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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人体变形”的故事。作者决不是在编织什么关于人与猪与狼的动人的童话，而是借“变形”来折射严酷的现实，透析生活的底蕴。主人公从女郎变为母猪的命运实在是她在生存竞争中的不幸遭遇的折射。像这种“变形”的故事在文学史上并不少见，距今最近的就有卡夫卡《变形记》中有关人变成甲虫的描写。此类作品大凡取得成功者，总是因为故事中透出了人生之艰难，环境之险恶，使作品体现出社会的意义。相比之下，《母猪女郎》所涉及的社会生活更为广泛。从情节上看，主人公的经历包含了政治活动、商业行为、饥饿、性乱、战争、谋杀等等方面。这就充分显示出由于法国社会的人际关系冷漠、肉欲横流、金钱至上的险恶环境所造成的主人公特定的生存状态。达里厄塞克认为：“不谈论世界的书让我感到厌烦。但如果用一种过于现实的方式谈论世界，又令人索然寡味。”她正是采用了“变形”的方法来谈论世界。而且为了避免“过于现实的方式”，她还采用了许多现代派的写作手法，诸如意识的流动、心理的分析、荒诞的手法、多义的文笔等，全书中比比皆是。作品的深刻的思想外面被蒙上了一层怪异的色彩，它带给读者的思考也因此变得更深沉。
至于对女主人公的行为，作者并无意作出道德上的评判，她是以一种新型的观点来展示其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的。其中最使读者惊异的是女主人公对生活的承受能力。面对接踵而至的糟糕的生活环境，她都能坦然地接受。从一个健康丰满的女郎变成了长有六个乳头的母猪；从有家可归到流浪野外；从长凳上睡到地上；从地上又钻进阴沟，直至永久居住在森林，离开人群。随着生存环境的越来越恶劣、越来越被动，女主人公并未消沉抑郁、自哀自怜、甚至自杀，反而采取了越来越主动的生活态度。她痛苦地屈服于事实，努力地适应现实。起初还常常要擦洗身体以恢复人形，后来觉得睡在地上也非常踏实，即使在阴沟里也不觉得太糟，那儿很暖，甚至睡在自己的大便里也感到温暖。最后居住在森林，和野猪同吃同住，也感到挺不错，挺满意。正因为如此，她才活了下来。她为何能够如此执着地活着？那是因为她头脑简单，不善思考。她虽然也曾为自己丑陋的体形感到忧虑，怀疑这是否是上帝对自己的惩罚，后悔没听爱人的话，但这些思考都只是稍纵即逝。她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渴望活着，强烈的生命的欲望使她服从自己的需要：去吃，去睡，去爱。每当她得到充分的休息、得到人类的善待，她就会恢复人形；每当被人们追捕、不得安宁时，就又变成猪。最后她找到了自己的归宿——远离人们的森林，摆脱了一切束缚——化妆品、店老板、顾客、母亲等人的纠缠。她开始思考，开始写作，还试图恢复人形——一个具有真正人性的人体。这就是小说所描写的一种人生。主人公的“活法”确实让人们产生了独特的感受，压抑抑或痛快？憎恶抑或同情？似乎什么都有。
对女主人公的这种既非欣赏也非批判、既非赞同也非否定的价值取向，其实与作者的创作态度是很有关系的。达里厄塞克在答记者问时说道，她不想用道德尺度评价她的人物，“她所做的一切既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她是“一个坚韧不拔的姑娘，虽不明白，但坚强不屈、脚踏实地”。而且，作者对生活的定义是“活着、爱、享乐”。可见，作者对她的人物是至爱的。她让女主人公以顽强的生命力在畸型的世界里“变形”地活着，正是从她的新型的具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创作观念出发的。
是工具，就不应崇拜
——读查尔斯·汉迪的《饥饿的灵魂》
？ 陈彩虹
作为思考人类社会进步的人来说，我们是怀着迷惘和内心的某种恐惧进入到二十一世纪的。
互联网、机器人、纳米技术、基因技术等等所谓“自然科学”范围内的诸多革命，和市场经济基础上的经济全球化、介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第三条道路”的探求、欧元为代表的区域货币的问世、世界性金融创新和危机的并存、贫富国家之间差别的距离扩大，以及人类在大力发展经济之中对于“地球村”破坏的严重事实，如水资源的告急、环境污染的不忍提及、天空臭氧层的巨大空洞出现，海洋的赤潮翻滚等等，让我们在对于未来思考的航程中失去了基本的方向，建立于原来理想基础上的信心显得分外地脆弱，它已经不能够支撑我们对于未来理想世界的描述，当然就无法在未来理想的鼓动之下，清楚自身活动属性要求地生存和生活。我们不知所措。或许，现代人和后现代人的生存和生活本身，就是最为根本的目标，理想便被消融在天天生活的繁琐细节里，未来既不是什么“美好”的，也不是什么“不美好”的，因为我们根本不能也不敢预测和描述，思想之途上的徘徊从来没有今天这样深沉和持久，思想者普遍地失眠了或是普遍地要失眠了。
如果说，在这样的新世纪之初思想者有相对确定一些情绪或想法的话，那便是某种恐惧的存在。我们常常以历史的经验和我们对于历史的知识来看待繁杂的现实世界，当人们迷失于现实世界的各种表象时，思想者会揭示出表象背后的东西，或是相信表象之后有某种东西而加以描述，以示众人某种未来社会走向的确定性，从而将生活立足于今天的同时，却系牵至未来，并决定今天的人类行为的选择——或顺和现实，或反叛现实。而今天，我们已经不知如何在现象之前描述，未来的不确定性自然只能由未来的真实所证实，但在我们思想者的头脑里，它应当是某种确定性的，时下也不确定了。恐惧由此而来，因为思想者在自己的思想长河里失去了航标。
这是思想者们的痛苦，却也是思想者们再生的希望。迷惘和内心的某种恐惧当然地是催生更深思考的良药，它使思想者们失眠，也使思想者们更加警觉而清醒。在最近读书的生活中，我遇到了查尔斯·汉迪（Charles
Handy）的倍受欢迎的作品《饥饿的灵魂——超越资本主义的人生目的追求》（英文题目为《The
Hungry Spirit：Beyond Capitalism：A Quest for Purpose in the Modern World》由Broadway
Books出版，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了中文翻译本，由刘海明和张建新译，译名为《饥饿的灵魂》，1999年9月第一版）。在这部对资本主义制度特别是对于市场经济制度批判的通俗著作中，作者将资本主义制度作为了一种特殊的“工具”来看待，深刻地揭示了人生和人类社会发展所应当而且必须有的对于生存和生活目的的真实定位，进而呼吁超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关于人的生存和生活目标的追求。他指出，资本主义制度“有它内在的缺陷，正如其他所有的制度”，“它只能是一种工具或手段，而工具不应被崇拜”（The
reason is that the system has its flaws；as every system does。It is only a
tool；and tools are not for worshipping。）。（参阅中文版第19页）在这里，汉迪再次以理想主义的思想态度，批判了“工具”的崇拜观，为思考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提供了基础，体现出作者对于人类社会未来的深切关怀。更重要的是，在新世纪到来的时候，作者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工具”性理解，启发了我们对于人类社会未来的确定性思考——未来确实不是确定的，但我们的思想会由于对“工具”和所向往目的的理解而相对地确定起来，在迷惘和内心某种恐惧的复杂心态里，升腾起一杆导向的标旗。
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9月第一版）之中，我们读过关于劳动“异化”的思想。人在劳动之中生产产品，同时生产着特殊的与劳动关联的关系。在马克思的分析中，这样的关系被“异化”了，而且此种“异化”显现出它时代的、历史的、制度的渊源。它是一种劳动者主动生产却被劳动产品和劳动过程反过来统治和约束劳动者自身的关系，劳动者事实上成为了劳动产品和劳动过程的奴隶，劳动者不再是劳动和劳动产品的主人，劳动者由此进入了劳动“异化”之途。按照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劳动的异化产生于历史的资本主义制度，产生于资本主义制度下财产私人所有制的存在。显而易见，解决劳动异化问题，在于以新的人类社会制度来代替资本主义的制度，消灭私人财产所有制，它形成了后来马克思及追随者们对于资本主义制度批判思想的启动点，和对于人类美好社会制度的历史性探索的重大理论支柱。
劳动异化的思想是极其深刻的，它不仅构造了马克思主义对于某种社会制度的批判理论，引动了世界范围内社会广泛的制度变革实践，也开拓了人们在思想领域中对于“异化”的深化理解。随后的许多思想家在以此来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同时，又在一定的制度框架之内，甚至于超越人类社会某种历史制度的限制，扩展了对于“异化”思想的开掘。批判资本主义的声音由“异化”之源起仍然强大，却在“异化”的思想线路上有了更多的分支，并进入到了人类社会的更多领域和更多历史阶段之中。“异化”的概念被普遍化了起来。那种被人类社会创造出来，而又反过来统治人类社会的种种存在，不论它们是技术产品，是服务产品，还是文化的、精神的、宗教的和制度的产品，均有着相当程度的“异化”真实存在，它在相当多的社会形态甚至于在所有的人类社会形态里，均有其活生生的表现。
如果说，我们可以将人类社会的一切创造都视为“工具”，那么，我们可以肯定无疑地说，人类社会经常地处于“异化”之中。换言之，在人类社会的生存和生活过程之中，人们经常地不自觉地被自己创造的“工具”所统治和约束，浏览人类社会的历史，所有的时代都能够找到它的踪影。显而易见，通过“异化”的思想来认识人类社会的现实和发展，是理清我们思想线路的一柱航标灯，它划分开了人作为创造的本体和创造物、生成关系之间的界限，“工具”与目的之间的关系清楚了。而将资本主义制度都纳入到“工具”范畴，这正是汉迪对于我们思想启发最有价值的方面。
“工具”之所以能够被创造出来或创新出来，在于它对于人类生存和生活的价值与意义。特别是那些福祉于整个人类社会的“大工具”或“普遍工具”，如技术方面的电脑和互联网，市场交易过程中创造出来的货币、社会方面的某种经济制度等，其对于人类社会的价值和意义如何谈论都不显得过分的。如此的现实透现出“工具”自身超居人类个体或一般人类中小团体之上的能量和神奇，人类社会对于“工具”异化的存在，也便由此常常生长出对于“工具”的盲目认识，最后非常轻松地转化为人们对于“工具”的顶礼膜拜。当“工具”本身成为某种崇高的信仰之物被神圣化之后，人们便在认可和服从的基础之上极尽维护和延续之力，竟在不知不觉之中丢弃掉了人类社会之中人生本来还当有的属于生命本原一类的目标，拥有“工具”或是保有“工具”，或是大大地增加“工具”的数量抑或改善其底质，变成了人类生存和生活的直接目的。“工具”的崇拜着实让人们大大地迷失方向了。尤其是在我们所处在的今天的历史阶段之中，太多的“工具”特别是太多的“有用工具”层出不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