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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谈判，以及由这一谈判而产生的政治协商会议，都是出新闻的地方。浦熙修和《大公报》的彭子冈，《新华日报》的石西民，常常一起前去采访。也就正好是在这段日子里，妹妹安修也从延安来重庆了。姐妹重逢，自然分外高兴。她们不只是叙天伦之乐事，两人在政治上也是十分接近的。她们就像分别在不同战场上作战的两名士兵，见面了，真有说不完的话题。全国解放之后她们又重逢了，安修告诉姐姐，那一次是奉党的委派到重庆去接她到延安去的。她责怪妹妹说：“那时为什么不和我说明白呢？”妹妹说：“我觉得你反正不会去，所以没有明说。你不想想我冒着这样大的危险到重庆来干什么呢？”浦熙修想，也是，即使妹妹说明来意，她大约也未必会去。在重庆，她有太多的牵挂，在这里，有她的事业，也有她不易割舍的友情。她晚年在自传中提及此事，说：“我那时还留恋着记者职业，我觉得和《新华日报》的同志们这样熟悉，我不愿离他们而去。”
在她说的“新华日报的同志们”中，首先是常常同她一道跑新闻的采访部主任石西民。朱嘉树在悼文《浦二姐琐忆》中提到：“她也倾慕党内才俊之士石西民，经常一起采访，有许多共同语言。”这样，我们对于她自传中说的“我不愿离他们而去”当有更具体的理解了吧。
不久之后，浦熙修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关于这事，她在自传里是这样说的：“我加入民盟是因为当时住在史大姐家，由她一再劝说而加入的。我觉得反正是一个进步的民主团体，加入了也无所谓。我后来把加入民盟的事告诉了《新华日报》的石西民同志。他说：‘你对政治还这样感觉兴趣，我介绍你入党不好吗？’我想我早就和你们在一起了，入党当然好。如果他当时就介绍我入党，我也一定加入了。”
浦熙修参加的是民主同盟而不是共产党。这事在她有一点偶然性。在她当时看来，这同样是参加了一个革命组织，却没有想到这事对于她后半生的命运有很大的关系。不过也不必事后来追悔。她后来的命运，从最根本上说，有它气质上的原因。
在浦熙修的记者生涯中，有一次值得大书一笔的采访活动，就是对政治协商会议的报道。一九四六年一月举行的政协会议是国共两党谈判的产物，商定由国内各派政治力量的代表集会协商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怎样避免内战，和平建国，实行宪政。对于这一重大政治事件，浦熙修设计了一个很有新意也很有规模的报道方案。她在会议开幕以前一个多月，就开始逐一采访这来自各方面的三十八位政协代表，每人一篇访问记（有两篇是合写两人的），逐日发表。她在每一篇不太长的访问记中，不但客观地反映了各被访者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也在记下自己印象的时候含蓄地表示了对各人的评判。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的《新民报》晚刊上刊出了第一篇《访问傅斯年先生》。傅是无党派人士，他对会议前途似乎不甚乐观。他说：“首先要澄清政治。但这既未做到，谈判些现实问题如何能得到解决？”
在民盟主席张澜的访问记中，浦熙修情不自禁的赞颂道：“他那坚定而坦白的态度，确称得起为第三方面的领导人物。”对于民盟的另一代表沈钧儒，访问记说：“他和蔼可亲，但那坚强的意志，常常使他为国事挺身而出。”访问记还介绍了他关于联合政府的主张：“第一要结束一党政治，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共同组织政权。第二，参加的人士，不是作为咨议的性质，而要有实际的行政权。”
对于青年党党魁曾琦的描写就不是这样的了。访问记开头就说：“左舜生先生为我们介绍曾琦先生道：‘他或者不大合青年人的胃口，但他的道德文章是值得敬佩的。’果然记者昨天见到这位青年党领袖的时候，瓜皮小帽长袍马褂，胖胖的，表面十足是旧式人物。”关于政治主张，访问记报道，曾琦说：“在毛泽东来重庆之前，他们要求成立联合政府，这是对的。但自毛氏来渝开始谈判后，变为争军事不争政治，争地方不争中枢，这是错误的。”这时，青年党是在野党，希望能进入政府分享权力，所以说共产党的联合政府主张是对的。
执政的国民党却不能接受这个主张。邵力子代表的访问记中就引了他的“联合政府万万行不通”这话。陈立夫代表在接受浦熙修采访的时候更强调地说：“至于联合政府，决不适合于中国的国情。训政结束，是要将政权交还给人民，决不是交给各党派，因为无党派的人民，占了百分之九十八呢。”
共产党的代表却从另一个角度反驳曾琦。董必武在接受她采访的时候表示，共产党并没有舍弃联合政府问题不谈，而专谈军队与地方问题。他说：“国民党有党军，为什么共产党的人民自卫的军队就该被剥夺？其实军队国家化，是中共一向所主张的，但要交与民主的政府，非交与另外的党。”
周恩来访问记在介绍他的政治主张之前，先这样描写了他的风度：“周先生的一件棕色皮大衣，是在灰棉布的全体代表团中最出色的。他那倜傥不拘的风度，坦率有力的言辞，也确是代表团中的领袖人物，数年来谈判的名手”。
这一组访问记每一篇都是写明了被访问者姓名的，但是有一篇例外，只说是“某代表”。他根本不愿意接受采访，被浦熙修纠缠不过，说了一点意见，却交代不要发表他的姓名。浦熙修答应了。因此，这篇访问记一开头就说：“政治协商会议的某代表，素性谨慎，记者曾往访三次，最后一次还是等了一下午才见到。他的公事忙碌，每日常常要工作到十六小时，因之更觉其发言之重要而珍贵。这里为尊重他的意见，姑隐其名。”有人问浦熙修：这位某代表是谁呀？她答道：我答应过他永远不公布的，我得信守承诺。不过，等你把这一组报道看完，不也自然就知道了吗？正是这样，三十八位政协代表，有三十七位的姓名出现在她的访问记里面，没有出现过的，就只有担任外交部长的国民党代表王世杰了。他在接受采访中表示出来的坚决反共的态度，浦熙修如实给他发表出来。
在国共两党的对立中，民主同盟是站在共产党的一方。民盟的宣传主委罗隆基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一般的说，政府必须准备先开放政权，假若先谈统一，就不会有结果，军队国家化问题，也要双方都交出来。”浦熙修问他：“有人说民主同盟是中共的尾巴？”罗答：“中共谈民主，与民主同盟的政治主张相同，当然就合作；国民党谈民主，民主同盟也愿意和国民党合作。民盟可以做任何一个谈民主党派的尾巴。”访问记还记下了罗隆基的这样一段话：“目前行政的贪污与无效率，实在是政治不民主的表现。因为其他党派没有取得合法的地位，在朝党可以孤意独行，在野党无法监督与批评。假若实行民主选举，在朝党知道执政一个时期后必须与在野党平等竞选，那么就不敢放手做坏事了。”
浦熙修是希望民主同盟在国内政局中能够起更大一些的作用。她在章伯钧的访问记中，插叙了几句自己的感想。她说：“记者深感，假若要（政协）会议进行顺利，这没有枪杆子的第三者的力量是很有用处的，诚如美国的《先锋论坛报》所言：‘假若没有这些中间分子的努力，马歇尔元帅来华的工作，将归于绝望。’”
马歇尔是当年在国共之间进行调处的美国特使。一次他对罗隆基也说出了这样的期望：“中国的自由主义分子应该联合在一个单一的自由主义的爱国党派之内，致力于人民的福利，而不是小党派领袖的私利。这样他们就能够对政局施加影响，而这种影响将随着这个党派获得职位和受到赞助而增长。这样一个党派可以站在（国共）两大政党之间，而任何一个大党如果得不到这个自由主义党派的支持，在正常情况下，就不可能采取有决定性的步骤。”（《马歇尔使华》，1981年中华书局版，第436页）章伯钧、罗隆基，以及这时已经是民盟盟员的浦熙修，就都是马歇尔寄以厚望的自由主义者。
政治协商会议于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开幕。当天的《新民报》晚刊上就刊出了浦熙修采写的开幕报道。接着举行的大会小会，各党各派发表的主张，她都逐日作了详细报道。
在采访政协会议的时候，罗隆基给她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当年《新民报》的同事张林岚后来在悼念浦熙修的文章中记下了这样一件往事：“有一天我在犹庄玩时，她告诉我最近认识了一个人。‘这人了不起，口才好，外语好，笔头也健，下笔千言，一挥而就；听了他几次谈话，觉得他观察敏锐，见解也高，我真是倾倒之至！……哦，你不会认为好笑吧？”对女友，她直率地说出了对罗“倾倒之至”的心情。
一月三十一日政治协商会议闭幕。二月十日，重庆各界群众一万余人在较场口广场集会，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正要开会的时候，会场发生了骚乱。那是主席团正在洽商推举总主席的时候，忽然有一个人宣布开会，自任主席。李公朴正要上前去问他这是怎么回事，即遭到暴徒毒打。接着更乱打起来，打伤的有施复亮、马寅初、郭沫若及新闻记者等六十多人。这是一次有预谋的行动。这一伙行凶的暴徒不但身怀铁器碎石，还事先准备了他们的《大会宣言》和口号，行凶之时有人分组指挥，在场的宪兵警察也不加制止。为首的是特务分子刘野樵。可是对于这一事件，中央社却作了歪曲事实的报道，刘野樵是自己跑上主席台去寻衅，中央社却说是“临时推举市农会代表刘野樵为主席”，暴徒行凶，中央社却说是“民众互相殴打”，为行凶者开脱罪责。对此浦熙修很觉气愤，即和石西民等几个人发起，发表一封致中央社的公开信。她参加起草的这封公开信中列举事实，指出中央社的报道“颇有失实之处”。信中说：“贵社为全国性新闻发布机关，影响所及，谅非浅鲜，本新闻纪事应求真实原则，同人等爱护贵社，敢竭愚忱，略尽数言，幸垂亮察。”重庆各报记者在公开信中签名的共四十二人，其中有石西民、浦熙修、高集、程光锐、曾敏之、邓蜀生、钦本立、刘火子等。
政协会议之后不久，政治重心从重庆回到了南京。浦熙修也就调回南京新民报社，担任采访主任。八年前离开南京的时候，她在报界不过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新手。现在回来，她已经是一位在同行和读者中颇有声望的名记者，而且是一位政治倾向鲜明的名记者了。
她刚刚回到南京的那几天，大较场机场成了新闻界采访的热点，一批批军政要员从重庆飞来，成了记者们追逐的对象。一天，浦熙修和他们报社的同事钱辛波在机场忙了大半天，看看天色将晚，他们正打算返回报社，只见一架美国军用飞机盘旋而降。舱门开启，在几个美国军人之后走下舷梯的是三个穿西装的人，浦熙修眼尖，这不是石西民吗？他们三个，正是中共驻南京代表团的先遣人员。石西民是老相识了，还有一个是周恩来的警卫副官龙飞虎。因为事先没有联系好，他们下了飞机不见有人接待，正感到为难，浦熙修即邀请他们同乘《新民报》的汽车进城。在车上，石西民等人商量到何处落脚，浦熙修听了，说可以先到她家休息。石西民先也说好，转念又觉得不妥，人家会说中共代表到了南京先上浦熙修家，会给她带来麻烦。于是照钱辛波想的办法，先去新街口附近的蜀中饭店，一面吃饭一面给邵力子打电话联系，告诉他中共代表团先遣人员已经到了南京，请安排食宿，算是解决了这个问题。后来，钱辛波在悼念浦熙修的文章记述了这一段往事，感慨说：“想当年，谁与共产党接近是一桩危险的事。而浦熙修则甘冒风险把中共代表团先遣人员接进了南京。”
石西民他们的到来，又是一条很有价值的新闻材料。五月二日的《新民报》晚刊上，刊出了浦熙修的特写《中共代表下榻处，国府路上梅园村》，报道了南京地方当局为中共代表团找妥驻地的消息。
这时，正是全国规模的大内战的前夜。一方面，在张家口附近，在晋东南，特别是在东北，已经打了起来；一方面，美国特使马歇尔正在两党之间进行调处，国共两党的代表还在谈判。国共两党之外的政治力量，即所谓第三方面，主要是民主同盟，再加上青年党和社会贤达，也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