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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地要搞劳动竞赛，还不是从名利上来鼓励人的积极性？竞赛与竞争有什么区别，我看不出来。每个人都是想往上爬的。罗隆基还说，他想写一个以梁漱溟为中心人物的悲剧本，并且说今天为什么只有工农兵方向呢，在他的上述悲剧写出后，一定会‘惊天动地’。罗隆基常说：喊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是最肉麻不过的事。匈牙利事件后，罗最突出的意见是苏联出兵匈牙利是‘干涉内政’，认为宁可失掉匈牙利也比苏联出兵好。去年埃及抗战时，罗曾对浦说过他对于纳赛尔是否能支持下去是怀疑的。罗还很欣赏艾森豪威尔在埃及问题上的做法。罗说：这次美国做得漂亮，既得了人心，又攫取了利润。”看来，她是把能想得起来的听罗说过的每一句话都拿出来交代了。
新闻界斗完了，到了八月，又将浦熙修转到民盟，参加民盟对罗隆基的斗争。在八月十日、十九日、三十一日民盟中央批斗罗隆基的会上，浦熙修都奉命作了发言。主要都是讲一件事，就是李宗仁竞选副总统的时候，罗都是支持李宗仁的。浦熙修在八月三十一日的会上宣读了罗隆基给她的一封信中的一段：“你不要以为无枪无弹就不能逼宫，错综复杂之势，可变化无穷。假使你读过历史，就知道王莽取得帝位，并未费一兵一卒。他手中亦无一兵一卒。到了瓦解之势已成，乱者一呼，天下四应。”讲的是李宗仁有可能向蒋介石“逼宫”的事。可是她在发言中却作了一点曲解，说是“罗隆基想做王莽”，说是“他以为现在是‘瓦解之势已成’，只要他们这些‘乱者一呼’，就会‘天下四应’，他们就可以不费一兵一卒而篡夺党的领导权了”。
即使从当时《人民日报》上刊出的这些材料中，人们看到她万般无奈地作的这些检查和交代，也可以想象到她所承受的压力之大了。这段日子她是怎么过来的，可以看看北京办事处的同事朱嘉树的回忆：“新闻界反右会的压力越来越大，火力越来越猛，目的显然要把‘章罗同盟——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这条黑线坐实。罪责如此沉重，浦二姐万念俱灰，流露出寻求解脱的念头。主持北办反右运动的高集、唐海，都是浦二姐的老朋友，怕她出事，特地把她的女儿叫来陪她，防止发生意外。就在这种情况下，浦二姐还帮我检查。当时我是民盟北京市委直属北办小组负责人，我定自己的罪行是恶性发展盟员，把北办记者尽量拉进民盟。她帮我上纲上线，说那是‘以盟代党’，这样才能与章、罗的‘政治阴谋’联得上，真是天真的浦二姐，善良的浦二姐。”
这件事，她女儿冬林的回忆说得更详细些。这时，冬林是北京航空学院四年级学生，共产党员。她说：
“一天，同学们拿着《中国青年报》给我看，报上报道了斗争大右派浦熙修的新闻及娘挨斗的照片，我真是大吃一惊。她解放前后被党称赞的事迹还历历在目，怎么忽然变成大右派？但深受党浸透骨髓教育的我，认为党说的还会有错？肯定是娘在哪方面有了错。不久，我得到上级组织（全国记协通过北航党委）的通知：为了斗争娘又防止意外，要我回家。我回到家，娘已卧病在床，过去得的胃病与失眠症加重，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且要被迫写交代材料，应付每天几场的批判斗争会。娘想，自己一生热爱着党，追随着党，却被党视为敌人，她困惑不解。她求证不出‘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就是《文汇报》的这样一个民盟右派系统’政治公式的解答，她的身心被苦苦地折磨着，精神几乎完全崩溃，活不下去了。但她终于没有选择那条路，为的是想弄个明白，她坚强地挺着。当时有人民日报记者高集来做她的思想工作，促使她交代问题，后来由文汇报唐海及人民日报的常工主持办事处的反右斗争并做她的思想工作。家里有我大姨浦洁修遵照周总理、彭老总、刘仁（北京市委书记）好心的嘱托来帮助她，三姨浦安修正在中央高级党校学习，也抽空前来开导她。我在家一个多月，对她说不出什么道理，只能是默默地帮助她整理材料，与大家一样，焦急地希望她赶快与罗隆基划清界限站出来，且略略注意她的安眠药别吃多了。
“在大家的帮助下，她不得不找出过去的日记、信件，大家急忙运用毛泽东确定的政治公式帮助她查找‘问题’；又将这样找出的‘问题’往这个公式里套，来说明她的‘错’。大家绝对深信不疑，这样做是帮助她与罗隆基划清界限站出来的最好方法。在当时已形成‘党是绝对正确的，有错就是自己的’思维模式形势下，相信党胜过相信自己，相信党胜过相信事实，以信念代替自己思想的娘，一次次地写交代，真心实意地按照党的要求检讨自己，揭发罗隆基。她希望自己回到人民的怀抱，也希望罗隆基能认识党给他指出的问题去交代，早日得到人民的谅解。在这种情况下，娘写下的一次次交代材料，一次比一次升级，才能应付不断升级的批判斗争大会需要，结果更深入地掉入那个公式所定下的‘大右派’万丈深渊。”
罗隆基可是并不承认这个公式，不承认他通过浦熙修控制了《文汇报》。他在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上作检讨的中间说：“《文汇报》在今年三四月间是受人（引者注：这里的‘人’，他是说毛泽东）夸誉的报纸，今天为反右派斗争的对象，主要在整风时期《文汇报》犯了错误。这是今年五六月间的事情，今年五月间浦熙修到东北视察去了，等到她视察回来，我六月三号又出国了。即使我真有利用《文汇报》，在整风期间，来扩大右派宣传，事实上这个时期亦无法利用的。”
这一场斗争的结果，《文汇报》北京办事处可说是全军覆没。十名记者中划为右派分子的有七人，他们是：浦熙修、梅朵、姚芳藻、谢蔚明、杨重野、刘光华、朱嘉树。其余三个作为内控分子，帽子拿在群众手里。
一九五八年春天，浦熙修被撤销了新闻界的一切职务，只保留了全国政协委员与民盟中央候补委员的职务。她二十年新闻记者的生涯，就此终结。
七 旧闻记者
被划为右派分子以后，浦熙修的组织关系转到了全国政协。她不能再住在《文汇报》北京办事处了。她继母托人帮她在西城锦什坊街孟端胡同友爱巷二十三号找到一间私房，租住了。房东姓吕，原是国民党军官的太太。房间很窄小，简陋，而且是北房。好处是有个小独院，很安静。她就在这里安顿下来。
她必须适应并且习惯这身份的突然改变，从几乎是沸腾的生活中突然冷落下来。幸好父亲、继母和姐姐还不时来看望她，使她在孤寂和苦闷中得到一点慰藉。她不得不忍受歧视的冷眼。就是自己的女儿，从实习地寄信来，信封上只写个“浦熙修收”。她想，不能写同志，不能写个“先生”或者“母亲”吗？她觉得伤心。
一九五八年七月，民盟送浦熙修到中央社会主义学校学习。她以一种虔诚的心情学习毛泽东著作，觉得只有照毛说的那样和工农民众相结合，才是自己改造的根本途径，就坚决要求下放到农村去劳动。一九五九年五月十五日，她到了石景山人民公社的一个生产队。当地农民并不认为戴上了右派分子帽子的就是他的敌人，还是亲切地叫她“老浦”，要她跟别的人一样参加生产队里的会。不久，公共食堂办起来了，就让她上半天劳动，下半天帮食堂做点管理工作。这更应该看作是没有歧视的表现。比方在湖北，王任重定出的章程，是“不准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在公共食堂担任任何职务”的（见1958年12月20日《人民日报》）。
不多久，她胃病复发，呕吐不止，只得回到城里来治病。这时全国政协新成立了一个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正需要人做事，就把她留下来，不再回生产队去了。
一九五九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作为庆典的一项内容，八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写信给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提出分期分批为右派分子摘帽和赦免一批罪犯的建议。九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十二月五日，《人民日报》刊出了《中央国家机关和民主党派中央机关摘掉一批确已改好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消息。消息说：“这一批被宣布摘掉右派帽子的有：黄琪翔、费孝通、叶恭绰、林汉达、潘光旦、浦熙修、向达、薛愚、袁翰青、陶大镛、陈铭德、谢家荣、费振东、谭志清、金芝轩、吴文藻、刘瑶章、曾彦修、王曼硕、范澄川、雷天觉、彦涵、董守义、陈明绍、裘祖源等一百四十二人。”摘掉了帽子，浦熙修被任命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教组副组长。她对人说：“新闻记者当不成了，那就当旧闻记者吧。”
这个委员会成立的经过是这样的：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周恩来举行茶话会，招待六十岁以上的全国政协委员，号召大家把亲身经历和见闻记录下来，传之后代。他说：“戊戌以来是中国社会变动最大的时期，从那时到新中国成立的历史资料，要从各方面把它记载下来。”根据他的这个提议，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于七月二十日成立，负责计划、组织和推动从清末到全国解放各个历史时期中各种历史资料的撰写和征集工作；并决定将征集到的材料编印为《文史资料选辑》陆续出版。这个工作需要有文章高手参加。有的材料有史料价值，文字却需要加工，甚至还有需要代笔的。这样，“旧闻记者”也颇有事可做了。
机构新建，业务繁忙，正是用人之际，她就向领导上推荐了子冈。子冈这时也被划为右派分子了。她早就是知名度很高的名记者，领导上一听就知道这是可用之才，就把她调来，分在文教组工作。关于这事，梁柯平在悼文里是这样说的：浦熙修“偶遇同遭厄运的子冈。她把子冈推荐到政协文史办搞‘旧闻’，使子冈免于拖着残腿再下农村受罪。于是这两颗落难的双星，又在一起过了几年对桌而望互相切磋慰勉的日子。熙修身处逆境仍竭尽所能帮朋友一把，正是其忠厚温良所在”。子冈本人的说法却与此稍有出入，她说：“熙修实在是幸运的——没被发往边疆强制劳动，保留了政协全国委员的头衔，而且在第一批摘帽（名字再一次见了报！）后，荣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下属的文教组的副组长。虽然依然住得很近，但彼此往返没有了。只记得，在某些非常偶然的相遇场合，她向我强调文史资料委员会是因周总理的提议而设立的。她相信自己有过一段新闻工作的经历，为这种工作贡献微末还有信心。她甚至还说：‘相信你也可以参加这项工作，子冈。’她不是预言家，但这句话却真应验了。一九六○年，曾经在农村和工厂连续劳动，又面临下放，并且还未搞清问题的我，忽然调到文史资料委员会作编辑。这是该委员会的一位党员副主任做主决定的。熙修是一个小小副组长，实在帮不上忙，她力不从心啊！但是巧了，我被分配在她这副组长名下当组员，我们在一个办公室里工作到一九六六年。”梁柯平和子冈二人说的看似不同，其实并不矛盾。下调令，一个摘帽右派担任的小小副组长当然无此权力，帮不上忙，力不从心。但是向有此权力的党员副主任推荐，提请他考虑有这样一位适宜于此项工作的人员，调来以加强力量，使文史委员会的工作更快做出成绩，这就是一个小小副组长完全可以做的了。她偶然遇到子冈，向子冈说“相信你也可以参加这项工作”的时候，心里就动了向有权者推荐的念头了。“相信”这两个字，一方面表示她对这一推荐是否成功并无十足把握，一方面也表示了她还是有颇大信心的。她这样做，说大一点，是想帮助一位同在难中的老友多少改善一下处境，提供一个可以回到她驾轻就熟的文字工作的机会；说小一点，是为自己找一个得力的帮手，让她为自己分担一分劳累。她不过是做了一件于人于己都有好处的事情。强调浦熙修在这件事情上没有起什么作用是并不必要的。
从子冈的这篇悼文中，可以看到浦熙修当年在文史委员会工作的点滴情况：
“文史资料委员会设在由满清顺承王府改成的全国政协机关大院的几间厢房里，房子几经维修，油漆彩画，电灯电话，地板还常打蜡，总之是够华丽的。但熙修和我隔桌相对，虽还不至于心如死灰，却再没有当年并肩采访时那种意气风发的劲头。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