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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阅读他的作品可以唤醒我们沉睡已久的记忆，也可以使我们想起一些遥远的、渐渐陌生的事物：农夫、渔夫、船夫、樵夫、猎户、牧人、采药人、养蜂人，它们是人类与自然之间的桥梁。苇岸先生沉迷于对大自然和大自然中季节转换的观察，对古老的节令也有一种敏感，并且总是和播种、劳动、繁殖联系在一起。他以高度的心灵克制力和宁静平衡的美感，摹写了大自然万事万物在时光流逝中的变迁、繁衍、生长，表现了时间、存在与人性的永恒性。因为他在生物界中的身心交融，苇岸先生体验、发现并叙说了土地萌生的天性：善良、淳朴、勤劳、谦卑、友爱、宽容、和平、正直、追求，同时将它们提升为一种“世界精神”，加以阐扬，从而进入他的诗化哲学世界。在散文写作中他对阳光和月色、对林木和鸟巢、对大地和菽麦、对牲灵和神灵的虔敬和悲悯，来源于他对生命的洞见和把握，更来源于他的谦卑和崇高。谦卑是他倾听和倾诉的姿态，崇高是他内心或精神的本质。苇岸先生还是一位有真正的人文情怀和艺术宗教感的作家，他“素食主义”的自然信仰体现在文本内外。写作对于他来说，不是生命的衍生物，而是生命本身。人格与艺术的一致性要求，使他回到了生命的本源与精神的原点——人性与爱。他非常喜欢梵高的这句话：“没有比对人类的爱更富于艺术性的事业。”爱使苇岸先生成为和平主义者，他怀抱爱的信仰，乐于奉献自己、牺牲自己，力求达到自我完善，而且尊重所有人的信仰，相信那是“人”的最高的体现；也是爱培养了他纤细的美感，使他笔下的语言亲切朴质、清洁明亮又富于盎然的诗意。心地极为善良使他不能看屠宰牲畜或杀一只鸡，使他成为不吃长眼睛的素食主义者。因此，苇岸先生热爱和平，歌颂托尔斯泰、梭罗等人提倡的非暴力主义是“构成人类共同生活的全部学问的拱顶”。他还把自我牺牲精神视为“人类精神衍进中的一次伟大变革，它的意义不会亚于火的使用和文字的诞生”。苇岸先生不仅告诉我们要重新反思人类对于自然的僭妄态度，还告诉我们要调整当代人与当代人之间、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以及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使人类作为一个整体能够和谐而诗意地栖息在这个有限的地球上，这种诗意的栖息将把人类带向希望之乡。人类柔情、优雅、高尚、仁爱、平等、公正的心灵隐秘被苇岸先生这个生命短促却行吟不止的“大地上的先知”不断说破。
人类的这个二十世纪是生态危机空前深重的世纪，温室效应趋强、臭氧层空洞的出现、空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增加、南北极冰山的融化、热带雨林的急剧减少、物种的锐减、生物多样性的消失、能源的紧缺、土地的荒漠化、耕地的减少、森林大火频发、垃圾围城、全球气温的上升以及大规模的移民浪潮使人类的生存条件受到史无前例的恶化和威胁。工业化的“富有”是以对自然资源的过度掠夺和对自然环境的过度破坏为代价的。随着科技的突飞猛进乃至盲目的技术崇拜和恶性膨胀的人道主义，人类不再敬畏自然、顺应自然、珍惜自然，而把地球蔑视为毫无生气的免费仓库，讲究理性的科学技术已经走到以对自然的征服和控制取得全面彻底胜利为圭臬的极端，也就丧失了它自身的理性，丧失了它关怀人类、服务人类的终极目的。工业化的进程不仅不与大自然共走一条道，而且恰恰与大自然背道而驰。真正充满智慧的科学已被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野心勃勃的单纯技术所取代，而许多人并没有意识到无限度的经济增长可能给整个社会带来富裕，但并不等于人性的完善和人类精神上的进步，甚至于它会走到生存的反面，这也许是人类历史上后果最为严重的一次道德的没落。我们这一代人正生活在自然的终结点上，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已经不是原本意义上的自然——那个由造物主创造的并给诗人、画家、音乐家、科学家们无数灵感和启迪的自然，而是一个经过人类改造过、瓜分过的自然。人类作为自然界中的一个物种已经变得越来越狂妄自大、为所欲为，公然以自然的主宰者和地球的管理者自居，是到了该迷途知返的时候了。苇岸先生很清醒地看到了这些，从而开始了自觉的观察与思考。苇岸先生认同梭罗陶冶内心世界的主张：“人必须忠于自己，遵从自己的心灵和良知；为此不惜付出一切代价。生命十分宝贵，不应为了谋生而无意义地浪费掉，人在获得生命所必须的物质之后，不应过多地追求奢侈品而应有另一些东西：向生命迈进。”他像梭罗一样，过着“朴素到禁欲程度”般的隐士生活，他的所有文字和血骨相研磨，他是用克己自制、厉行节俭的生命形态和同情弱小、怜恤生灵的悲悯胸襟向芸芸众生反复发出这样的警示：“对积累财富落伍的恐惧，对物质享受不尽的倾心，使生命变成了一种纯粹的功能，一切追求都仅止于肉体。”“有限的地球除了要养活人类，还要养活人类的奢侈和虚荣。工业革命发生仅仅二百年间，人类便为此走到了自身所造成的各种毁灭性灾难的边缘。”“如果不遵循土地道德，人类智慧的成就同时就成为了人类愚蠢的表现，最终人类将自掘坟墓。”“人类如何挽救自己？……超越人道主义。即转变人类‘自然界的面貌都是上帝为了人类的利益安排出来’的观念、态度与生活方式。”“在万物中完整地获得自己的价值和人性，是人类心灵的天然属性，也是人类的终极目的，人在其中将得到真正的快乐和幸福。”他的这些闪耀着诗意光泽和穿透力的作品已经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坛罕有的那种不随流俗也无法模仿的精神遗产，使众多文人学者精心编撰的兑水文字相形见绌；大地同时也失去了一颗谦卑地和万物荣辱与共的仁爱博大的独特心灵。环顾世纪交替的中国文坛，没有哪一个作家能够徒步吟游过来，代替苇岸先生，把他的清澈、晶莹、温良、朴素、谦卑和纯粹还给我们。
苇岸先生秉持“土地道德”，朴素、节俭和克制地生活着，并与大自然的山山水水和动植物结成一种和谐相处的关系。在生命的最后旅程中，他进行了一项关于农事的仪式——用身体的每一个部位去感受农历二十四节气的来临。在生命垂危之际，他仍一以贯之地保持对生态环境的关注和对生存危机的警觉。他主张大自然的权利，人类与自然应和谐相处，不能因为贪欲而毁坏人类生存的根基。苇岸先生认同的这种“土地道德”不同于一般的生态保护主义或环境保护主义（近年来在世界上发展最为迅猛的环境伦理environmental
ethics又可称生态伦理ecoethics，已形成了声势浩大的环保运动。它主要研究人与自然的道德关系，力图通过反思人类实践行为的负效应，确立起人类实践行为的伦理原则及其规范，使人类作为一个整体能够和谐而诗意地栖息在这个有限的地球上。它的实践性很强，同时又可构成为一种至高的精神信仰），而体现为一种更为内在的生命准则和精神向度，是一种与当代人灵魂处境息息相关的大地美学和存在哲学（即依据一种具有地域性、全球性和历史性的环境伦理，把地球视为充满生命的千年福地，一片由完整性、美丽、一连串伟绩和丰富的历史交织而成的大地）。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坛上，他第一个表达了土地伦理学、生态伦理学的思想，他的《大地上的事情》是惟一一部把土地道德作为一个文学观念和思想主题来抒写的启示录和赞美诗。在一片“世界温和、大道光明、石头善良”的描述中，苇岸先生引领我们回到大地——人类及万物荣衰的母体，唤醒了我们作为大地之上一个诗意的人所具有的信仰和良知。不管立足大地还是平行于大地，谁会不爱宁静、充实而意蕴深远的生活呢？在我们拥有城市文明、拥有高楼大厦、拥有网络股票、拥有地铁汽车的时候，在我们四周充斥了太多血腥的、阴暗的、晦涩的、无聊的文字垃圾的时候，有时我们会莫名地烦躁，会倍感孤苦，但是苇岸先生却朋友似的进入我们的灵魂：让世界突然安静下来。苇岸先生离开我们两年了，我们身旁空旷，坐在暗淡和怀念里，抚摸苇岸留给我们的那些有足够温度和亮度的文字，抚摸他“光明的豆粒”一样的圣徒境界，抚摸他平静而美好的大地上的事情，我感到希望的限度和无限，感到作为人的高贵和谦卑，于是咏叹“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该有多美多好啊！
现代写作已经愈来愈成为一种谋生写作、效率写作，一种“资本主义”式的写作。苇岸先生的写作呈现出与众不同的气象，他以一种静默倾听的方式反观自己的生存境况，对工业化中国的未来命运忧心如焚，对人类文明发展长河中所带来的痼疾、对人性的扭曲、对地球家园的不负责任（人类中心主义和沙文主义）充满忧思。在一个所谓的“后工业社会”中，他以一种诗意的生活态度和古典的审美方式生存，并将自己沉重的肉身和人格超凡的生活自然生成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诗性写作：以农业文明来反抗城市所代表的现代文明。他的这种诗性写作超出了一般作家对博大、深厚、柔润的乡土母性的热爱，蕴涵了一种难能可贵的、道德的、文明的批评力度和深度。他用他的诗性写作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可能，一种不断拯救被破坏的人类文明的可能。海德格尔说：“纯粹的散文从来就不是无诗意的。”苇岸先生的天赋、血质、秉性、信念、精神，使他最终选择了散文这种文学方式来确立他与世界的关系，他早年的诗歌时期对他的散文写作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他将散文作为诗歌以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来写作，并以自己的身体力行（自觉地实行素食主义；倡导土地道德；过着简朴俭省的生活、足迹遍及中国北方的山山水水；居住在城市与乡村的交接地带等）来写作对抗现代化的诗意篇章。他的散文作品中所蕴含的最纯洁的诗意汁液远比当下流行的诗歌要饱满丰富得多。他写作视角和创作姿态的源头来自西方，譬如取材、写法、描述、语言等就深受西方零度写作、陌生化写作的熏染（如德国的现象学、法国的新小说派等），当然也有古汉语的浸润。他让“原生”状态的大自然对象与原根性的记忆在文本中“自动呈现”和“自我叙述”，从而开始了人与自然和好的建设，即主体与对象物之间建立新型的主客体关系。他的这些文本提升了现代汉语写作的内涵、性能、质量和美感。苇岸先生是喧哗与骚动的当下文坛之外的另类作家：他生活和行吟在养育自己的本土上，关注四方；他知道大地的脉络，河流的走向；他熟悉劳动的姿态，农事的细节；他了解普通人的尊严，简朴的内涵；他懂得家园的意义，人类全部生活的根基。其实他更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罕有而弥足珍贵的异数，他似乎不太可能诞生于二十世纪的中国，这个世纪的中国历史主题是革命与恐怖、救亡与启蒙、和平与发展，没有他生存的文化氛围和精神谱系，但他还是执拗而清苦地生长于田园、泥土、动物、植物、季节、蓝天和青山之间，独自一人以羸弱的身躯主动承担了对创伤累累的大地母亲的守护。在他饱含诗意想像力的文字中，他凭借着柔韧的审美触角，穿越了恐怖与仇杀的文革年代以及冷漠和喧嚣的商业时代，直抵创造的本原和灵魂的深处，把他自己对存在的追问、对生命万物的关爱楔入人类精神文明的拱顶。在如此泛滥放纵的浮躁文化里，苇岸先生对人类文明的主动承担和不懈努力有可能被滚滚红尘遮蔽和湮没，人们的自妄、疯狂、愚蠢、平庸以及不择手段使苇岸先生和《大地上的事情》悲剧性地成为了“异数”。大地并不是为我们人类的生活而存在的，它是先我们人类而自在自为的，我们没有理由以俯瞰大自然的人类霸权来对大地的母性无限度挥霍和掠夺。苇岸先生彻底揭示了中国北方这块大地之上无穷的朴素美和诗意美，他对大地、对人类和对大地上的一切事情的观察和体味，有一种近乎孩子般视觉的开朗和平阔。他用辽远、神奇、童真、审美的目光深情地抚摸过大自然的泥土、动物、植物、季节、家园，同时又葆有一颗纯粹、素朴、真挚的爱心昼夜倾听深藏于大地心脏的声音，并用他那优美而略带伤感的男中音歌唱着绵绵不绝的田野的乡愁。他像终生热爱和赞美俄罗斯农村的叶赛宁那样，用虔敬、深沉、委婉的音质颂赞永恒的大地和乡村，“因为人性的主要贮存器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