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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帝奕
奕（zhǔ）是清朝最后一位通过秘密立储继位的皇帝。他20岁登极，在位11年，享年31岁。年号咸丰，“咸”是普遍的意思，“丰”是富足的意思，“咸丰”是天下丰衣足食的意思。可是在当时，所谓“天下丰衣足食”，只能是个不切实际的幻想。咸丰皇帝面临着内忧外患、国将不国的严重局面，而他却无胆识、无远略、无才能、无作为。咸丰做了11年的皇帝，显然是个历史的误会。
陆游曾经在《钗头凤》中这样感叹差错凄惨的爱情：
红酥手，黄滕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
错！错！错！
陆游在这首《钗头凤》里，连续用了三个“错”字——错！错！错！这三个“错”字，借用在咸丰皇帝奕身上，竟或有几分贴切。咸丰11年的皇帝生活，最明显的三个特点就是：“错”、“错”、“错”！咸丰皇帝第一错是错坐上皇帝宝座；第二错是英法联军入侵时错逃离皇都北京；第三错是临终之前错定了顾命八大臣。
下面讲咸丰皇帝第一错。
错坐了皇帝宝座
道光皇帝共有9个儿子：他立储时，长子奕纬（已死）、二子奕纲（已死）、三子奕继（已死）、四子奕（16岁）、五子奕（16岁，出继）、六子奕（15岁）、七子奕（5岁）、八子奕（3岁）、九子奕（2岁），其中奕纬、奕纲、奕继早逝，奕又过继给了惇亲王绵恺。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道光帝已是65岁的老人，这年奕16岁，奕15岁，其余的儿子都是5岁以下的孩子。这就意味着有条件、有能力竞争帝位者，只有奕和奕两兄弟。
恭亲王奕像奕的生母为孝全成皇后钮祜禄氏，二等侍卫颐龄之女，家境寒素。她入宫之初，封为嫔。但她聪慧漂亮，妩媚动人，很讨道光皇帝的喜欢，晋封为贵妃。道光十一年（1831年）六月，她在紫禁城承乾宫生下奕（咸丰），这年她22岁，正是花样的年华。钮祜禄贵妃生子奕两年后，皇后佟佳氏病死。她时来运转，晋封为皇贵妃，统摄六宫之事。又过了一年，被册为皇后。月盈则亏，宠极则衰。钮祜禄氏虽身为皇后，但渐因色衰而爱弛，抑郁寡欢，得了大病。道光二十年（1840年）正月病死，年33岁。奕当时只有10岁。
奕生母过世后，受静贵妃抚育。静贵妃，姓博尔济吉特氏，刑部员外郎花郎阿之女。她初为静贵人，后晋为贵妃。静贵妃生有三个儿子：皇二子奕纲、皇三子奕继和皇六子奕。前面说过，奕纲和奕继已死，静贵妃膝下只有皇六子奕。奕比奕小一岁。静贵妃便将失去生母的奕收在膝下抚育。奕孝敬静贵妃如同生母，视奕如同胞弟。而同奕争夺皇储最有力者，就是他视作同胞的皇六弟奕。
奕与奕，他们俩都受静贵妃抚养。道光在连丧三位皇后——孝穆成皇后、孝慎成皇后、孝全成皇后的悲伤之余，没有再册立皇后。便册静贵妃为皇贵妃，摄六宫事。奕与奕小兄弟俩，都在上书房读书，年龄相近，关系密切，并无嫌猜。不过，奕读书比奕早一年。奕6岁开始读书，师傅为杜受田。
杜受田，山东滨州人。父堮，嘉庆进士，官至礼部侍郎。受田，道光三年（1823年）进士，会试第一，选庶吉士，授编修。十五年（1835年），入直上书房，教奕读书，后升为上书房总师傅。杜受田师傅教导奕，尽心尽力，倾注心血。史载：“受田朝夕教诲，必以正道，历十余年。”奕为皇子时，从猎南苑，驰逐群兽，坠马伤股。经上驷院正骨医士治疗，留下残疾，行动不便。他小时候还得过天花，脸上留下麻子。
奕也在上书房读书，但较奕聪明，师傅是卓秉恬。史书说：“与文宗同在书房，肄武事”，“集花枪法二十八势，曰‘棣华协力’；刀法十八式，曰‘宝锷宣威’。”皇父道光以“白虹刀”宝刀赐给奕。奕身体很好，头脑聪明，书文不错，武功也好，还有所发明和创造。
道光晚年，立储大事，犹豫不定：皇四子奕，“长且贤”，年龄最大，又很仁孝；皇六子奕，虽为庶出，但家法传嗣，不分嫡庶，而且“天资颖异”，能文能武。随着他们年龄渐大，皇储争夺，暗藏机关。
道光帝秘密立储的故事，野史笔记和民间传说，多种多样，绘声绘色。
一说：追思亡后而施恩其子。奕的生母孝全成皇后，由贵妃晋升为皇后不久，就突然死去。有一首《清宫词》写她暴死，事多隐秘。传说道光帝十分悲痛，决定不立其他妃嫔的儿子，而立皇后生的儿子奕，以此告慰孝全成皇后的亡灵。
二说：欲立奕而改立奕。传说道光皇帝宠爱奕的生母孝静皇贵妃，所以曾写好谕旨，要立奕。但书写时被太监窥见，最后一笔特别长，猜想写的是“”字，而不是“”字。这件事传了出去
道光帝很不高兴，便改立为奕。
以上虽属传说，却说明一个道理，就是道光应该立奕，而不该立奕，咸丰错坐了皇帝的宝座。
据野史记载：道光晚年，身体衰病。一日，召皇四子与皇六子入对，将藉以决定储位。两位皇子都请教自己的师傅，问询如何应对。奕师傅卓秉恬说：“皇父如有垂询，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奕师傅杜受田则对奕说：“阿哥如条陈时政，知识不敌六阿哥。惟有一策：皇上若自言老病，将不久于此位，阿哥就伏地流涕，以表孺慕之诚而已。”他们两兄弟都照着自己师傅说的做了。道光对皇四子奕的话很高兴，谓皇四子仁孝，储位遂定。
《清史稿·杜受田传》记载同上面类似的故事：
至宣宗晚年，以文宗长且贤，欲付大业，犹未决。会校猎南苑，诸皇子皆从，恭亲王奕获禽最多，文宗未发一矢。问之，对曰：“时方春，鸟兽孳育，不忍伤生，以干天和。”宣宗大悦，曰：“此真帝者之言！”立储遂密定，受田辅导之力也。
上文中的宣宗是道光帝，文宗就是后来的咸丰帝。这就是《清史稿·杜受田传》所载“藏拙示仁”的故事。
以上故事，说明奕突出“仁”与“孝”。这是道光立奕为皇太子的重要原因。由此可以看出：道光帝选择皇太子的主要标准是所谓的“德”。本来皇太子的选择，应当是“德才兼备”，道光选择皇太子的时候，没有“德”、“才”兼顾，而是偏重“德”。后来的事实证明，咸丰帝奕遇到大事时缺乏远略、胆识，而是退缩、逃避，证明他在“德”的方面也是有欠缺的。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六月，道光帝密立储位，将皇四子奕名字书写密封于匣。三十年（1850年）正月十四日，道光帝病危，急召宗人府宗令载铨，御前大臣载垣、端华、僧格林沁，军机大臣穆彰阿、赛冲阿、何如霖、陈孚恩、季芝昌，总管内务府大臣文庆，公启匣，宣示建储朱谕：“皇四子奕，著立为皇太子。尔王大臣等，何待朕言，其同心赞辅，总以国计民生为重，无恤其他。特谕。”道光正式宣布：立皇四子奕为皇太子。当日午时，道光帝崩于圆明园。
奕即位，改明年为咸丰元年（1851年）。奕做了皇帝，其御名要避讳。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三月，谕旨：“以二名不偏讳，将来继体承绪者，上一字仍旧，无庸改避，亦无庸缺笔；其下一字应如何缺笔之处，临时酌定，以是著为令典。”于是，命“将御名上一字仍旧书写，毋庸改避，下一字著缺写末一笔”。以前所刻印的书籍，都不需改避。
道光身后留下的宝座，应当由奕坐。皇六子奕论德论行，以文以武，在道光诸皇子中是最优秀的。结果却被奕错坐了皇帝的宝座。当然，这个历史责任不在咸丰，而在道光，或者说在“秘密立储制度”。咸丰错坐了皇位，不仅给自己带来了悲剧，而且给民族和国家带来了悲剧！
下面讲咸丰皇帝第二错，英法联军入侵时错逃离皇都北京。
错离了皇都北京
咸丰登极之后，面临“内忧”与“外患”两大难题：“内忧”——太平天国占领南京；“外患”——英法联军入侵北京。他被困扰11年，并无一日安宁。
咸丰对内碰到的最大难题，是太平天国的兴起。道光三十年（1850年）正月，奕告祭天地，即皇帝位。当年十二月，便发生太平天国起义。洪秀全在38岁生日这一天，即十二月初十日（1851年1月11日），于广西桂平县金田村起义，建号“太平天国”。咸丰元年（1851年），太平军攻占永安。咸丰二年（1852年），太平军攻克武汉。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连克九江、安庆，攻占南京，定名为“天京”。直到同治三年（1864年），清军攻陷天京。太平军余部又奋争两年多失败。此次战火，燃遍14省之广，历时14年之久，清朝统治，元气大伤，根本动摇。回顾清朝统一华夏后，在中原地区有三次大规模的战争：第一次是康熙朝的吴三桂叛乱，第二次是嘉庆朝的白莲教民变，第三次则是咸、同两朝的太平天国起义。太平天国运动时间之长、地区之广、规模之大、耗银之多、死人之众、影响之深，成为有清一代中原战争之最。
咸丰对外碰到的最大难题，是英法联军入侵北京。
先是，咸丰四年（1854年），英、美、法三国向清政府提出修改《南京条约》等要求，遭到清廷拒绝。
咸丰六年（1856年），英国借口“亚罗号”事件，进犯广州，被击退。
咸丰七年（1857年）十一月，英法联军攻陷广州。两广总督叶名琛兵败，后被俘，解送印度加尔各达，死于囚禁。
咸丰、同治朝与列强签订的部分条约
咸丰八年（1858年）三月，英法联军及英、法、俄、美四国公使，抵达天津大沽口外，要求所谓“修约”。咸丰令直隶总督谭廷襄“以夷制夷”：对俄示好，对美设法羁縻，对法进行诱劝，对英严辞责问。谭廷襄奉旨行事，结果没有成功。四月，英法舰队在俄、美支持下，攻陷大沽炮台，逼近天津，清军8000余人溃败。这时，咸丰想起当年同英国签订《南京条约》的耆英，但英、法拒绝同耆英谈判。咸丰不得已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钦差大臣，赴天津谈判。五月，钦差大臣桂良、花沙纳分别与英、法、俄、美等国代表，签订中英、中法、中俄、中美《天津条约》。条约样本奏上，咸丰虽然愤怒，却不得不批准。他在盛怒之下，令耆英自尽，算是找了一只替罪羊。同时，沙俄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趁火打劫，兵逼瑷珲（今爱辉），约黑龙江将军奕山谈判边界事务。俄用武力迫使奕山签订中俄《瑷珲条约》，割去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中国领土60万平方公里，并将乌苏里江以东40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划为所谓中俄“共管”。
咸丰九年（1859年）五月，英、法借口换约，又率军舰到大沽口。英法舰队，进攻大沽炮台。清提督史荣椿下令开炮还击，重创英、法舰队，击沉4艘、击伤6艘，死伤400余人，重伤英舰队司令贺布。英法联军在美舰掩护下狼狈退走。咸丰见大沽获胜，尽毁《天津条约》。尔后，英、法两国都在调兵遣将，准备新的侵略。
咸丰帝授权恭亲王办理与各国换约事宜的上谕咸丰十年（1860年）春，英军18000余人，法军7000余人，陆续开赴中国。尔后，占舟山、攻烟台。六月，英法联军再向大沽进攻。清僧格林沁率兵守大沽，而疏防北塘。僧格林沁上奏要在大沽同英法联军决战，咸丰谕旨：“天下根本，不在海口，而在京师。”七月，英法联军由北塘登陆。咸丰战和不定，痛失歼敌良机。英法联军攻陷塘沽后，又攻占天津。咸丰派大学士桂良、直隶总督恒福为钦差大臣，赴天津谈判。英、法提出天津开埠、赔款等要求。桂良拟好接受条款奏报，咸丰谕先退兵、
后定约。英法联军以谈判不成，向通州进军。八月，咸丰派怡亲王载垣、兵部尚书穆荫为钦差大臣，往通州议和。载垣接受英、法要求，但英、法又提出向皇帝亲递国书，被载垣拒绝，谈判破裂。载垣、穆荫拘囚英使巴夏礼等，解到北京。英法联军继续进攻，大战于通州张家湾。僧格林沁战败，退到通州八里桥。英法联军6000余人犯八里桥，僧格林沁、胜保兵再败。
英法联军进逼北京，咸丰帝让皇六弟、恭亲王奕为钦差大臣，便宜行事，办理和局。咸丰心生一计：暗示大臣奏请“秋狝木兰”。初八日，咸丰以“秋狝木兰”为名，从圆明园启程奔往热河。英法联军进至北京德胜门外，二十二日（10月6日），攻占圆明园，总管园务大臣文丰投福海自尽。奕奏请放还巴夏礼等。这个事件影响重大：
第一，签订中英、中法、中俄《北京条约》，又定中俄《瑷珲条约》，将黑龙江以北、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