸新时代空气的人，是没有办法给他“画像”的。
做为一个对方法训练和史学训练稍有所知的人、做为一个对新时代空气稍曾呼吸的人，我现在自告奋勇地来做这件大工作。我的目的不仅是“画”胡适之的“像”，并且还要画这个时代的像，我要画出这个时代里的大舞台、画出它的喜剧和悲剧、画出剧里的主角和配角、画出它的场地的布景、画出布景後面的众生相，也画出戏台前面的千万只眼睛。
所以，可以这麽说，这部“胡适评传”，不该单是胡适之个人的评传，它是时代的评传，它是以胡适为主角之一的时代的评传。
所以，很可能的，许多人看了这部评传会感到惊讶骇异，从正文来看，它可能是文学的；从脚注来看，它可能是历史的（注二）；从夹缝来看，它可能是无孔不入惊世骇俗的。它的结局是：君子既不喜欢它，小人也不喜欢它，只有跟李敖一个调调儿的，才会喜欢它。
但这都没关系，这都不影响这部评传的方向和进度，一个载浮载沈的传主，被一个乱蹦乱跳的作者来写他、昼他、捧他、？？他，这该是中国传记文学史上的新尝试。？？？？只有在新时代里才能肯定这种尝试，只有这种尝试才能延伸另外一个新时代。
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四日胡适死後二周年的深夜
注一：我热烈希望凡是和胡适有关系的人，都能帮助我这个使他“说些什麽”的计画。这意思就是说，凡是知道或保存有关胡适的言行、文件、信札、图片、稿本等材料的人，都欢迎能够提供、惠借，好使这部评传增色。在传记文学不发达的中国，在这个动乱的时代，试问能有几部一百二叁十万的传记来收入你所知道或保存的材料？所以请你不要错过这个广布流传的机会。
注二：我尽量不在正文里掺入繁琐的历史考订，我的目标是“正文轻快，脚注详细”。这种做法是一种费力不讨好的工作。我所以不能放手写文学式的正文，而要兼顾历史性的脚注，乃是因为有关胡适的基层史料工作还没有人做好，所以我不能自自在在的走史特拉齐（LyttonStrachey）、莫洛亚（AndreMaurois）等人的路。
“胡适研究”前记
胡适先生死在五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在他死的那天晚上叁点钟，我写下了这几段文字：“别看他笑得那样好，我总觉得胡适之是一个寂寞的人。”
在“播种者胡适”里我写过这麽两句话。今天傍晚，这个“寂寞的人”到底走向永恒的寂寞：他看不到捧他的脸孔，也听不到骂他的声音。在天路的历程中，他转入了苦难的炼狱，他是一个战斗的人，那才是他战斗的地方！
我想到去年十月九号给他的信。有一段说：
“我觉得你有点老惫，虚荣心与派系观念好像多了一点，生龙活虎的劲儿不如当年了，对权威的攻击也不像以前那样犀利了。”
在我这封信前两天，他写信约我去南港“玩玩”；在我这封信後二十天里，他先托姚从吾先生带了一本小说送我，不久又转给我一封信。可是他没收到我的覆信，也没见到我去“玩玩”，他就倒下了！
两年十个月来，我一直没见到他，当然再也不会见到他，一个最能播种的人儿，如今再也不能播他的种子了！
这几段文字写好後，我并不打算发表，所以我改写了一篇“胡适先生走进了地狱”，发表在叁月一日的“文星”杂志里。
＊＊＊
胡适先生走进“地狱”後，眼看就快两年了。两年来，真可说是一个既“冷漠”又“吵闹”的局面。
何以说“冷漠”呢？这是专指胡适生前围绕在他周围的人说的。他们这批人，在胡适生前俨然是他的畏友、良朋、门生、乾女婿，是“蟠龙大花瓶”的赠送者，是生日酒会的拜寿者，是“胡适合会”的“标会”者，……可是在胡适倒下以後，几乎在“尸骨未寒”的当儿，他们就变成了“不认得耶稣”的“彼得”。“新约”路加第二十二章里，有这样的故事：
他们拿住耶稣，把他带到大祭司的宅里。彼得远远的跟着。
他们在院子里生了火，一同坐着，彼得也坐在他们中间。
有一个使女看见彼得坐在火光里，就定睛看他说：“这个人素来也是同（耶稣）那人一夥的。”彼得却不承认，说：“女子！我不认得他！”
过了不多的时候，又有一个人看见他，说：“你也是他们一党的。”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是！”
约过了一小时，又有一个人极力说：“他实在是同那人一夥的，因为他也是加利利人。”
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晓得你说的是什麽！”
正说话之间，鸡就叫了。主（耶稣）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便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今日鸡叫以前，你要叁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
这真是一个含义深长的故事！这个故事在耶稣死後一千九百年，居然在台湾来了一出全新拷贝胡适的亲爱的“彼得”们，纷纷露出了他们的嘴脸，他们和当年彼得不同的一点是：彼得还会羞惭痛哭，还会在日後做个传布耶稣思想的使徒，可是他们呢？他们都不会，他们只会在胡适的生日忌日里来一番“告朔饩羊”，对遗照叁鞠躬以後，一哄而散，坐车回家。
记得胡适死後不久，胡虚一先生在“民主潮”第十二卷六期（五十一年叁月十六日）里，翻译了一篇“民主政治的两种观念”，他在译後记里有这样一段话：
这几年来，别以为有那麽多人围在他的身旁搅什麽献花祝寿的热闹事，也别以为有那麽多的男记者女记者把他当作“花边新闻”的采访对象，而我却体会到胡先生的心之深处，一直是孤寂的！一直是忧愤的！为什麽？这可从胡先生这些年来的处境想像得到的。近几年来，胡先生固然是个人自由主义的象徵，但他也日益成为一个所谓“自由民主”的可悲人物！他的声誉，也是渐渐地为点缀这点可怜的所谓“自由民主”糟蹋得不成样子了！君不见许多怀抱自由民主理想的青年人，在他们的谈话中，充分流露出他们“对胡适的失望”。虽然如此，可是“围剿胡适”之浪潮，却仍是一波一波地涌过来。而更可“悲”者是，“桃李满天下”的胡先生，他的门生高足，际此“围剿胡适”的风暴声中，竟都只会为他开祝寿会，除了一个不相干的“青年小子”李敖君挺身出来说几句外，很少有人挺身出来为“胡适思想”做一是非辩的！你想：胡适先生怎麽会不觉得心灵孤寂而忧愤呢？胡虚一先生这段感叹，还只不过是专指胡适临死前的一段日子而言。现在胡适死了快两年了，在这两年里头，胡适的“门生高足”更是安静得可爱了，他们安静地看着，看着那个“不相干的『青年小子』李敖君”来开创一个“吵闹”的局面。
＊＊＊
所谓“吵闹”，应该从头说起。
民国五十年的年底，我应“文星”杂志编者的邀请，为他们写了一篇“播种者胡适”。
这篇文章带来了大是非和大麻烦，进而酿成了一次大笔仗，後来这次笔仗分成了两个圈圈，一个圈圈是“关於中西文化问题的论战”；一个圈圈是“关於播种者胡适的论战”，前者的主要对手是徐道邻先生和胡秋原先生；後者的主要对手是叶青（任卓宣）先生和郑学稼先生，大家打做一团，十分热闹。
在“播种者胡适”发表以後，赞同或变相支持我这篇文章的人很多，例如香港“自由报”的社长雷啸岑先生（马五先生），“中国学生周报”中的若兰先生，“展望”杂志中的孟戈先生，台湾“作品”杂志中的苏雪林先生，“民主中国”杂志中的牟力非先生，“文星”杂志中的王洪钧先生、东方望先生、田尚明先生，……都是形诸文字的例子。此外在口头上面、书信方面，我也得到了不少的支持和同调。
当然相对的，反对我的浪潮也就澎湃而来，它们的大本营就是我所谓的“叁大『评论』”：“政治评论”“民主评论”和“世界评论”。在这些刊物上，我陆续遭到许许多多的攻击和谩骂，可是我实在懒得理他们。对“播种者胡适”的问题，我只写过一篇“为『播种者胡适』翻旧帐”的文字，来答覆叶青先生和郑学稼先生，其他不入流的人和那些不入流的文字，我一概不理。即使叶、郑两先生，我也只答覆一次，当他们第二次向我使出回马枪的时候，我也懒得辩驳了。
我为什麽不再答覆叶青先生和郑学稼先生？这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我觉得对这两位先生，从文字上枝节上跟他们辩论是没有用的，也是不能了解他们的。要了解他们必须从他们的“基本思路”（primordialmotivesandimages）上一刀扎下，从“基本思路”上来探讨他们写文章时的理论背景和“心理运作”（mentaloperation）的过程。当我对两位先生过去的历史有所了解之後，当我恍然大悟他们的“前期快感”（fore——plea—sure）是什麽主义以後，我不禁阻止我自己说：“算了罢！放他们去罢！”
＊＊＊
谈完了“冷漠”和“吵闹”两个局面以後，我觉得我该谈谈“播种者胡适”本人。我先抄“世界评论”第十年第五期（五十一年五月十六日）中，周伯达先生的“现阶段中西文化论战之平议”里的一段话：文星第五十四号还有胡颂平先生底“适之先生康南耳君传的最後校改”一文说：“先生又给我十二本未曾校改的康南耳传，一张便条，用红原子笔写了下面的字样：『校改本，送给徐高阮、毛子水、台静农、姚从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