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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范元甄就失去了自我，失去了独立思想的能力；她像一架机器，只知道重复别人灌输给她的东西。如果人变得像机器，那么人就异化了。这个异化了的“我”统治了她，扭曲了她，奴役了她，使范元甄不再是她自己，但她还坚决认为，这就是真正的自己，她应该是这样的人。她已经按照组织的要求和标准，脱胎换骨地改造了自己，成了真正的无产阶级，因而，她可以自豪。
李南央谈到她妈妈对毛主席的感情时说：“对毛主席，我是从心底里相信她的绝对忠诚。她对主席的忠诚是现在惟一可骄傲的资本。那是她精神上的惟一支柱。”“她就像魔鬼附身，谁反对毛主席，就坚决打倒谁。”文革后期，范元甄还说：“现在像江青同志和我这样真心革命的是几乎没有了。”老太太哽噎地说不下去了。她说话时，李南央始终直视着她的脸，那是一脸的虔诚，没有半点的虚伪和做戏的表情。
为什么“宁左勿右”？
范元甄也曾有她的辉煌时期，不过这是很遥远的事了。
范元甄的心理经历了两次大转折。
李南央叙述她妈的经历说：“她早年富裕的家庭的娇惯，养成了她任性的大小姐脾气。当年我佬爷家有车夫，有厨子，有不止一个老妈子。她又是第六胎，第一个活下来的孩子。”这肯定养成了范元甄的自我中心意识。
这个家庭不知道是属于什么阶级，反正不会是革命阶级或劳动阶级。
那时中国的政治和社会都在经历着剧烈的动荡。日本帝国主义大军压境，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关头，许多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纷纷要求参加抗日、参加革命。范元甄也被卷在这个浪潮中，“在革命最风头的时候，一半是因了革命的热血，一半是逃避已开始没落家庭的窘迫和尴尬而投身了革命”。
抗战前夕，范元甄参加了“一二 · 九”运动。抗战初期，她担任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第三厅所属演剧九队负责人，后任重庆《新华日报》记者。王明赏识过她，周恩来夫妇视她为女儿。一九三九年范元甄与李锐在重庆结婚，不久同去延安。她进了马列学院，并成为延安有名的四大美女之一。一九四一到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当时主任是任弼时，实际负责的是陈伯达。那时的范元甄，可以说是相当出风头的了。
这样家庭出身的青年投身到革命队伍，肯定要来一个脱胎换骨的变化才能适应新的环境。不过范元甄还很顺利，没有遇到什么考验。“没有打过仗，没有下过乡，没有参加过土改，没有受过艰苦生活的锻炼。”惟一的一次磨难只是延安整风时受到审查，不过这一次肯定给了她极大的教训。
一九四九年，武汉解放，范元甄找到了一个显示她的革命性的机会。她有一个大弟在武汉长江航运局工作。这个大弟的岳父在解放前夕抛掉了老婆、女儿和女婿，带着小老婆去了台湾。范元甄一到武汉就领着两个年轻、崇拜共产党、一心向往革命的妹妹斗争大弟，要他交代是如何帮助老丈人逃跑的，家里帮他藏了哪些财产。“这真是子虚乌有的事，大舅当然不承认。为了表示革命干部不能包庇亲人，我妈一状告到舅舅的单位。单位来人抄了家，还给舅舅连降两级。文革期间更是全家被下放到农村。”
李南央的大舅本是个“很有才华，非常能干”的人（这是李锐的评语），被赶到农村后，生活很苦。李南央去农村看过舅舅一家，觉得他们都是那么善良的人，使她在那些日子尝到了真正的亲情。可惜坎坷的生活摧毁了大舅的健康，五十岁的壮年就病死了。
范元甄这种态度，是真对革命负责吗？如果她的大弟没有受到这种打击，而能够充分施展他的才干，并且多活一些年，这不是对革命多作贡献吗？范元甄对她的大弟不可能连这种基本了解都没有，为什么要采取那种态度呢？
用李南央的话说，这是“为了表示革命干部不能包庇亲人”。范元甄需要证明自己的“革命性”，而要证明这一点，“大义灭亲”当然是最有力的行动。这样，她的大弟就成了证明姐姐的“革命性”的牺牲品了。我并不是说不要大义灭亲，而是说这种“大义灭亲”是要加引号的。我也不是说范元甄本人明确地意识到她的行为的不合理处。这种真实的动机可能隐藏在她的潜意识深处，而被她自己用冠冕堂皇的革命词句掩盖起来了。
范元甄对婆婆和自己的大弟如此，对自己的小弟也差不多。这个小弟“五十年代在北京大学读政治经济学专业。学校领导本准备送他去苏联留学。因为我妈既是小舅的监护人，又是老革命，就征求她的意见。结果我妈一句好话也没说，反说我舅舅思想比较落后，小资产阶级意识较浓，不适于出国学习。断送了舅舅出国深造的机会”。
我知道在土改时期，有些表现很左的干部恰恰是家庭出身不好的。他们知道，让他们参加土改是对他们的考验。他们最害怕的就是被批评为“立场不稳”，于是他们采取“宁左勿右”的立场，以表明自己的革命坚定性。实际上，在内心深处，他们未必觉得那种做法是合适的，但对他们来说，“表现”得革命才是最重要的，而要作到这一点，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要“斗争性”强，要显得左一些。这样，即使挨批评，上级也还是会觉得这个同志的革命性是没有问题的，说不定还觉得自己“左得可爱”哩。
这种“宁左勿右”的思想之所以能泛滥，因为党的领导就觉得“左比右好”。毛泽东不是说过吗：“真正的教条主义分子觉得‘左’比右好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要革命。”“这些人大都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就是看问题的方法有‘左’的片面性。”总之，虽然有错误，还是自己人。有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人就不同了。“这些人比较危险，因为他们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423—424页）。照此说来，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那就难怪许多党员和干部要“宁左勿右”了。
那是革命的年代，“革命”是最有魅力，最使人向往的字眼。“革命”是和“真理”、“光明”、“进步”、“伟大”、“崇高”、“英勇”、“壮丽”、“辉煌”这些字眼连在一起的（保尔·柯察金不就是这样的英雄吗？）。革命——这是那个时代的最强音。革命——这是当时现实的主旋律。哪一个有进步倾向的青年不以革命为荣呢？既然革命的领导者和代表是共产党，又有哪一个进步青年不以作为这个党的一员而自豪呢？我想范元甄属于这种情况：她要争当革命先锋。对不革命的人来说，她是革命的；在革命的队伍中，她又是最革命的。她如此迫切地渴望表现出自己的革命性，以致这种行为是否真对革命有利反而顾不得了。
这就是范元甄的心情：她的家庭行将没落，她必须改换门庭，另寻出路，在新兴的革命阵营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她是渺小的，可党是伟大的；她是软弱的，可党是强大的；她是无足轻重的，可党是在创造历史。既然她把自己融入了党，她就提升了自己，分享了党的光荣和伟大。可这要付出代价，要经受考验，要作出牺牲。本来，革命者是应该有这种准备的，可是有些对党员提出的要求，却是不合理的、过左的。于是，范元甄就有那种铁石心肠的表现。这对她大概并不是难事，因为她本来就是自我中心的。
表现过左的人有好几种情况。一种人是野心家阴谋家，用伪装的革命来骗人；这种人是极少数。另一种人是真诚相信自己是正确的，并不是过左；这种人一旦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是容易改正的。多数有左的表现的人是要革命的，但他们参加革命的动机中可能夹杂着或多或少不纯的成分。
看来范元甄的“革命”表现并没有白费：她得到了信任。建国后的五十年代，范元甄被送进北京航空学院的调干班学习，毕业后在航空工业部所属的一个大型仪表厂任总工程师。那时她不过三十几岁。这是她一生的顶点。
制度的牺牲者
转折点在一九五九年。李锐因在庐山会议上同情彭德怀而被贬斥，范元甄也遭株连，被发配到一个车间当炉前工，身体又有了病，精神似乎垮掉了。
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后，李锐和范元甄再度离婚。本来组织上是准备给李锐恢复党籍，降为局级使用。范元甄写了长篇材料送上去，揭发李锐的反毛言论，连邓小平也看到了。
李南央说：“她和我爸离婚，揭发我爸，根本不是他们思想不一致，而是她胆小，为保自己出卖了丈夫。”
一九七九年李锐平反出狱，范元甄曾萌生过再次复婚的念头，未果。范元甄在文革后没有工作，李锐却在陈云提名下进了中组部，并升格至中央委员。范元甄对此切齿痛恨，到处扬言不把李锐弄下台誓不罢休。后来果然抓住生活费问题大闹特闹，到处告状。
范元甄认为自己比李锐革命，可是党组织偏偏欣赏李锐而冷落了她，这使她心理不平衡。这种心理表现在行为上，就是拼命贬低李锐、折磨李锐。正如李南央所说，她的父亲李锐“越到晚年越加晚霞般绚丽，学术名气和社会地位越见升高”。相比之下的范元甄却一蹶不振。“她曾经年轻过，漂亮过，出过大风头，有过名，可惜昙花一现般短暂。她的大半生都不得志，将一生积怨横加于父亲，化作永远刻骨铭心的恨。我想我妈现在活着惟一的念头就是‘一定要看着李锐先死’。”
还有家里的老阿姨，更不知受了她多少气。这个阿姨晚年落了个毛病，不能提范元甄，一提就失声痛哭。
这种折磨人的性格可以追溯到范元甄的儿童时代。那时在家里，她就是小霸王，脾气很大，一切都得依着她。据李南央叙述：“南下时，我妈曾当着我爸的面，在她妈妈面前打滚。听阿姨说，我姥姥当年听到大小姐回来了，会吓得浑身发抖。”我在前面说范元甄失去了自我，是就她的独立思考能力和自主判断能力这一方面说的。左的统治要摧毁个人的独立性，把每个人变成俯首帖耳的驯服工具，这是一个方面；但另一方面，左的统治又需要利用一些人去整另一些人，所以它又强调斗争。这后一方面不是和范元甄原来的性格不谋而合吗？于是在很多场合下，这种好斗的、折磨人的性格就会以“革命的”的形式出现，不但用不着改造，而且具有正当性，应当发扬。毛泽东不就是喜欢那种“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造反派吗？
可叹的是后来不管范元甄如何表现得“革命”，党却再也没有认可她。随着改革开放，随着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现在她这种人已经过时了，不吃香了。范元甄一定越来越感到孤独，她只好生活在幻想中。
一九九四年李南央最后见妈妈那一次以老太太的大打出手而告终，只因为李南央看到姥姥对孩子发急了，说了一句“要平等讨论”，这一下引爆了：“我今天就是对你不平等了。你给我滚！”接着就暴风雨似的对女儿和孙女狠狠乱打一通，打得李南央满脸是血，拉着女儿狼狈而逃。
为什么会表现得这样歇斯底里呢？因为范元甄被刺痛了。为什么这样容易被刺痛呢？这不是有自信的表现；恰恰相反，是虚弱的表现。在这种过度反应的背后，是深深的自卑。
这种自卑，范元甄可能自己也没有意识到，那是深埋在她的潜意识里面的，但我们可以通过种种迹象察觉出来。比如，范元甄数落女儿到了美国，以为了不起了，每年春节寄一百多美元回来是“打发叫花子”，骂女儿是“美国狗”，可是女儿给她的美国货（西洋参、不粘锅等）却照收不误，而且要女儿替她买这买那。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她对女儿的辱骂其实是嫉妒的表现。
李南央说，早在妈妈下放干校时，“我一个人在北京要给她寄那没完没了的包裹。她的每件东西在哪家商店买，什么颜色，什么牌子，在来信中都是严格规定的，我永远做不到一次就买对”。到美国后，李南央托朋友去看看妈妈，这位朋友买了一个大果篮作礼品，没料到表面的好水果下面是一层烂桔子。这当然是上了奸商的当，但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可是过了快一年，范元甄见到李南央时，还大骂一通。可见，她对送的东西是很在乎、很计较的。这和艰苦朴素的“革命传统”相去甚远。范元甄挖苦那个朋友说：“还给我一张名片，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