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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敌人的刺刀下，宁死不屈。
血债要用血来偿还，
仇恨永记在心里。
我们将踏着你的血迹，
和敌人战斗到底。
安息吧，亲爱的战友！
祖国和人民将永远怀念你！
这是我一生中创作的第一首歌词，也是我唯一的一首含着悲愤的热泪写出的歌词。它后来成了集中营历次追悼会的挽歌，成了我永生难忘的一支歌。
在追悼会上最后讲话的是地下党支部的代表马兴旺营长，他说烈士用自己的鲜血证实了他对祖国的忠诚，他是祖国的好儿女，是党的好战士！号召大家学习青年团员王少奇烈士的革命气节和斗争精神，完成烈士的遗愿，把反对敌人迫害，反对背叛祖国的斗争坚持到最后胜利。
争取大囚牢里的小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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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１联队的美军总管格林中尉是个不苟言笑的人，看样子不到４０岁，瘦高个子，亚麻色头发，谈吐比较文稚。我是在到“７１”后的第三天和他单独见面的。
那天我接受了任务去和美军总管谈判，要求开放我们的小营门，允许两个中国大队自由来往。我站在小营门口使劲摇晃铁门，用英语高喊：“开门，我有事要见联队总管！”
从联队部帐篷里跑出来一个戴着“ＩＮＴ”（翻译官）袖标的南朝鲜人，中等个子，一脸苦相。他走过来不耐烦地用很蹩脚的英语问：“你，你什么的想？”
“我有急事要见总管！”
“你的，我的告诉可以。”
“不行，我一定要见总管当面谈！”
他不高兴地回到联队部，过一会儿拿了一串钥匙来打开小营门，说：“中尉叫你到联队部去。”
到了联队部，我先神色自然地说：“中尉先生，您好！”
中尉勉强地回答了声：“你好！有什么事？说吧！”
“我们来‘７１’后过得比较愉快，我的同伴们要我来对您给予我们的宽厚待遇表示谢意！”他显然对我流利的英语感到惊异，抬头看了我一眼，眼角掠过了一丝笑意，点了点头。
我接着说：“我们有个小小的请求，请您将我们两边的小营门打开，允许我们两个大队的中国人互相来往。军官们文化程度高，我们的战士希望向他们学点文化知识，以免虚度时光！”
他立即摇头说：“不行，你们这批中国人都是好斗分子，根据上级指示，必须严加管束，平时不得随意出来自由行动。”
“那么，能否在我们两个中国大队之间开一个小门呢？”
“这个建议倒是可以考虑，我将尽快答复你们。”
“另外，我还建议为了减少您的麻烦，今后我们中国人统一派出一个代表、一个翻译、一个文书、一个联络员，接受您的管理。”
“可以！”
“如果您认为适宜，我愿担任翻译，我们的孙振冠少校可以担任代表。”
“可以！”
我起身表示感谢。仍是那位朝鲜“翻译官”送我回去。路上，他追着我说：“你的英语讲得好，好顺溜。”我装作没听见，让他讨个没趣。
第二天中尉果然派了人来，在我们两个大队之间的铁丝网上剪开了一个可以过人的通道。大家对此十分高兴，表扬我说：“我们的张翻译外交上还真有一手！”
我们派杨守让担任文书，钟俊华担任联络员。曹明为了让我们在“外交场合”更精神些，还特意为我们用军毯缝制了“毛式八角帽。”
揭露敌人，鼓舞难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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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１”地下党领导决定要向美军管理当局递交一份正式的抗议书，全面揭发“７２”、“８６”的叛徒特务在美方唆使下对中国战俘犯下的种种罪行，抗议美方肆意破坏日内瓦战俘公约，严正要求美军管理当局从“７２”、“８６”撤走叛徒特务及其打手，让战俘自由地选举各级行政人员，实行内部的民主管理。在翻译这份“外文公函”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缺少这方面的词汇，需要一本汉英字典。为此，支部决定从发给我们一人一条的军毯中抽出两条来，由会日语的吴孝宗在夜晚向在铁丝网外值岗的南韩士兵“采购”一本英日字典。经过讨价还价，结果在夜深入静之时扔出去三床毛毯换来一本用旧了的英日字典。为此，三名难友就要与别人合盖一条军毯了。
在我的一生中，大概要算这本工具书“价钱”最贵而且对革命做的贡献也最大了。靠它（它的日文注释中有不少汉字），我先后翻译了十多万字的《抗议书》、《告美军管理当局书》、《给杜德将军的公开信》、《给国际红十字会的备忘录》、《给板门店和谈代表们的公开信》，等等。这些文件列举大量事实揭露美方阴谋和叛徒特务的罪行，申明我们全体中国战俘反对虐待，坚持正义，坚决回归祖国的严正立场，并提出了各种合理要求。
这些文件有的是通过格林中尉之手送给美军管理当局；有的是交给菲利浦先生（我在后面介绍此人）转交出去；有的则是用极小的字体抄在极薄的纸上卷成约五厘米长一厘米直径的圆棍，包上锡箔塞入肛门，派人住进６４野战医院，伺机送给朝鲜劳动党巨济岛地下党的联络员，由他们负责送出去。
我们使用的特殊纸、笔、墨水都是用衣服、毛毯向南韩士兵换来的。
我们派往医院的“地下党联络员”必须忍受极大的痛苦，或用辣椒面腌烂眼睛，被当成传染性红眼病送去住院，或用生酱油呛进肺里造成剧烈咳嗽和肺部阴影被当成肺结核送去住院。南阳珍就是这样被派往医院送过信。
朝鲜劳动党巨济岛地下党最初只是人民军战俘营自己的组织，后来通过劳动党在南韩军队中的地下党员与平壤建立起了联系。我们“７１”地下党支部则是通过６４野战医院的人民军军医联系上了他们的地下党组织的。
为了起草和译写上述文件，我们敌工组和秘书组的几个同志经常在一起开夜车。战友们则经常从那少得可怜的半碗饭中留出点饭菜来给我们“加餐”。领导同志常常陪着我们或拿上难友们匀了来的毯子披在我们的背上，以抵御巨济岛冬天的严寒。
１９５１年的整个冬天，我都是在“７１”集中营度过的。美军在我们那个大铁棚房子里给安装了一个用大汽油桶做的简易取暖炉，上面有个烟筒，下面有个炉门，可以放进去一个小油漆筒。烧的是煤油，煤油定量，只能在睡前烧一个多钟头，烧时炉壁都发红，大家围坐在四周，前胸烤得慌，背后冷飕飕。晚上我们睡在只铺了一层草帘子的水泥地上十分难熬，大家尽量挤在一起，穿着全部衣服，合盖几床军毯才能勉强入睡。
我常常半夜冻醒，醒了还不敢动，怕惊醒身边的战友，只好睁着眼去回忆童年时代在家乡冬天烧树疙瘩烤火的情景，回忆在游击队时围着篝火烧土豆吃的快乐来进行“精神取暖”。因此，我们倒是愿意在一起开夜车写东西，有热水喝，有“夜餐”吃，脚冻了起来跳一跳，大家说说笑笑，时间反倒过得快些、轻松些！
为了扩大我们的影响和配合我们向美军管理当局的书面揭发、抗议，我们还在小铁丝网里游行示威，２００多人排成双行，打着用中、英文书写的大幅标语：“强烈抗议美方残酷迫害战俘的罪行！”“坚决要求取消战俘营内的法西斯罪恶统治！”“反对美方强迫战俘改变信仰！”“反对美方强迫战俘背叛祖国！”等等。这些标语都是用纱布绑在帐篷杆子上，用手纸拼成横幅写成的。
我们高声唱着《国歌》、《国际歌》、《解放军进行曲》、《走，跟着毛泽东走》等歌曲，在大约两个篮球场大的操场上来回转圈。
我们的行动首先引起了对面７２集中营内的难友们的反响，许多难友听到我们的歌声，跑出帐篷扒在铁丝网边上瞧着我们。
很快，狗腿子们也气急败坏地跑出来，拿着棒子把难友们又赶回去。于是我们就高声喊口号：“打倒汉奸走狗！”“不许迫害战俘！”“认贼作父的叛徒可耻！”
狗腿子们恼羞成怒地跳脚，用极其下流的话漫骂。我们便又唱起“国民党呀那个一团糟呀，汉奸走狗可真不少呀……”
一开始，站岗的南韩军、巡逻的美军都站在公路上看热闹。美国兵还大声喊叫：“ＥＮＣＯＲＥ！”（再唱一次！）但后来再游行，宪兵司令部就开来了装甲车，戴着防毒面具的士兵跳下来，向我们投掷摧泪瓦斯弹，黄绿色的浓烟包围了我们。我们只好收起横幅标语，呛咳着流着泪撤回屋内，紧闭屋门。
以后我们有了经验，只选择刮大风的天气游行，歌声又传得远，毒气又散得快。气得带队的宪兵头头大骂我们是些“顽固不化的死硬共党分子”，并威胁我们说再闹事就开枪！我就用英语大声回答：“你们美国不是讲民主自由么？你们的宪法都允许游行示威，你为什么不允许？你最好请你们的总管来一趟，他为什么不回答我们的抗议！”那个头头干瞪眼说不出话来。
我们的斗争行动使得“巨济岛上成立了一个第７１号红色志愿军战俘营”的消息很快传遍巨济岛和釜山各战俘营。
人民军战友们抬大粪路过“７１”时总要摘下帽子向我们挥帽致意！而一些被调去釜山接受审讯回巨济岛的中国战俘纷纷要求要到“７１”，不回“７２”或“８６”。管理当局很伤脑筋，对我们的看管更加严密。他们把“７１”内支持我们的人民军战俘换成一批人民军中的败类，并从此不再派我们的人出公差搬运粮食及其他生活用品。后来连我们的粪便也不让我们出去倒了，只把粪桶抬放在广场上，让朝鲜人民军战俘中的叛徒抬到海边去倒，这使得那些坏蛋更加恨我们。
１２月初，他们也举行一次游行来庆祝南朝鲜的一个什么节日。他们用硬纸板剪了金日成和毛泽东的漫画像，在美军的同意下，他们近千人竟然举着画像在广场上游行，唱着反动歌曲，喊着“打倒金日成”、“打倒毛泽东”的反动口号，往画像上吐唾沫，扔石头。
这可把我们气坏了。于是我们准备了石头瓦块，等他们走到我们门口，就雨点般地打过去，打得他们抱头鼠窜，草草收兵。之后，我们坚决抗议其挑衅，要求将其调出“７１”，否则，他们将负责一切严重后果。
不久，这些坏蛋就真的夹着尾巴滚蛋了。“７１”也就完全成了我们的天下！伙房、医务室都由我们管了起来。
绝食换回１４位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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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月的一天，几个难友从釜山被押回“７２”。他们一到“７２”门口，一位难友趁押送的美军没留神，转身就朝“７１”大门跑过来，又不顾铁丝尖刺伤，迅速爬越过大门，跑向我们的小营门口。
当时正好是开饭时间，小营门正开着往里抬饭，我们欢叫着把他拉进了战士队。
很快格林中尉就领着那几个押送的美军进来要人，我们便将他藏到军官队去。那些美国兵让我们排好队一个一个辨认，没找到，又跑到军官队去找。军官队有四个帐篷，大家挤来挤去，中国人在他们眼中长得又很相似，最后只得作罢。但从此美军押送中国战俘路过“７１”时就特别警惕了。
１９５２年的新年来到了。
我们这些被关押在远离祖国万里之外的孤岛上的儿女们带着对祖国的无限思念，迎来了这个充满苦难的新年。预见到未来的艰险岁月，地下党支部决定组织两个大队的新年“团拜”，以鼓舞斗志。
一清早我们这２００多名“死硬共党分子”冒着凛烈的寒风，站在广场上唱起了国歌：“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啊，我们的国歌多么像是专为我们而谱写的啊！我想起了小时候唱这支《义勇军进行曲》时的抗战激情，过了这么多年竟仍要唱：“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当年抗日，现在抗美，我们的民族竟如此多灾多难！我的眼睛模糊了。
当魏林同志代表党支部致新年祝词，鼓励大家团结一致准备好作更艰苦的斗争时，我觉得他的声音越来越远，好像是来自北京，来自天安门……
我多么想知道就在这一时刻，北京是怎样欢庆新年的？那些正在放鞭炮的孩子们是否知道为了他们的和平生活，人们付出了何等巨大的代价……
１９５２年的新年过了不几天，就在我们“７１”大门口演出了一幕惨剧。
１４名从釜山伤病医院押送来巨济岛的尚未痊愈的伤病难友，停在大营门前。双手拉住铁丝网坚决要进“７１”。高大强壮的美军硬要拽他们进“７２”。这些伤病难友用拐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