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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玲珑多态、繁华足媚的纯粹六朝文，未见得鲁迅会有什么兴趣。周作人则偏爱南北朝一段，尤其爱重“把酒赏菊”的陶潜和洞达世故、性情渊雅的颜之推。于此也可见出周氏兄弟性情趣味上的明显差异〔61〕。魏晋人物中，鲁迅格外称服嵇康的“思想新颖”。自1913年起直至离世前，二十三年间，鲁迅校勘《嵇康集》先后达十余遍，撰有《〈嵇康集〉逸文考》、《〈嵇康集〉著录考》、《〈嵇康集〉序·跋》、《〈嵇康集〉考》等专文，对嵇康的专注和追慕，到了不遗余力的程度。研究者之于他所研究的对象之间，总是一种双向互动、互相渗透和互为印证的关系，对象的隐秘含义，有待独具慧识者前去烛照唤出，而在烛照唤出的过程中，研究者投射其间的慧识，必将在其研究对象那里留下印记，意义并非现成先在，研究者同样也参与了意义的生成过程；另一方面，被从隐秘状态中照见和唤出的对象的含义，也将无形中给研究者的心智带来意想不到的诸多调整、提升和规范，实际上，被研究的对象也参与了对研究者心智重新型塑的过程；因此，潜心研究一个作家或一个文本秘密隐在的意义，终将变为研究者对自身心智构架的一种重新设定。这一点可以解释鲁迅文章中魏晋风度的由来。而鲁迅在人格范型和行文方式上独独钟情于魏晋，固然有其自身精神个性人格生成特性上的原因，但章太炎的影响也至关重要。
七
对魏晋六朝文章的看重，也是清末以降渐成气候的一股思潮。自阮元《文言说》、《文韵说》诸文援引魏晋间文笔之分的界说，以附会和重新阐释孔子赞《易》所著《文言》之旨，及清末追慕六朝最为出色的骈文大家汪中、李兆洛之后（李则编有《骈体文钞》），取法魏晋六朝遂成了抗衡和解构长期浸淫文坛的桐城派宗尚唐宋八大家古文风气的一种重要取径。辑有《八代文粹》的王閏运，为文深得六朝风概浸润，故在力持三国两晋文为雅、唐宋文为俗之见的章太炎看来，“并世所见，王閏运能尽雅，其次吴汝纶以下，有桐城马其昶为能尽俗”〔62〕。一身烈士精神的维新志士谭嗣同也在《三十自纪》中述及自己为文归宗魏晋的经过：“嗣同少为桐城所震，刻意规之数年，久之以为似矣，而示人亦以为似。诵书偶多，广识当世淹通归一之士，稍稍自惭又无以自达。或授以魏晋间文，乃大喜，时时籀绎，益笃嗜之。”甚至行文风仪与魏晋文风马牛不相及，却与日本报人、启蒙思想家德富苏峰颇为投缘，并由此招致章太炎嘲讽〔63〕的梁启超，也在所撰《清代学术概论》中附风跟进，对魏晋文大套近乎：“启超夙不喜桐城古文，幼年为文，觉晚汉魏晋，颇尚矜练。”鉴于梁素以擅随风尚迁移著称，他说魏晋文的好话，足以印证其时崇尚魏晋文风正成风靡之势。与章太炎一度同主排满革命而学术上始终颇为相得和彼此推许的刘师培，除后来曾为北大撰有《中古文学史讲义》，讲授《汉魏六朝专家文》之外，早年即写得一手好骈文，并对开清末推重魏晋风气之先的阮元表示服膺。章太炎则更为决绝地从排满民族革命立场出发，对位至清朝重臣的阮元嫉恶如仇，在《国故论衡·文学总略》中，处处将阮元《文言说》、《文韵说》诸论竖作靶子，梳理汉魏六朝有关文笔之辨的各家意见，力辟阮元以沈思翰藻、俪词韵语为文，将经、史、子排除于为文之外和归之于笔的荒谬，主张对文须作无所不包的宽泛理解，不仅经、传、诸子皆应包容在文的范畴内，而且较之敷文缡彩的俪词韵语，更属为文的重头。但这并不妨碍在文宗魏晋这一点上，章与阮元间有殊途同归之处。黄侃《文心雕龙札记》则折衷于乃师和阮元之间：“拓其疆宇，则文无所不包，揆其本原，则文实有专美”，认为太炎先生是从大处着眼，阮元则是就根本立论，两造可以说都没有错，只是各有偏重，若能参合互补，正好可以补纠为文之偏失：“文辞之事，章采为要，尽去阮不可法，太过亦足召讥。”
章对自己学文之得失及终至独崇魏晋的经过，在《自述学术次第》中有所交代：最初羡慕韩愈为文奥衍，后又学步汪中、李兆洛，及至诵读三国两晋文辞及宗师法相，窥得其谈玄论政仪容穆若、气度舒卷，遂放弃承袭秦汉文的唐宋八大家及文宗唐宋的桐城派，对清代骈文大家汪中、李兆洛也感到不满，不欲与之同流，格外推服综刻名理、清和流美的魏晋玄理文章，认为其析理绵密，托体高健，义蕴闳深却平易而有风致。自称中年以后撰文，“清远本之吴魏，风骨兼存周汉。”与清末民初诸家专着眼于魏晋六朝文文学修辞上的闳雅流美明显不同的是，与其说章氏看重的是三国两晋文的华辞，毋宁说他看重的是这一时段的思想及对思想的有力表达。从章氏于三国两晋文中称赏的是并非以文采而是以思辩见称的王弼、裴輎、范缜辈，以及推重颜之推的《颜氏家训》为隋唐间思想学术文章第一家，都清楚不过地表明，章氏其实更为看重的是三国两晋文的致思方式的优长，即思想和学术的奇峻独到与析理的缜密深入。章氏称道魏晋是有真正的思辩和学术的时代，《论中古哲学》明言，“真以哲学著见者，当自魏氏始”，并力倡“五朝学”，称赏钱大昕《何晏论》力排成见替何氏辩诬之举，对历来诟病的魏晋玄学清谈有很高的评价，并力诫人们打破以世道盛衰褒贬汉晋的传统史家习气，对历来相沿成习的推崇汉唐盛世的史见，及将魏晋归入文学“衰世”（苏轼即据此表彰韩愈有“文起八代之衰”之功）的传统评判，作了有力的匡正、颠覆和消解。唐代以诗赋取士，文学大盛而学术反遭荒疏，章以学术思想史家的立场，一向看不上有唐一代的学术文章，以为乏善足陈，自然容易理解，但汉代是经古文学的本家，清代朴学本以批判宋学、重新接续汉学为抱负，章氏指认三国两晋文不仅唐代无以比肩，而且超迈汉代，这评价自然就非同寻常的高了。
章太炎对三国两晋思想学术文章的重新估定和高度评价，不仅在清末以降的魏晋文复兴思潮中显得别开生面，而且对及门弟子，并经由章门弟子的中介，对新文学也实多启导之功。章氏旧学上的嫡传弟子黄侃，即研治《文选》甚力，并有功力深厚的名著《文心雕龙札记》行世，他的《汉唐玄学论》和一手好骈文，也均表明受五朝学和六朝文的浸淫披溉之深。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称其“词笔高简，初见方讶其奇字涩句，细玩又觉隽永深醇；小赋可追魏晋；五言有晋宋之遗；则固足以绳徽于炳麟而为高第弟子焉”。新文学家中，鲁迅已见前述，周作人意在将新文学的源流再度上推到六朝，这一已见端倪而最终未能完成的筹划，以及屡屡撰文述及对《颜氏家训》的推重，也都与章太炎大有关系。
周作人1932年在辅仁大学的系列讲演中上靠下挂，以晚明公安、竟陵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印证五四新文学的主张自我，反对复古，断言“今次的文学运动，其根本方向和明末的文学运动相同”，深信晚明非正统文人的“勇气与生命”，“里边包含着一个新文学运动”。指认明末公安三袁的小品文写作为新文学的正宗源头，无疑蕴含有为30年代标举“性灵”、“闲适”的小品文写作争得合法名义的意思，并与30年代渐成强势的以“阶级”、“政治”等关键词取代五四的“个人”、“人道”、“民主”、“科学”等知识谱系，即将政治直接美学化的倾向相抗衡。忧患于时势的鲁迅则在翌年的《小品文的危机》中，提醒其理解和接受上的偏失，力求复原晚明小品的完整真实形貌，尤其提请注意晚明文学对应危难和表述感愤的一面：“并非全是吟风弄月，其中有不平，有讽刺，有攻击，有破坏”，并进而追溯到同样有着“挣扎和战斗”的晋朝清言和唐末杂著，以为同样或更值得当代的小品文写作者效法。平心而论，周作人的眼光并未完全停留在公安三袁那里，就在倾力褒奖晚明公安竟陵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系列讲座中，他已隐略提到了六朝散文的魅力。是年替沈启无选编的《近代散文钞》作的新序中也写道：“正宗派论文高则秦汉，低则唐末，滔滔者天下皆是，以我旁门外道的目光来看，倒还是上有六朝下有明朝吧……”几乎就在同时，他便在北大开出“六朝散文”。而早在此前的20年代，他就已在孔德学校兼任的国文课上指定《颜氏家训》作为主要授课教材之一。
千百年间，《颜氏家训》二十篇仅是被世人视作世事洞达，学识博杂，在谨慎处世和勤勉向学方面可以给人提供切实有益参照的训诫类读物，从来不曾为思想学术史家正视青睐过，第一次正式将其提升到思想学术史层面加以诠衡定位的，始作俑者不能不推章太炎。1914年10月至1915年初之间，被袁世凯幽禁的太炎先生于极度忧愤中复取《訄书》增删改定的《检论》卷四《案唐》篇，历数“尽唐一代，学士皆承王勃之化……徒能窥见文章华采，未有深达要理、得与微言者”，斟酌比较之余，乃下断语说：“若夫行已有耻，博学于文，则可以无大过，隋唐之间，其推《颜氏家训》也。”章氏推重颜之推的“博学于文”，对30年代的周作人说来，自然容易激发特殊的感兴。此期的周作人，正措意于以广博的杂学打底，通过对传统异端思想资源的敏锐接纳，支援调整自己的思想，在历史诠释中重新规范新文学知识谱系，从而与其时正方兴未渐成强势的将政治直接美学化的左翼文学知识谱系相抗衡。章氏推重颜之推的理由，与此期周作人的思路显得颇为对路，无形间形成了某种支持。周作人30年代中期至整个40年代，撰文屡屡提及颜之推“思想通达”或“理性通达，感情温厚，气象冲和，文词渊雅”，并深表不胜向往和钦服之情。《风雨谈·关于家训》称：“《颜氏家训》成于隋初，是六朝名著之一，其见识情趣深厚，文章亦佳……”此一思想与文辞兼重的思路，与章氏从思想学术史家立场，重视三国两晋文的长于“深达理要”、“得与微言”，轻视任窻、沈约之流的藻丽俳语，虽不无小异，但基本同调。章氏晚年的国学讲演录中，对颜氏博学于文和深于感情的一面表示欣赏的同时，又不讳言对其“言处世之方，不及高深之理”〔64〕
一面的引以为憾和评价上的有所保留，而周作人爱重的恰恰是章氏表示保留的颜之推重常识、求节制、讲情理这些但求“取便”不及“深理”的一面，具体取向上则约略见出分殊。
新文学史上，废名对六朝文和晚唐诗的推重几乎是不留余地的。废名在《三竿两竿》一文中称：
中国文章，以六朝人文章为最不可及。我尝同朋友们戏言，如果要我打赌的话，乃所愿学则学六朝文。我知道这种文章是学不了的，只是表示我爱好六朝文，我确信不疑六朝文的好处。六朝文不可学，六朝文的生命还是不断的生长着，诗有盛唐，词至南宋，俱系六朝文的命脉也……〔65〕
在对文章之美的讲究上，素来给人以“畸行独往”〔66〕印象的废名，趣味更是来得落落寡合，但却深得周作人“同情之理解”。废名早年的小说，几乎都是由周作人为之作序作跋的。周作人关于废名的长篇《莫须有先生传》在序文中说过的一段话，称道废名的小说像一道流水，凡流经什么汊港弯曲或岩石小草，总要灌注潆洄或推拂抚弄一下，再往前去，“这都不是他的行程的主脑，但除去了这些，也就别无行程了”，直至80年代，仍令心仪废名的小说家汪曾祺感铭不已，推许为至今无人能出其右的评价。当然，废名也独对1937年北京城沦陷前的周作人的为人为文钦佩无量（沦陷后，自有碍难，另当别论），师徒间大有惺惺相惜之意。废名对六朝文的偏嗜自然直接得益于周作人对六朝散文的发掘和宣传，如果我们不想犯数典忘祖的毛病，则不妨将废名列在对清末民初魏晋六朝文风复兴运动起有重要作用的章太炎的再传弟子的名册里。正因为是再传，差异和离谱的地方，自然也就更多一些。
中西文学作品里的情欲世界
？ 蒋 泥 杜士玮
北京大学翻译《百年孤独》的教授赵德明先生授课时，曾问学生们看没看过性心理学，一屋子的人笑而不答。结果他也笑了，对大家说：你们不要觉得好笑，这种事成年人每天都做，不看怎能了解自己、了解别人、讲究卫生、写好文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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