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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２章。 但是，对人民的功绩的最有力的证词是由曼西奥。 谢拉。 莱赫萨马提供的，他是定居秘鲁的早期西班牙征服者中最后一个幸存者。 正如他所说的，他在为了解除良心上的内疚而在临死时所做的遗嘱的序言中宣称，印加王统治下的整个人民非常沉着和勤劳，没有抢劫和偷盗之类的事情；毫无淫荡之风，甚至没有一个娼妓；每件事情都是有条不紊地进行，而且绝对服从权威。 就整个国家而言，这种颂词多少有些过份，而且可能使人怀疑这个临终的老征服者由于他自己对待当地的方式使他深为悔恨因而过高地评价了他们的美德而没有严格根据事实。然而这样一个人在这样一个时刻所做的证词对秘鲁人来说是太重要和太荣幸了，因而历史学家不能予以忽视；我已将遗嘱的原文列在“附录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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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鼓舞，宣称“秘鲁人的精神世界远远胜过欧洲人。”
①
然而，这种结果很难与我曾试图分析的政府的原则协调一致。 在没有自由行事的地方就没有道德可言。 在没有诱惑的地方就谈不上德行。在日常生活由法律严格规定的地方，是法律而不是人，必须对行为负责。 如果说无为而治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这个政府侵犯人民的天赋权利只以使他们服从为限的话，那么，在人类创立的所有政府中，秘鲁的政府最不值得我们赞扬。很难理解那种与我们自己的自由的共和国制度完全不同的制度的创造性及其全部意义，在我们这个国家里，无论一个人的地位多么卑贱，可以追求国家的最高荣誉——可以选择他自己的职业，走自己选择的道路；在这里，知识的光辉不是只集中照在少数经过选择的人身上，而是象阳光一样普照，平等地照在穷人和富人的身上；在这里，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激起了普遍的竞赛，这种竞赛使人们发挥出最大的才能和最旺盛的精力；在这里，自立的愿望使人们有一种依靠自己的感觉，这种感觉是专制政治下的驯服臣民所没有的；总之，在这里，政府是为人而设立，不象在秘鲁，人似乎只是为政府而生的。 新世界是这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政治制度曾经实行的场所。 印加帝国已经消失，没有留下痕迹。 另一个伟大的试验仍在进行——这个试验是要解决旧世界长期遇到的问题，即人的自治能力的问题。 如果这一试验失败，人
①“秘鲁人的精神世界远远胜过欧洲人。”
见卡利：《美洲通信》，第１卷，第２１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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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章３６１
类是可悲的！
在秘鲁的制度是否对人民的性格产生了有利的影响上，西班牙征服者们的证词是不一政的。 饮酒和跳舞据说是他们过份偏嗜的娱乐。 象其他国家的奴隶和农奴一样，由于他们的地位使他们不能从事比较重要和高尚的职业，他们就以沉溺于轻浮和肉欲来代替。 懒惰、放纵和淫荡是在征服时见到他们的人之一加在他们身上的形容词，但是这个人的笔杆对印第安人不怎么友好。①然而，就一个对土地没有兴趣、没有个人的权利需要保卫的民族来说，独立的精神不会很强烈；而且他们那么轻易地向西班牙入侵者屈膝，除了他们的相对弱小以外，也说明他们可悲地缺乏一种爱国的感情，这种感情使人具有生命诚可贵而自由价更高的气概。但是，我们不能因为不幸的当地人在欧洲人的文明面前胆怯而过份责难他们。 我们不能闭眼不看印加王的政府所取得的真正伟大的成就。我们不应忘记，在他们的统治之下，最贫穷的人所享受的个人生活上的舒适，至少在免于肉体上的痛苦方面，远远胜过美洲大陆上其他国家的类似阶层的人们——也许胜过封建时代的欧洲大多数国家的这类阶层的人们。 在他们的权力统治下，这个国家的较高阶层在许多属于
①“他们是一群无耻的酒色之徒，常常和自己的姐妹通奸，像同别的女人一样和父亲的妻妾甚至自己的母亲胡搞，甚至有人和自己的女儿搞性爱。 他们常常喝得酩酊大醉，兽性大作，和女人滚在一起。 这些‘土著贵族’妄自尊大，傲慢无礼，……。 这些人恶贯满盈，这里不一一赘述。”见佩德罗。 皮萨罗：《发现和征服》。
这个冷酷无情的征服者信口胡编的这些不实之词，表明他对当地人民的制度一无所知，因而不能使人们相信他所说的关于他们的性格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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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化社会的艺术方面取得了进展。 一个正规的政府的基础已经奠立，这个政府在一个巧取豪夺的时代里，给它的臣民带来了安定和安全的无限幸福。 由于印加王的坚定的政策，森林中的原始部落逐渐走出了丛林，投入文明的怀抱；并且利用这些物资建成了一个繁荣昌盛的帝国，这样的帝国在美洲其他地方是没有的。 这个政府的缺点是在立法上过于琐细——在美洲当地人中，这个缺点肯定是最无关紧要的。注：我不认为有必要增加以上导言的篇幅，写进一个关于秘鲁文明的起源的调查报告，就象墨西哥史后面附录的那样。 秘鲁的历史无疑与东方不只一个国家有相似之处，其中有些已在上文中简要提到；尽管提到那些相似之处时不是作为有着共同的来源的证据，而是为了表明不同的国家在文明发展的相同阶段上自然而然地会产生的一些巧合。 这些巧合既没有阿兹特克人的历史所提供的那样多，也没有那样引人注目。 墨西哥人在天文学上所表现出来的相似之处这一点就比其他所有相似之处都更为重要。 然而印加制度所表现的类似之点似乎是指向同一个发展方向；而且由于调查研究很少能够实际证实更不能驳倒上文采用的论点，所以我认为最好不要用它来打扰读者。
我在本书导言部分所依靠的两个杰出的权威是胡安。 德萨缅托和长老会牧师翁德加多。 从前者那里，除了他本人的著作所提供的以外，我未能搜集到任何其他材料。 在他的手稿前面的署名中，他被称为西印度事务委员会主席，这是一个权力很大的职位，意味着在同事中是一个有力人物，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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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章５６１
拥有搜集情报的手段，使他在殖民问题上的意见具有很大的重要性。萨缅托在加斯卡统治时期对殖民地的访问，使这些搜集情报的手段大为增多。 正如他告诉我们的一样，在拟好了一个关于编篡古代秘鲁制度史的计划以后，他在１５０年访问了库斯科，在那里从当地人身上搜集他要写的材料。 他的地位使他得以接触最可信的材料来源，而且从被征服民族的最有学问的印加贵族的口中，他搜集了关于他们民族的历史和制度的传统的材料。 正如我们已经谈过的，结绳文字是一种很不完善的帮助记忆的方法，需要经常加以注意，远逊于墨西哥人的象形文字。 只有通过勤奋的教育才能将它们用于记载历史，而在征服以后，这种教育受到了忽视，以至这个国家的古代的历史将随着那唯一记忆着历史的一代人的死亡而泯灭，如果不是少数明智的学者，例如萨缅托，看到了这一重要性，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与当地人交往，从他们那里搜集到他们藏在心里的丰富资料的话。萨缅托为了使他的著作更为可信，在这个国家到处旅行，用他自己的双眼来考察有关的主要事物，以便尽可能通过个人的观察来证实当地人的叙述。 这些劳动的结果便是他的这一著作，题为：《关于秘鲁各省的地方印加领主的继位和治理及其它有关印加王国的事项向西印度事务委员会主席唐胡安。萨缅托先生阁下的报告》。
这部著作分成几章，共有四百页对开纸的手稿。 著作的导言部分包括印加王的起源及其早期的一些传说故事，正如在一个未开化民族的古代传说中通常所有的情况一样，充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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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关于最原始和最神奇的性质的神话寓言。 然而这种幼稚的概念却给考古学者提供了一个取之不竭的宝藏，他们力求解开一个神奇的网，这个网是一群狡黠的神职人员编织出来象征他们无力解释的造化的神秘。 但是萨缅托巧妙地只限于陈述这些传说，而不妄想去解释它们。萨缅托从这个神秘的领域转入秘鲁人的社会制度，描述他们的古代政体，他们的宗教，他们在技术上、尤其是在农业上取得的进展；总之是精心地描绘了一幅关于他们在印加王朝统治下所达到的文明的图画。 他的著作的这一部分事实上是根据一些最有权威的材料，在很多方面由他自己的观察所证实，其价值是无可怀疑的，而且在写作时显然是尊重事实的，因而赢得了读者的信任。 手稿的结束部分写的是这个国家的国内史。对于不在信史范围之内的早期印加王的统治，他匆匆地简略带过。 但是对最后三个、也正是登上秘鲁王位的最伟大的三个君王的统治，他写得比较详细。 这个时期对于编年史学家说来是比较坚实的基础，因为事件发生得太近，那些象苔藓一样缠绕着较早时期的每一事件的民间传说，不能把它们搞得面目全非。萨缅托的叙述到西班牙入侵时为止；因为他认为，入侵的故事最好留待他那些参与了入侵的同代人去叙述，但是这些人的素养和教育只能使他们对发掘当地人的古代风俗习惯和社会制度一事漠不关心。萨缅托的著作是用一种简洁、明快的笔调写成的，不象他的同胞们经常有的那样讲究词藻。 他以一种诚实而坦率的态度写作，而且当他非常公正地对待被征服民族的功绩和才能时，他愤怒地指出西班牙人的暴行和征服的令人沮丧的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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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的确，可以认为，他过高地估计了这个国家在印加王统治下所取得的成就。 而且并非不可能的是，由于这个国家所提供的一个原始文明的遗迹使他感到惊奇，他对它的臣民发生了好感，因而在欧洲人眼里看来，他把它描述得过于绚丽多采。 但这只是一个不严重的缺点，严酷的征服者们大都不具有这种缺点，他们推翻了这个国家的制度，并且除了它的黄金以外，看不到它有什么可贵之处。 还必须承认，萨缅托不想把他的看法强加给读者，而且他仔细地区分哪些是他根据传闻报道的，哪些则是根据他的亲身经历所写。“历史之父”本身并没有把这二者区分得更清楚。这位西班牙历史学家也没有完全免于他那时代的迷信；我们经常发现他把那些完全可以归咎于人类的邪恶的事物说成是有魔鬼直接伸手。 但是这在当时是很普遍的，对当时最聪明的人来说也是如此：要求一个人比他所处的时代更聪明是过份的。 萨缅托值得称赞的是，在一个迷信往往与狂热结合在一起的时代里，他的性格上似乎没有偏执的色彩。 他的心里充满了对不幸的当地人的仁爱，而他的语言，尽管没有热烈到形成教会的宗教之光，但也温暖到成为博爱之火，把被征服者与征服者一样视为他的同胞兄弟。尽管萨缅托的著作在提供印加王统治下的情况方面具有巨大的价值，但它很少为人所知，很少为历史学家们所参考，而且仍然是些没有印行的手稿，这些手稿就象没有铸成钱币的金银一样呆在埃斯库里亚尔的秘密仓库里。我提到的另一个权威，长老会牧师波洛。 德翁德加多，是一个非常受人尊敬的法律学家，他的名字在秘鲁的事件中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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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出现。 我没有发现有关于他最初来到这个国家的那个时期的叙述。 但是他在加斯卡来到时是在那个国家里，并且住在利马，处在贡萨洛。 皮萨罗的篡权统治之下。 当狡滑的塞佩达想要让居民们在宣告他的首领拥有统治权的文件上签名时，我们发现翁德加多在那些与他同行业的人当中带头加以抵制。 在加斯卡到达时，他同意在后者的军队中担任军官职务。 在暴动结束时，他被任命为拉普拉塔市长，后又任库斯科市长，在这个荣誉的职位上，他似乎呆了好几年。 在执行他的市长职务时，他与当地人经常打交道，并有充分的机会研究他们的法律和古老习俗。 他行事非常谨慎和谦逊，致使他似乎不仅赢得了他的同胞的信任，而且赢得了印第安人的信任；而政府则小心地从他在制定更好地治理殖民地的措施方面的广泛经验中获益。本书经常引用的《叙述》，是在总督们的建议下写成的，第一次是１５６１年向卡内特侯爵讲述的，第二次则是在十年以后向涅瓦伯爵讲述的。 这两次讲述的范围都和萨缅托手稿的范围一样；而第二次的回忆录写于第一次以后这样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