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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德克等。从译文接近过的俄语诗人有帕斯捷纳克、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西班牙诗人有洛尔迦等。这些诗人个个拥有大量的现代读者，用不着我在这里提名之外再多说什么。不过，附带说一下，对于一个写诗的人，我总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自己的创作。诗的创作毕竟离不开独创性，其成品毕竟须有别于其他任何诗人的作品。为了扩大眼界，泛读古今中外的诗歌艺术成就是必要的，但并不需要像专家学者一样，对某个或某些诗人进行如何深入的研究。至于在创作实践中，放弃对个人独创性的追求，刻意追随某个（外国）诗人的艺术取向，甚至亦步亦趋，忘形到以“中国的某某（外国诗人名）”自命，归根到底，势非耗尽自己当初对诗的一番纯真与热忱而一无所获不止，实在是很不明智的。
十一
问：回顾二十世纪中国诗歌的发展，您认为两岸三地的诗风有何异同？五六十年代，台湾曾有“横的移植”的口号，主张全盘西化。我认为，这是由于当时两岸隔阂，台湾被逼与母体隔离，导致台湾诗人不得不乞灵于欧美诗歌。您同意这个说法吗？到了八十年代，国内朦胧诗兴起，不少年轻诗人转向外国诗歌，以新求变。二者的发展轨迹，又有何异同？
答：你关于台湾诗人五六十年代为什么一度主张“全盘西化”的说法，我觉得颇有新意。但是，自八十年代两岸三地的诗人开始交流以来，他们之间同多于异，这可能由于各自经过深度的艺术实践，都认识到创作的源泉归根到底在于生活，而不在于可以借鉴的文本。两岸三地的诗风可能不尽相同，我想那大多是诗人与诗人之间不可避免的相异所致。由于每个诗人都具有独特的性格，那种相异在任何时空环境都会有的。现在，两岸三地的诗人和世界各地的华语诗人经常交流经验，我倒希望到二十一世纪，会有一个华语诗人的精神整体，以当仁不让、分庭抗礼的姿态出现于世界诗坛。这就需要两岸三地的诗人们更严格地要求自己，更深广地对自己的写作层面进行发掘和开拓，同时相互尊重，相互关怀，共同本着一种庄严的使命感，致力于这个既包含地域个性又表现华语共性的“精神整体”的逐渐形成。
至于大陆青年诗人喜欢外国诗歌，我不以为是坏事，为了开拓视野，甚至是必要的。问题是，如果只认为外国诗人才是诗人，自己模仿外国诗人所写的诗才是诗，国内古代诗人都不是诗人，与自己同代的其他诗人更不是诗人，古今汉语佳作，只要不是自己和自己人所写，一律弃如敝屣，那就不仅会被贻笑于当代，连他自己到了晚年也会失笑，不过那将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苦笑。
十二
问：您左手写散文，右手写诗，偶尔还弄点翻译，却不见您写小说。其实，您的经历，尤其因胡风事件的株连而长期受到压抑，面对过种种危难和复杂的人事纠纷，已是创作小说的上佳素材。不知您可有计划撰写一本类似“回忆录”的书，向读者展示您数十年的心路历程？
答：如果回忆录只是个人所经历的值得回忆的往事的记录，那么我倒写了不少，例如《胡风和我》，写母亲的《爱就是痛苦》，写妻子的《我们的金婚纪念》，写自己的《我的这个名字》等。如果有时间，我可能还会写几篇。但是，我从没有写过小说，也没有打算过写小说。德国有所谓“教育小说”（又称“修养小说”或“发展小说”），将主人公从一系列虚妄的开端、错误的选择引向一条正确的自我实现的道路，从而发展成一个成熟的平衡的人格。其实，这类小说并非德国所独有，例如四十年代对中国文学青年产生过极大吸引力的《约翰·克里斯朵夫》（法国罗曼罗兰著，傅雷译）就应是属于“修养小说”的一种。我读这类小说，也往往想到自己，觉得自己如有相应的能力，也未尝不应当写出这样一部小说来。但是，深入一步思考，又不免有所踌躇。倒不完全是说到小说，令人想起史诗的结构，使一般抒情诗人难以问津，或者小说写作要求冷静与节制，使惯于煽情的诗人望而却步。我所以踌躇，原因更在于那个“史诗结构”在我的情况下所无可回避的，也正是你所说的那个“危难和复杂”而又沉重和痛苦的历史内容，或者说是历史冰山的一角也罢。近年来人们在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我所经历的那段历史虽不属于那个“博物馆”，至少也应当说是它的一个具体而微的模型，其中所包含的一切严峻、惨烈和苦楚未必次于前者分毫。正是如此，我所面临的任务将不是一部以“我”为主人公的小说的构思和创作，而是对于一场苛刻的历史拷问的交代。就记忆、感觉、思辨、表达等方面的能力，以及即使作为一名见证人的勇气而论，不论在哪一点上，我都自愧不能胜任。在不无遗憾之余，不能不深深怀念那位屈死的天才路翎：如果他能多活十几年，精神没有由于一再加在他身上的迫害而崩溃，他是一定能够完成这项历史任务的。我不过是一个平凡的诗人，时代的纷争和艰险在我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我却充其量只能以诗的体裁作出回应；尽管我已完全不同于《童话》时期的自己，却始终没有磨灭对于诗的执著和追求。如果我在二十一世纪还有点时间，真还想再写一本新诗，来纪录一下你所说的我的一段“数十年的心路历程”。
最后，衷心感谢你花那么多时间，倾听一个老年人借访谈的机会所作的独白。
在大地上我们只过一生
——《上帝之子》编后
？ 袁 毅
编完亡友苇岸先生的《上帝之子》这本美文美画集后，我长长地吁了一口气，一颗悬挂已久的心才稍稍安定下来。作为编者，我还有一些琐屑的事务向读者朋友们交待。
一九九九年六月二日，在我噙着泪写就《苇岸先生走了》一文并在《武汉晚报》副刊上发出后，作家周翼南先生当晚打电话给我，除了表示他的哀思之外，他还古道热肠地告诉我，在见到我编发的苇岸先生《一九九八二十四节气》六篇美文时，他就动了编一本苇岸先生散文集的念头，还未来得及与我通气，就见到我那篇悼文传出的噩耗，他恳切地希望由我来编这本集子。作为苇岸先生的生前好友，我责无旁贷地负起了这个重担。
我把想编苇岸先生散文集的构思分别告诉了苇岸先生生前将文稿托付给的北京友好冯秋子、林莽、宁肯，在他们经过反复地协商与讨论、慎重地权衡与考虑之后，我得到了他们的首肯。此后又多次与苇岸先生的妹妹马建秀联络，也得到她的授权与帮助。经历了四个月的筹划，文章大体搜罗齐备。
按照湖北美术出版社《弄墨丛书》的体例，需要配一些优美的图片，以便做到图文并茂、相得益彰。我原拟在书中收录一些苇岸先生自己游历时拍摄的风景照，这样有一些纪念意义。收多了又恐违背苇岸先生生前对艺术的严肃认真的态度和原则。除少数摄影作品外，他的照片还不能完全构成某种独特的艺术意味，我只好改请一些摄影家来拍一些作品以配合文章刊出。首先我想到的是请报社同仁范春歌女士来配图，她单骑走天下、陆疆万里行时，拍的风景照很多，但所拍北方各省区的照片数量有限，她又热情地推荐了摄影家蓝青。蓝青先生是曾得过国际摄影大奖的青年摄影家，视野开阔、功底深厚。由于时间太紧，不可能根据文章去拍画面，只有从现成的照片中挑选合适的图片来配文，我就将苇岸先生的重要作品和纪念文章复印给他看，由他选出一批照片，我根据文章内容再筛选而确定下来。《光明日报》社宫苏艺先生也利用一九九九年国庆节七天休假，冲印了他拍到的苇岸先生的肖像和葬礼场面的照片，他建议我尽量用北方的风景照，这样与苇岸先生的散文相配更符合他文字的精义。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由于苇岸先生是二十世纪中国一位不可多得的以少胜多、以质取胜的优秀散文家，他继承着《瓦尔登湖》的作者梭罗、《林中水滴》的作者普里什文、《自然与人生》的作者德富芦花、《昆虫记》的作者法布尔的艺术传统，以深邃的人文精神、简约、澄澈、明亮的艺术风格，致力于描绘生机蓬勃、丰富多彩的大自然的生活。他用一种季节轮回一样的速度，字斟句酌般缓慢地写作，他所有的文章不超过十七万字。《上帝之子》收录的主要是经过苇岸先生生前删定的有关描绘大自然的散文篇什，以及对苇岸先生产生深刻影响的作家、诗人和阐扬他自然观和散文观形成的书简和序跋等，作品数量不是特别多。但这些简单、诚实、聪睿、美好的文字是经得起时间长河淘洗的，它们一如苇岸先生笔下的大地上的麦子、花朵、草木、蚂蚁、胡蜂、蝴蝶、麻雀、喜鹊、啄木鸟、野兔、雪花、雨水、阳光、月亮、星星和日出日落一样，必将永存。为了使读者更全面地了解苇岸先生其人其事其文和他独特的意义，书中最后一辑特意收集了海内外朋友们纪念他的回忆文章和阐释他思想来龙去脉的评论文字，这些文章对我们全方位理解苇岸先生的为人处世和思想内涵，均不无裨益。朋友们的纪念文章中涉及到苇岸先生罹病和逝世前后的一些事实时，因为是口耳相传，难免与实际情况有些出入，我根据苇岸先生的妹妹马建秀的提议作了一些必要的订正，由于时间仓促，来不及一一与作者们全部联系上，敬祈朋友们海涵。
作为大地的代言人，苇岸先生在大地上的写作维度上为中国当代散文树立起一种原初意义上的风貌和品格，汉语的承载量因他的写作而得以扩大和拓宽了。正在远逝的十八、十九世纪牧歌式的诗意和世界最初的朴实与原质恰好被他捕捉到并记录在《大地上的事情》中了，在现代文明的进程中，可望得以保存下来。苇岸先生是一个天然的生态保护主义者，他自愿选择做一名挑战城市文明战车的——二十世纪斗风车的堂·吉诃德，他和主张返归自然、崇尚“人的完整性”的梭罗、环境伦理学的先驱及《敬畏生命》的作者史怀哲、宣扬“土地伦理”的美国生态学家利奥波德、环境保护运动的发起者约翰·缪尔、主张“根据资源许可来生活”的罗马俱乐部等人和组织一样，都是大地的守夜人。这些在大地上谦卑行走的圣徒，他们一无所有，却踏出了人类漫漫长夜中文明的曙光。地球是人类的家园，人类对大自然贪得无厌的索取和无所顾忌的破坏已使地球生态环境的忍耐到了极限，并开始报复人类。人类必须善待地球，否则毁灭的将是人类自己。为了大地的安全与自由，前苏联作家拉斯普京曾大声疾呼：“我们这个时代可称之为人类生存的危机点。自古以来，水、空气和土地是地球上生命的源泉，如今成了疾病的源泉和早死的原因。”奥尔多·利奥波德在《沙乡年鉴》中也发出这样的呐喊：“只有当人们在一个土壤、水、植物和动物都同为一员的共同体中，承担起一个公民角色的时候，保护主义才会成为可能；在这个共同体中，每个成员都相互依赖，每个成员都有资格占据阳光下的一个位置。”罗尔斯顿在《环境伦理学：大自然的价值以及人对大自然的义务》中启示我们：“人类与非人类存在物的一个真正具有意义的区别是，动物和植物只关心（维护）自己的生命、自己的后代及其同类，而人却能以更为宽广的胸怀关注（维护）所有的生命和非人类存在物。……只有当人类也认可他者（动物、植物、物种、生态系统、大地）的权益时，这种利他主义精神才能得到完成。……它把残存的私我提升为栖息地中的利他主义者。这种终极的利他主义者是或应该是人类的特征。在这个意义上，最后产生的人类这个物种是最伟大的物种。”苇岸先生敬畏大自然、钟爱农业文明，他对20世纪全球性的都市化进程和工业文明的存在所带来的喧嚣、污染、放纵和掠夺，一直有一种源自内心的悲哀和抵触。他像农人那样热爱田野里的美好事物，是不可多得的大自然的观察者、体验者、歌唱者、守望者。苇岸先生是一位在根源上和民间、和大地建立了一种血脉交融、不分轩轾的亲密联系的原创性作家，他的写作母题基本上是一些有着元素意义的意象：空气、阳光、水、月亮、星星、草木、田野、庄稼、虫蚁、鸟禽等，以及与此相连的原初语境：农事、物候、星象、季节、劳作、繁衍……阅读他的作品可以唤醒我们沉睡已久的记忆，也可以使我们想起一些遥远的、渐渐陌生的事物：农夫、渔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