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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夏太炎罹“苏报案”系狱期满，由孙中山遣专使迎至东京，主《民报》笔政，未几《民报》即遭受言于清廷的日本当局封禁，嗣后一段踪迹。黄侃《太炎先生行事记》这样记述道：
先生与日本政府讼，数月，卒不得胜，遂退居，教授诸游学者以国学。……思适印度为浮屠，资斧困绝，不能行。寓庐至数月不举火，日以百数市麦饼以自度，衣被三年不遆，困厄如此，而德操弥厉。其授人以国学也，以谓国不幸衰亡，学术不绝，民犹有所观感，庶几收硕果之效，有复阳之望，故勤勤恳恳，不惮其劳，弟子至数百人……
虽困厄依然不断，但讲学著述却有大面积的丰收。其中小范围授业的一批弟子，计有黄侃、钱玄同、朱希祖、周氏兄弟、许寿裳、汪东、刘文典、沈兼士诸氏，日后无论是在承传旧学（如黄、朱、沈等）抑或开拓新文学（以周氏二兄弟为代表）方面，均有独树一帜的大建树，成为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令后学嗟叹不已的一段胜景。钱玄同则兼擅于新旧学问之间，显得别具一格。据许寿裳追忆1908年间星期日前往太炎先生寓所受业的情景，大有令人不胜心向神往之概：
每星期日清晨，步至牛咍区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先师寓所，在一间陋室之内，师生席地而坐，环一小几。先师讲段氏《说文解字注》，郝氏《尔雅义疏》等，精力过人，逐字讲解，滔滔不绝，或则阐明语原，或则推见本字，或则旁证以各处方言，以故新谊创见，层出不穷。即有时随便谈天，亦复诙谐间作，妙语解颐。自八时至正午，历四小时毫无休息，真所谓“默尔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其《新方言》及《小学问答》二书，皆于此时著成，即其体大思精之《文始》，初稿亦权舆于此〔17〕。
另据《朱希祖日记》，是年太炎先生还讲授有《庄子》、《楚辞》、《广雅疏证》等，尤以《庄子》居多。太炎先生亦在后来应弟子吴承仕请业、章述吴记的《菿汉微言》一书中追述过当日的情景：
为诸生说庄子，旦夕比度，遂有所得，端居深观而释《齐物》，乃与《瑜珈》、《华严》相会。
此期重要学术著作大致计有：1906年刊布的论文《诸子学略说》；1909年完成的《庄子解诂》，同年出版的《新方言》、《小学问答》；1910年5月《国故论衡》行世，同年发表《齐物论释》。被前引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目为千余年间不出七八种之数的“著作”《国故论衡》，分上卷小学十一篇，中卷文学七篇和下卷诸子学九篇。《小学略说》，说间有见于《新方言》、《小学问答》、《文始》诸书者，章氏小学之精华，诸如不赞成西方系拼音、中国系象形文字的浮泛流行之见，力主从声韵着手，注重从当今俚语寻根讨源，求得古今一贯之脉，以得语言之本（“凡治小学者，非专辨章形体，要于推寻故言，则其经脉；不明音韵，不知一字数义所由生……”“盖小学者，国故之本，王教之端，上以推校先典，下以宜民便俗……”）；对前贤对转原则的发扬踔厉，分勒二十三部韵目，辨其音准，娘曰归泥；诸如此类的声韵学史上的重要创获，均荟萃于此编。《文学总略》则由此前刊布于《国粹学报》的《文学论略》增删修订而成，《论式》力言文章范式当以魏晋为宗，其对当时及其后新文学的型构性影响，容后再谈。《诸子学》力求体现出治学者在重新考评和建构思想学术史方面的努力。全书糅合古典学者渊博精矜的考据训诂功夫与启蒙时代的分析观念于一体，而开辟出某种新的学术气象。跳出单纯支离的考证，使历史材料各得其所，从中寻绎出较有系统的历史演变通则。有人称之为“章氏中年以前学术之总纲”，并非无据〔18〕。
章氏本人对此期著述也极为珍爱，言谈间对之颇为自信，甚至不乏睥睨天地的自负之色。章氏对释读诸子自视甚高，向以诸子学真正传人自我期许〔19〕。他也有资格说这样的话，因为他的确提供了某种重新诠释诸子学的学术范式，《新方言》遣用古今音转原理梳理当世方言俗语，“以见古今语言，虽递相嬗代；未有不归其宗。故今语犹古语也”的道理。该书章氏自许为自汉代扬雄以来的第一部专门著作。《文始》成书之日，即由章门大弟子黄侃在后叙中推称其“总集字学音学之大成，譬之梵教，所谓最后了义”，所誉虽不无过甚之辞，但也足以推见此著旨趣〔20〕。民国三年甲寅（1914）5月下旬，被袁世凯幽禁北京城中几近一年的章太炎决意绝食，以死相争，在向汤夫人发出的诀别家书中，对死生置之度外，惟于学术不能忘情，言及“怀抱学术，教思无穷”，自谓“所著数种，独《齐物论释》、《文始》千六百年来未有等匹”〔21〕，至于《自述学术次第》中的“若《齐物论释》、《文始》诸书，可谓一字千金矣”云云，更是世间好说章氏者所熟知的口吻。
但本文的旨趣和关注点，主要想落实在以下诸多方面：章氏颇以之自重的这批著述所蕴涵的问题意识，其话语背景或具体语境，梳理问题的思路，以及这些思路不限于某时某地某一具体问题的方法论意义，是如何为嗣后的中国新文学所转承和摄纳，并参与了其整个型构过程的：一方面，作为一种有价值的思想资源，章太炎的思想和学术，与同时代其他所有有价值的思想资源一起，促成了新文学一些基本文学性格的生成和发展；另一方面，新文学在对章氏思想学术的转承摄纳过程中，又曾经与哪些重要的资源因子擦肩而过失之交臂，而章氏思想学术本身蕴涵的欠缺，又给新文学的视野带来了哪些先天的限制？对这诸多头绪繁杂的问题作出考辨，将是本文在感到不胜艰难的同时却又深感兴味无限值得一为的用力点。
《文学总略》开宗明义，将文学一词还原到古义层面上重新加以界说，别出心裁地用以指陈所有的文字书写品，而不以“流连哀思，吐属藻丽”之类后起的衍生义为限：“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这一把本已具有严格规定的文学重新作泛化和普世化处理的一反常例的思路，似可追溯到浙东史学一脉中章实斋对于“六经皆史”之旨的揭示。如果说章实斋指认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者皆是史学，无疑是将“经”“史”化，也即是将经典世俗化，从而打破“道在六经”的抽象性和垄断性的重要一步，那么太炎先生以著之竹帛者为文学这一“过于宽泛”〔22〕的文学理解框架，则与他“当知今之殊言不违姬汉”、以古正今从而不看轻当世民间方言俗语的语言学观念，与他始终信守的学在民间、非关官府，“礼失而求诸野”〔23〕的朴素信念，尤其是体现了很高文化洞见和睿智的平视万有、尊重文化差异性存在的齐物思想，整合为外貌错综复杂却体现了内在一致的思想整体，从而与梁启超的以新民说启蒙大众、推重通俗小说为文学大宗，以及王国维从白话俗语小说《红楼梦》中发掘哲学精神，对一向为正统意识排挤在外的元曲元剧的“自由使用新语言”大加称赏，并将之提升到通常很难达到的“有境界”的美学范畴层面加以评述，彼此相磨相荡，汇为一种历史的合力，成为五四新文学直接可资利用的思想资源。尽管章、梁、王三人各占坛坫，或彼此本不声气相通（如章、王之间），或各不相能甚至桴鼓相攻（如章、梁之间），但并不妨碍他们互有应和，形成合力，千虑一致，殊途同归。由此也可见出，文学的日常世俗化，文学向日常生活世界的重新全面开放，正渐成不可逆转之势，成为清末民初思想界的一种共识。作为初期新文学载体的白话文运动，其效法西欧诸国民族文学与拉丁语文学分道扬镳的历史经验，大胆起用明清小说和官吏商人层面自然发生流传的通俗用语，以用作建构白话文体的基本资源，这一思路和策略，据白话文运动首倡人之一的胡适所述，其最初的灵感，即得自于章太炎一反习见、有意拆除横亘在“应用文”与“美文”之间的藩篱这一“过于宽泛”的文学论〔24〕。正如胡适所提示的那样，太炎先生对文学的理解中颇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他将文字在远古初民时代应付日常之用的实用性，放置在后世文人才士所注重的音韵感受和形象美感之上来加以强调，这一强调，一方面拆除了文学的垄断性藩篱，将之从过于注重雅丽的文人集团专擅的领域那里剥离出来，剔除加置其上的神秘性，从而为其重新汇入开阔的文化创造空间，为中国文学重新全面接纳日常民间真实、广泛的生活世界和元气淋漓、生机流动的想象力，提供了学理上的依据；而致力于打破既成文学的高度自我封闭，促成其重新获得一种前所未有的开阔视野和容受气度，正是五四一代新文学的开拓者最重要的精神性格之一。顺便一提，初期新文学在对待异域资源和民间资源的容纳接续上，是平等视之不分轩轾的，他们将两者看作自洽的一体，一而二，二而一；至20年代末尤其是30年代，这种自洽在“京派”、“海派”和左翼文学集团那里开始被打破，出现了分化，有了对民间的偏倚和对异域渐趋单一的有选择的疏离（如在左翼文学集团那里），或相反（如在“海派”那里），相对说来，“京派”则要平衡得多；37年后的民族战争，则致使此一分化和单一的偏倾疏离姿态，在整个文学范围里得到了鼓励和延展，50年代后更是萎缩到惟民间是尚，而此际的“民间”，自然元气又早已为无远弗届的强势政治意识形态所凿伤，几乎荡然不存。另一方面，太炎先生对文学所作的界说中，并不看重审美形式和审美情感之于文学内在自律性的特殊意义，而专重其直接指陈实物的即物性功能，这一“过于宽泛”的文学观，立论的出发点肯定迥然有异于章氏向来与之各不相能、甚至桴鼓相攻的梁启超辈，但事实上，在对二十世纪中国新文学偏重现实的文学性格的型塑中，却与将小说视为“新民”启蒙、顺应时潮的最佳工具，即对文学力持功利态度的梁启超，有异曲同工的归宿，并与追求纯粹文学理想的早期王国维大有出入。东京入室弟子周氏兄弟，则在当时就与乃师在这一点上有所分歧。早年的鲁迅很是看重文学的“兴感怡悦”，即审美情感性一面，在《摩罗诗力说》里张扬文学的“实利离尽，究理弗存”。与之同时，周作人撰就《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坚信中国文学的出路，惟有“别为孤宗，不为他物所统”一途，无形间与看重文学自律性一面的王国维有所应合。和梁的异曲同工恐怕大出章氏意料之外，也是他所不愿意看到的。其实细加推敲，这一注重即物实用一面的文学观，似与太炎先生一贯坚持的学术的自律性立场之间，也存在明显裂隙。“学以求是，不以致用”，本是古文学家章太炎用来与矜夸“经世致用”的康梁今文学家颉颃争衡的基本学术立场。直面现实，直接参与和担当现实利害，是中国新文学源流中的一条价值底线。从新文学内部最初一场不乏意气用事的争执中“为人生”的“文研会”占尽重表现的“创造社”的上风，到28年“革命文学”论争启其端绪的直接将政治美学化的文学论，中间虽不乏起伏，却始终是新文学正面价值的体现，有意持疏离姿态的浪漫唯美诗学和现代主义思潮，至多只是作为一种不足以构成颠覆力量的异在，只是整个新文学源流中非正统非主流的旁枝逸出、孤军突起或偏师倚重。新文学这一过于强大的价值底线，直到晚近的80年代中后期起，才多少为趋于多元的文学趣味及其写作努力所扭转。
正像许多学者已经意识到的那样，提倡以明白晓畅、言文一致的语体文替代诘屈聱牙的文言文，以促进社会新知的成长，并非始于五四，而是上世纪末随中国文明面临世界史背景下现代化进程的巨大压力和自身全面性的危机体验，所萌生的回应现实、拯救危机的文化方案的一个重要方面。黄遵宪即已在《日本国志·学术志》（1887）中言及言文一致，倡言通俗晓畅之文〔25〕；戊戌变法时，裘廷梁的《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也有相当的影响。以小说演义文法为蓝本，糅合唐宋文人蕴借温厚之词以弥补纯粹白话文采之不足，一时成为重建现代中国语文的流行设想。直到五四新文学初期，以白话为主，以文言为辅，力求文白合一的主张，依然是稳健的胡适和激进的傅斯年的基本主张〔26〕。深学好思的章太炎深以这一置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