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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泽东曾特意将《史记·汲黯郑庄列传》推荐给周恩来阅读。汲黯、郑庄为汉武帝时两位有名的宰辅，而且都服膺道家思想，习治黄老之术。也许是毛泽东赞佩汲黯、郑庄不谋私利，忠心为国的高尚品德，认为他们与周恩来的为人有某些内在的联系，所以才将他们的传记推荐给周恩来。1973年3月26日5时，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凌晨读史记汲黯、郑庄列传及太史公曰云云，深有所感，愧未能及。”事实上，周恩来比起汲黯、郑庄来，不知要高出多少倍。
周恩来的人生充分体现了“不以有为有，因此才有有”的人生哲理和大无大有的辩证法。他一生公而忘私，又终不留言，死不留灰，属于那种事情做完，转身即走的人。他彻底回到了本真状态，但他的遗爱和精神又长留人间。
叩问《沁园春·长沙》
？ 彭明道
我曾经虔诚地读过一百遍，今天我又以同样虔诚的心轻声叩问。
漫谈10年来国外对中共党史的研究
？ 张注洪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经历了艰苦卓绝、开拓创新、波澜壮阔的光辉进程。这段历史素为中国人民和广大学者所珍爱、崇敬、自豪和反思，撰写的回忆文章和论文专著，堪称汗牛充栋；这段历史同样为外国人士及研究者所关注和探索，甚至屡被视为“显学”，形成许多著述。当此中共建立80周年到来之际，特将近十年即上世纪的90年代国外中共党史研究的情况略作回顾和分析，也许对我们制定下一个十年即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的中共党史研究规划或进行中共党史研究，会有某些参考价值。
据不完全统计，国外美、俄、日三国以及英、法、德、澳、加、韩、印、越等国，从1990…1999年出版和发表的有关中共党史研究的著作百余种，论文数百篇，其中有些是资料性质的，其数量与80年代比，没有显著的增多，但质量比过去均有所提高。因国外的学术信息和书刊评论“姗姗来迟”，以费正清的《中国新史》（China：ANew History）一书为例，1992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1994年英国《中国季刊》（TheChina Quarterly）刊登书评，1995年中国的《近代史研究》始编入新书目录，至于见到外文原始资料，往往更需时日；即使完全通过国际互联网掌握快捷信息，对90年代的研究状况作出全面评价也要在该年代结束后一两年。仅就已见到的国外论著来说，大多数属客观论述，也有少数歪曲史实或违背历史真实。现将有关情况概述如下：在研究的目的方面。往往受到中国情况的变化和研究者所在国国家利益和战略利益的影响和制约。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经受了国内政治风波之后，西方制裁和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带来的冲击和考验，美国的研究者就1989年政治风波研究中国的政治体制等问题，日本研究者则研究当时中国会否步苏联后尘的问题。近10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综合国力增强，人民生活改善，加之党史资料大量发布，吸引不少国外学者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还有的研究者从所在国实际需要出发，研究所在国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关系。同样，国外的华裔学者和在外攻读学位的中国留学生，亦多选择较易获得国外资助的中外关系、冷战、教会在中国等课题。当然也有个别比较远离政治的研究者能够继续坚持研究自己固有的课题或进行有关的考证。
在研究的内容方面。大致涉及以下范围：（1）研究重点多数国家转移到对于中国社会主义时期中共党史的研究。涉及的课题有：对“八九”风波和苏联解体后中国依然屹立的原因，改革开放政策给中国带来的实际效果，改革开放时期和改革开放前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的比较，建国50年来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研究等，其成果如美国出版的齐希圣（译音）著《觉醒的政治…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北卡罗来纳，1991）与R．麦克法夸尔编《中国文化大革命（三）》（夏普出版公司，1996），俄国出版的Б．T．库利克等著《走在现代化和改革道路上的中国》（莫斯科，1991）、В．Я．波尔加科夫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对社会经济发展道路的探索》（莫斯科，1995），日本出版的近藤邦康等著《中苏改革比较研究》（东京大学，1993）、毛里和子编《市场经济化的中国》（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1995）等。（2）对于整个中共党史上的重大事件和人物以及对该国有关的重要对外关系问题仍为研究者重视的课题。比如美国出版的张纯如著《被遗忘的南京大屠杀》（哈波·柯林斯基础图书公司，1997）、哈里·哈丁著《1972年以来如履薄冰的中美关系》（布鲁斯学院，1992），俄国出版的К．В．舍维廖夫著《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问题》（莫斯科，1994）、Ю．М．连诺维奇著《苏中关系中的“空白点”和“疼痛点”》（莫斯科，1991），日本出版的北村稔著《第一次国共合作之研究》（岩波书店，1998）、《施存统与中国共产党》（东方学报68，1996）等，法、德学者合著的《20世纪的中国》（法国，1989）等等。（3）对有些重要史料、档案的整理和出版乃至史料学亦予以重视。这方面美国翻译出版了S．R．施拉姆编《毛泽东革命理论文献（1912…1949）》（夏普出版公司，1992），以及郑超麟的回忆录（乔治·本顿译，纽约，1997）和中共党史出版社的《中国现代革命史史料学》（夏普出版公司，1990），俄国出版了内容丰富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系列档案文件集（俄、德合作编选，莫斯科1994开始出版，已出至3卷，拟出5卷）和齐赫文斯基的在华回忆录，日本利用档案搞清了建党时期施存统在日本的活动情况等。对北京抗日战争纪念馆1987年建立后10多年历史和成就，《中国季刊》于2000年3月亦以17页篇幅详细介绍《北京抗战馆的民族主义、历史和记忆》。（4）还有的刊物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中央情报局顾问黎安友等策划、衍生、编修的李志绥的所谓《回忆录》（ThePrivate Life of Chairman Mao，兰德出版公司，1994）为根据，不顾其违背历史真实，开展国际性笔谈，曲解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造成相当大的负面影响。我国虽另有专书如林克等著《历史的真实》（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据实批驳，但仅有中文而无外文版，且印数有限，无法走向世界，国内外学者和读者很少知道。
在研究的方法方面。总的来说，国外研究中很注意研究方法的改进。诸如数量分析法、比较研究法、逆向考察法、心态史学法等，都在不断地使用和综合使用，而且各国也略有不同。90年代开始以来，美国学者强调从跨空间、跨行业和对问题进行综合研究的角度，来系统地理解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的各种关系和变化。为此，美国学者着力追求和开拓新的研究模式和方法论。俄国重视利用新的档案等原始材料，来说明和校正中共党史和中俄关系史中的重要问题和疏漏，并把重视史料利用提到方法论的高度来认识。日本学者大多重视实证的方法，力图形成自己独特的中共党史研究架构。其他国家多分散、个别地进行研究，难以形成自己方法论的主体特征。
在研究的趋势方面。大体可以归纳以下几点：（1）普遍地重视对建国后中国共产党史的研究，其中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的历史研究占有颇大的分量。这种倾向比80年代更为突出。至于一般的党史问题包括分期问题、事件和人物评价，亦在注意之列。（2）国外已发表的研究成果中，改革开放后来华进修过的国外青年学者和中国在外攻读博士的留学生的论著，占有相当的比重，比80年代有大幅度地增加：华裔学者和中国留学生作为第一作者或与外国学者合作作为第二作者的论著，更有逐年增加的趋势。（3）综合性的亚洲史、中国史、近现代史的刊物分量比过去略有增加，而专门发表中共党史论文和信息的《中共研究通讯》（CCPResearch Newsletter，美国出版）在创办４年（1989～1992）后却因资助中断而被迫停刊。美国的《二十世纪中国》（TwentiethCentury China）刊物仍在继续出版，部分刊登有关中共党史文章。（4）国外讨论中共党史问题的会议和活动极少举行，而与之有关的民国史、抗战史、中外关系史会议经常召开，也邀请中共党史研究者与会。有的国家如意大利等研究力量较少的国家也努力争取筹备和参加这类会议，以提高该国学术在国际上的地位。
在研究的不足方面。从国外学者的感受和国内学者见闻所及，国外研究似存在以下缺陷：（1）研究容易受到本国的外交政策、国际环境、中国国内形势和本国国内形势的左右。两国处于敌对情况下往往提供的研究经费多，正常的情况下反而减少（如美国）。这使国外中共党史的研究时张时弛，仅能停留于中国近现代史的附属学科地位，难以形成比较稳定、独立的专门学科。（2）中国的目前情况，使国外研究者不易受到80年代所提供的基层调查和利用材料的方便，以致他们慨叹“访问者收费太高”；且因以前与之合作的国内研究者不少出国或下海，有的国外学者感到难以找到“能干的中国搭档”（哈里·哈丁：《美国当代中国学的演变与展望》，载D．香博编《美国的当代中国研究》，夏普出版公司，1993），致使研究工作难以扎实地进行，作出高质量的成果。（3）研究者对中共党史的阐释，多从其价值观出发，强调一定的模式，诸如从集权主义、多元化或从制度结构模式来考察。90年代强调进行综合的研究，以形成完整地说明中共党史的新的模式。但若拒绝运用马克思主义（极少数学者这样做了），这种模式方法往往导致形式主义、教条主义。至于心态史学法倘不从实际出发，也有的成为主观臆测甚至不惜违背历史真实，均有损于中共党史学科的科学性。（4）国外研究者还缺乏不同形式的、有效的学术交流和国际合作。９０年代国外专门的中共党史国际研究会议，甚至没有召开过。就是中国召开的中共党史会议，也几乎没有实际上也不可能有国外学者参加。中国与外国在语言、历史和文化方面的差异和隔膜本来就影响他们学术的进步和学术水平的提高，如果没有或削弱交流与合作，就难以克服制约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发展的不利因素。
通过上述对国外中共党史研究情况的初步分析，围绕确定有关的研究选题，似有以下问题值得注意：（一）90年代的国外中共党史研究确实有了颇大的进展。国外学者吸取我们的中共党史研究成果和资料进行他们的撰述，而我们评述他们的撰述并取其所长丰富我们的研究，已经形成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式之一。但我们应该看到，国外撰述中“金玉”与“败絮”同在，特别是他们插手泡制违背中共党史真实的所谓“著述”并广为传播尤应引起我们重视。国外政治影响中共党史研究，而中共党史研究亦影响国外政治。据去年５月美国《新闻周刊》（NewsWeek）的民意测验，美民众将中国视为对手的人有所增加，超过半数的人认为中国对美国不友好。这固然由于美国新闻媒介的负面报道所致，但与某些歪曲当代中共历史状况的读物占领国外文化市场和误导作用不无关系。
（二）国内学术界对国外中共党史研究的信息了解和成果评析９０年代初开始重视。后因某种原因，原有刊物如《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等却又先后停刊。尽管学界掌握外语者日多，而能十分熟谙用之于对外交流者仍属寥寥。已出版的有关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述评的专书或文章内容均较粗略，以致人们难以准确认识国外研究的实际，造成有的歪曲中共党史真实的国外著作及其中译本竟在国内长期流行，产生了负面影响。
在此建议，对国外中共党史研究的评析工作应当加强。可以确定适当的选题鼓励学界了解国外中共党史研究情况者进行评析。比如说，《剑桥中国史》有关中共党史部分的评析，《中国季刊》（1960～2000）与中共党史研究，《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与中共党史研究，日本中共党史研究的历史考察与成果评价，都应该有学者进行这方面的探讨，写出有质量的论文或专著。
21世纪已经开始。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里将继续领导全国人民为“实现祖国的富强、人民的富裕和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