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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先圣们对于工具与目的之间的关系讨论得是非常之多的，毕竟它是一个涉及人生与人类社会进步的大题目。但是，在对于某种确定的制度问题上，将制度“工具化”理解而剥离开人生的目的或人类社会的本原性目的，竟还是弱势不力的。就是我们熟知的精神圣哲马克思，也将某种确定的制度作为了人类生存和生活所向往的终极目的。制度被目标化而非工具化，让我们在制度问题上对于工具与目的的认识不甚完整和清晰，尽管我们从对马克思的完整理解中，人类最后的自由与解放，人类自身的至善性“大同”结局，也是为了人本身的目的，从而最终的美好社会制度也是有着其“工具”属性的（马克思还有过“重建个人所有制”的思想，学术界至今也没有得出一致结论，是马克思视某种美好的社会制度为“工具”，最后要服务于如此的“个人所有制”，还是马克思的“个人所有制”有着非常狭义的限定，从而只是强调某些财富的“个人所有”？这些仍然需要研究）。至于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思想家们将这一制度终极化为人类的美好社会制度，目的性地强调它存在的永恒性等等论点，则实在是不胜枚举的。这使得我们更有必要进入到制度的领域中来看如此“工具”的异化和崇拜问题。
制度显然是人们建构并经过选择而形成的，它是人的智慧的“外化”。人们建构并选择这种制度而不是那种制度，在于选定制度的某种实在的“优势”。制度经济学观点认为，制度形成和变迁的原因在于新制度的成本小于既有的制度成本，人们在不断地按照“经济人”的理性进行选择的过程中，形成集合性的选择结果，所选定的新制度的运行成本的“节约”是必须的，也是必然的。制度经济学的如此解释，并不能够解释制度变迁的完整和完全的原因，甚至于不能够解释一些特殊的历史的制度变迁的原因，但确实有其真实的一面。因此，资本主义制度特别是私人所有制的出现，有它自然性的“经济性”推动力量；而今资本主义制度生存仍然充满着生机，亦说明这种制度被代替的新的较低成本的制度还没有形成的基础，人们在选择过程中，还没有集合起来足够的力量建构并选择出另外一种别于资本主义制度而又优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新社会制度。在二十世纪出现的社会主义的阵营的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它们的政治和经济实践，也还没有表现出全球性的对于资本主义制度代替的迹象。人们有理由相信，资本主义制度经过各种各样的政治和经济诸多方面的考验，确实有它造福于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市场经济制度和私人所有制也展现出它们相当强度的活力。它们会引来人们的广泛性认可和崇拜是非常自然的，尽管它们也是由人类自身历史的进步和建构并选择的结果。在这里，“外化”的智慧有了“异化”的存在和力量。
“异化”朝前走一步，也就成为了信仰的存在，本原也不过是应当造福于人类社会的一种制度工具，陡然地转化成了神圣的上帝，资本主义制度目前虽然不是人们口头上挂着常说的圣物，却从思想界到俗化的生活之中，相当多的声音实际上认定了它的永恒性。在如此的声音之下，似乎我们所有能够做的，只是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崇拜和修修补补性的完善，它已经是人类社会的最佳存在形式了，我们已经不再可能从制度上有更好的选择了。
由此看来，汉迪视资本主义制度为“工具”的观点是一剂醒药。他在全书中通过对市场局限性的批判，对由市场而来的效率的分析，特别是将市场和效率从属于人生存和生活的方式与目的分析，提出了人生在资本主义制度作为一种“工具”理解之上必须具有的属于生命性本原的目的。那么，人类生存和生活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汉迪有他的回答，即是在通过自身努力的创造以形成更加美好的外部世界的过程中，形成自我的价值的完整认可，并由对于人类社会的贡献而获得某种生命神圣意义上的永恒。换言之，就是要付出自己的努力去创造更加美好的外部世界，在这样的过程中寻找到并实现一个被个人自己和社会认可的自我，从而超越生命的自然期限而较长时期地为延续下去的人类社会所肯定和认可。在这样的人生目的基础之上，汉迪讨论了现存的企业组织形式和政府机构的存在价值与所应当有的选择，进而讨论了建立一个健全社会的问题，理想主义者的本来面貌一览无遗。当我们将人类社会的一切创造均归于“工具”时，如此的人类生存和生活的目的，也就是不断地利用已经存在的“工具”再去创造更加好的“工具”的种种努力，其中包括在既定的制度之下，通过创造而得到更加美好制度的努力。也许，某种对于现实制度批判而来的理想中的制度，是人们努力去争取、去创造的阶段性“工作目标”，但它永远也不应当成为人生的目的。如果它不能够实现，并不意味着人们的生存和生活失去了目的；如果它能够实现，这只是意味着人生目的实现过程中赢得了足够“外化”的表现，并以此为未来人生目的的实现提供了新的“工具”。由此而来，资本主义制度作为一种确定的历史性制度，其服务于人类生存和生活本原性目的的“工具”思想越发显得明快而富于说服性。实际上，任何一种制度都只是“工具”，工具也就只具有工具的功能，试图由此而认定人类社会的发展以资本主义制度而终结并以此为人类社会进步的最后目的，并融化掉个人生存和生活的意义和价值，消灭掉人们对于世界的新的创造，那实在是过于盲目了。
在人类思想的长河之中，我们看到，人的生存和生活的目的常常被消灭在人类社会发展的目的之中，个体的目的不再存在而只有集合体的目的辉煌，只有人们所创造出来的“工具”的辉煌，其中包括某种制度的辉煌。仅仅只是在这样的辉煌之中，个人得以“月亮式”的辉煌，即是在集合体的辉煌和“工具”辉煌照耀之下反衬出来的点滴光辉。其实，个人就是太阳，本有自身的光辉，本有自身的辉煌；是由于它的辉煌，才有集合体的辉煌，才有“外化的”种种智慧之物的辉煌，其中包括制度等各类“工具”的辉煌。可见，人生的真正意义与价值，是一个值得永久讨论的题目，或是一个值得不断提醒的题目。相应地，人生目的与各种各样“工具”之间的关系，亦是不应忽略的话题，就是在宏观得只议论人类历史的大的制度变迁之时，也不应不加以重视和关注。我们所要认清的，就是人是社会和历史的创造者，他们必定会创造出来种种新的技术的方式、社会组织形式和制度，并依赖于这一切继续进行着新的创造。如此的过程体现着人的主体性，它最能展示人自身生命本原性的目的。工具总只是为实现这些目的而创造出来的，而且，凡是工具都是有缺陷的，也都将为新的工具所替代，因而不是人生目的的本身，是不值得崇拜的。对于工具的崇拜，是人类对于自身生存和生活理解的最大误区。
值得格外加以关注的是，人的生存和生活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地创造着新的“工具”的过程，每当一次新的“工具”特别是大批量新的“工具”出现时，我们总容易生长一次新的“崇拜性异化”或“异化性崇拜”，总容易忽略人的生存和生活的本原目的。当我们面对新世纪到来之前大量得五花八门的“工具”世界时，人的存在陡然地显得渺小无助，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对象竟让我们升腾出对其盲目崇拜的意念，“外化”的对象不过还是人的智慧的结果，但人已经不再是人自己了。迷惘就是如此产生的，恐惧也是如此产生的。当喊出“凡是工具，均不应崇拜”，“工具永远只是工具而不能够代替人类生存和生活的目的”时，迷惘和恐惧是能够减弱的，甚至是能够消失的。在这里，我们看到汉迪所及的对于资本主义制度作为“工具”形态的批判性认识，其深刻的价值在于重新唤起某种人类心灵对于自身存在价值的认识，重新唤起人类对于未来社会理想的向往和不断创造的热情。未来，永远是一个不可终结的存在，只要人类存在；未来，又是一个永远被人类创造出来的存在。在这样的创造过程中，人类社会不断地生产出各种各样的“工具”，以显示人类别于他类的特征和优势，每个人都在这样的创造过程中得到自身和他人或社会的认可。工具是具有划分时代功用的，人生和人类社会的对于工具的创造则会昭示人生和人类社会的存在意义和价值；人生的目的和幸福，就在这样的创造之中，就在这样的不断的再创造过程之中，而并非终极地落入到某种创造物之上。由于人类对于新工具创造后的崇拜的普遍状况，我们就需要不断地重复提醒自己——工具永远只是工具，它不值得崇拜。
显而易见，汉迪在摧毁一种崇拜时又创造了一种新的崇拜：对人自身体智能量的崇拜。这是一种古老得很的崇拜。当人类只能通过自身直接的智慧与技能去面对世界时，即是没有任何“外化的”工具可以用来对待生存和生活中的种种问题时，人们崇拜上天赐予我们的这份生存和生活的本能，只不过这种崇拜通常通过对于某种“神”的崇拜形式而出现。在理性主义开始盛行之后，如此的崇拜又有了更加广泛而深沉的内容，“我思故我在”的不朽之言实际上将崇拜的对象完全地自我化了，外在世界不过是人的理念的照耀而已。是的，人应当崇拜的还是自身；人生和人类社会的存在目的还在于人自身，而不在于人之外，特别是当这种“之外”是由人创造出来的时候。由此说来，汉迪的著作是批判性的，但同时又是建构性的，还是说教性的——全书充满着劝说的话语，真有点宗教向俗世布道的味道。这是值得警惕的。因为人类自身的弱点在于，偏重于某种说教时容易极端化而忽略对于他方面的考虑。在对于人自身崇拜，特别是对人的理性的崇拜之中，我们容易忽略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将人与自然界割裂开来，从而在追求人生和人类社会目的的“创造”中，不自觉之中“创造”出危害人类生存和生活的东西来，地球环境污染类产品，一些极端性的组织形式与制度创造，都是人类过于崇拜自身而忽略自然界存在对于人类生存和生活制约的结果。在汉迪的书中，我们是找不到这种只言片语的，这虽然与作者论述的主题有关，因而不能责怪作者，但提醒是必要的。在我们进入新世纪时的迷惘和恐惧中，认识“工具”问题有助于我们消除部分迷惘和恐惧，但由此而来的对于人自身过分的崇拜，则会增加我们新的迷惘和恐惧。
并不那么远
——兼“大舜号”海难周年祭
？ 王开岭
死亡印象
《东方》杂志一九九五年第五期上曾刊登了一篇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的专稿——犹太裔汉学家舒衡哲的文章《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博物馆的光照之外》。文章认为，我们今天常常说纳粹杀了六百万犹太人，日本兵杀了南京三十万人，实际上是以数字和术语的方式把大屠杀给抽象化了。他说：“抽象是记忆最疯狂的敌人。它杀死记忆，因为抽象鼓吹拉开距离并且常常赞许淡漠。而我们必须提醒自己牢记在心的是：大屠杀意味着的不是六百万这个数字，而是一个人，加一个人，再加一个人……只有这样，大屠杀的意义才是可以理解的。”读到这，我的心怦怦踉跄起来。
我们对悲剧的感受方式有问题？
平时看电视、读报纸，看到这儿地震、桥塌，那儿空难、火灾，当得知几十甚至更多的生命突然消逝，我们常会产生一种本能的“震惊”，可冷静地细想一下，便会发觉这“震惊”不免有些可疑：因为很大程度上它只是一种对数字表面化的震惊！人的反应更多地是瞄准了那枚统计数字——为死亡体积的硕大所悸动。它缺乏更具体更鲜明的所指，或者说，它不是指向实体，而是指向“莫须有”，空洞而漫无边际。它苍白、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