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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悦驯＃ �
门外的美军官兵慌乱已极。不久，警报声凄厉地吼叫起来，坦克、装甲车、宪兵、步兵、海军陆战队全开来了，层层包围了“７６”；直升机也飞到“７６”上空，盘旋低飞。
但这时由杜德将军签署的命令也由代表们送了出来：“我命令：为防止事态扩大和保证我的安全，绝对禁止开枪。我同意立即召开全岛朝中战俘代表大会，协商解决问题，即令雷边中校将代表们接来，并将部队适当撤离７６号集中营。”
随即杜德传令将电话接入“７６”，由他直接进行指挥；接着又运来了杜德所需的食物和各种生活用具，以及召开战俘代表大会所需的用品。
“我们总算尽可能地为这位‘特级战俘’、这位‘战俘的战俘’做出了妥善的安置！”“７６”的代表们这样结束了他们的介绍。
我们忍不住和大家起哈哈大笑起来，真是开心啊！被俘后一年来还未曾这么笑过呢！
将军——阶下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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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６”的代表们介绍完情况，就领我们去看杜德。
只见在营内中心广场上专门支起了一座崭新的帐篷，四周站着我们自己的警卫人员，以保护他的安全。
战友们撩起门帘，让我们先进去。嗬！布置得真周到，地上铺了军用毛毯当地毯，墙上也挂了军毯用来保温。岛上４月初的天气还很凉哩！何况杜德将军目前的心情恐怕比天气更凄凉。靠里面又有白布隔出了一个盥洗间和便所，篷内还摆上了办公桌、椅、行军床，在那张靠床的桌子上还摆了一束插在罐头筒里的野菊花！
在集中营里看见这种陈设真是十分新鲜，这座“将军别墅”比起我们住的囚室，确有天地之别。难怪第二天当刚被派来接任杜德职务的美国第一军参谋长柯尔逊准将在电话里发愁地问杜德将军受到的待遇如何时，他竟得意地回答：“您不用担心，我在这里生活得像中国的皇帝一样！”
我们进去之时，杜德将军正双臂叠在脑后仰卧在行军床上，大块头的身躯深深陷在帆布里，将军服上衣的钮扣都扯掉了，金色的将军军衔肩章也只剩下几根线，从肩旁搭拉下来，显见他被抓获时曾有过一番激烈的挣扎。杜德这副样子实在有损将军的仪容，远远不像他昨天接见我们时那么有威严了。
他虽听见了动静，却仍装着闭目养神，直到我们走到床前也一动不动。
我们互相看了看，老孙朝我向杜德摆了摆头，我会意地笑了笑，便用英语向杜德客气地喊了声：
“喂！将军阁下，我们来看看您。”
“啊，啊，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杜德睁开眼，像是刚知道我们进来的样子！急忙坐起来说着，有些艰难地把腿移下床，要站起来。
“啊，还是请坐着吧！我们是中国战俘代表，昨天我们见过面了。”
“昨天？是的，昨天我答应过要解决你们的一些合理要求。”
“现在，我们正等着您的实际行动呢！我们不希望仍像以往那样——不仅解决不了问题，反而让你的部下又来向我们扔毒气弹，甚至向我们开枪！”
“那是，是我对部下管教不严。”
“但，您看我们的战士对您怎么样？”我指着屋里的陈设说。
“是的，我确实看到真正优待俘虏的是你们共产党人。”
“您懂得这点很不简单哪。要是您的李奇微司令和杜勒斯国务卿也来体验一下就更好了。”
“是的，你们给我上了很好的一课！”
“您太客气了！好吧，咱们在代表大会上再继续讨论这个问题吧。再见！”
“再见！”
我们强忍着，直到走出帐篷才捧腹大笑起来，一个朝鲜战友擦着泪水说：“美国的将军也不过如此，就像你们毛主席说的，是纸老虎。”
战俘——座上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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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７６”的代表领我们去会见巨济岛朝中战俘地下行动总指导委员会的总领导人朴相显同志。
他是朝鲜被俘战友中级别最高的，战前，曾任道委书记（相当中国的省委书记）。我们怀着敬仰的心情走进了他住的帐篷。
满头银发的老朴同志站起来，目光慈祥地端详着我俩，急忙走过来，亲切地拥抱了我们，同时用朝语说：“啊，中古东母，急文滚东母！”（中国同志，志愿军同志！）然后，用手势请我们席地而坐。
我们用通过“７６”代表和我互用英语转译成汉语或朝语的方式交谈着。
他先询问了“６０２”全体中国战俘们的生活、思想状况。然后说：“对于中国战友们的英勇斗争我是很钦佩的。我还要当面向你们表示歉意，我们对中国战友的斗争支持太少了！”
我们则对朝鲜战友给予我们的一贯支持和鼓舞表示了深切的感谢！老孙说：“这次，在您的直接领导下，朝鲜战友完成了一举活捉杜德这件将载入人类战争史的伟大创举，给了美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给了全体朝中难友以巨大鼓舞！我们将努力学习朝鲜战友勇敢顽强的斗争精神！”
“啊，这次活捉杜德的胜利是我们全体朝中战友共同努力的斗争成果！它只是整个朝鲜战争朝中两国人民并肩作战取得的伟大胜利的一个小侧面！”老朴同志笑着说，然后又对“７６”的代表用朝语说了几句话。
“７６”的代表对我眨了下眼，低声说：“老朴同志要宴请你们呢！”说完出去吩咐了一下，立即有两位朝鲜战友端上来两盘热气腾腾的白面的饺子，这确实使我们大吃一惊！
老朴微笑着向我们摊开双手说：“请吧，请用餐吧！你们不要感谢我，要不是同志们抓住了杜德，美军送来了白面、肉罐头，我还不知用什么来招待我的尊贵的中国客人呢！”我们非常感动地吃下这顿终生难忘的美餐。
但更使我们终生难忘的是在饭后发生的事：朝鲜战友们领我们进入秘密的地下室，在一个土台上赫然摆着一台收音机！
战友们说明这是他们节衣缩食，用粮食、衣物向李伪军偷偷换来的，老朴同志用双臂搭在老孙和我的肩上说：
“亲爱的志愿军战友们，要不是活捉了杜德，想请你们来也不可能哪。我们没有什么珍贵礼品送你们，就请你们听一听北京的广播吧！”
天哪，北京的广播！我们已经一年多没听见过祖国的声音了！我们急忙凑近收音机，只听见飞越长空而来的电波的沙沙声中，突然响起了一个亲切之极的女广播员的声音：“……为了支援朝鲜前线，全国掀起了捐献热潮，著名豫剧演员常香玉捐献了一架喷气式战斗机……”
多么遥远而又多么亲近的祖国的声音啊！在远隔大海的异国土地上，在敌人的监牢里，想不到竟能听到祖国母亲的心跳！啊！亲爱的祖国，您是否知道被囚在海外的儿女在多么强烈地思念您啊！我们任无声的泪水泉涌般洒在地下坑洞那冰冷的黄土上。
走出坑洞，我们仍抑止不住内心的激动。夜，已根深了。远方，海潮发出低沉的咆哮。在阴森森的锯齿形山脊的上空，透过一团团掠过的薄云，偶尔可以看到北极星在向我们闪烁她的光辉！
我们回到代表团专用帐篷时，帐篷里的朝鲜代表同志们也都没睡。他们三三两两正热烈地交谈着，看那样子也是在互叙旧情。
三位女代表见我们进来，便走过来用朝鲜礼节向我们鞠躬问好。我们忙不迭地还礼。一位年纪最大、身体有些发胖的代表笑着对我说：“我们在女战俘营常见到您，但没说过话。让我介绍一下吧！”
经她介绍，我们知道了她姓南，另一位姓李的姑娘是她的秘书。她又指着另一位圆脸大眼睛的姑娘说：“她叫贞玉姬，是金日成大学外语系的学生。和您是同行呢！”
我高兴地和玉姬握手，用英语问好。她有点腼腆地说：“在这里见到你们真高兴。我和你们的姐妹小丫是好朋友，这次她还特意托我给您捎了封信，想不到还真见到了您。”
说完，她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一个折得很小的纸条交给我。我拿着这还散发着她的体温的信很感动，贞玉姬是冒着被搜查的危险完成中国战友的重托的。
我向她们详细地问了小丫的情况，她们抢着说：“小丫妹妹可好啦！爱学习、爱干活，斗争勇敢，不爱哭了。她学朝鲜话可快啦！现在她的朝鲜歌唱得比我们都好了……”
老孙和我听了，都宽慰地笑了，我们的小妹妹长了中国人的志气！我们请她们回釜山后向小丫问好。
我们一直送她们回到女代表的帐篷。门口站岗的朝鲜战友向我们敬了军礼。女代表们又请我们进去再坐会儿，我们不便影响她们休息，便道别回去了。
我躺在“床”上毫无睡意，这一天使我激动的事太多了。我想起小丫的信，便取出来读了起来：“泽石大哥哥，我隔着铁丝网，隔着大海，向你问好。这半年多来，我日夜思念的是我年迈的祖母和你。你们的关怀给了我在苦难中坚持活下去的勇气……”字迹变得模糊起来，我流泪了，为自己不能给小丫更多的温暖而歉疚，她是多么渴望着这种温暖啊！正像我为自己有多少个不眠之夜思念我的亲人，我的未婚妻Ｍ，渴望得到她的爱来抚慰我痛苦的灵魂。
朝中战俘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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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上午，代表大会正式开始。
会场设在一个新支的帐篷中，布置简单而严肃。在长方形帐篷正中，拼在一起的五张方桌上铺着军毯，周围摆了两排长凳；对着门的大会主席位置上有一把椅子，主席位置后面的墙上并列着用纸做的朝中国旗。
１７个战俘营的４３名代表围坐在四周，老孙坐在主席旁，我挨着老孙，三位朝鲜女代表依次挨着我们。主席正对面的位置是给杜德留着的“被告席”。
大会选出了人民军的师团参谋长李学九为代表团团长，并一致推举志愿军的孙振冠教导员为副团长，接着讨论和通过了大会议程。
杜德将军被叫了进来，他的步履有些艰难，低着头走了进来。主席宣布大会第一项议程，要杜德将军听取代表们的控诉发言，并向杜德简要交待了政策：“我们允许你申辩，但要尊重事实。”
于是，各朝鲜战俘营代表轮流发言。他们列举了大量确凿的事实，控诉美方怎样迫害、虐杀战俘以强迫战俘背叛自己的祖国，并企图扣留大批人民军和义勇军战俘去当李承晚侵略北朝鲜的炮灰。特别令人发指的是他们将战俘秘密运走，做化学战、细菌战和核子战的试验品。
敌人的罪行一桩桩、一件件地被揭发出来，列举的事实都是有时间、地点、有真名真姓的。代表们愈揭发愈悲愤，声泪俱下！有的事实是我们第一次听到。他们遭受的苦难，有些比我们更甚啊！对敌人的愤怒与仇恨剧烈地燃烧着我们的心，真想握紧拳头向杜德那肥胖臃肿的脑袋上狠狠砸下去！
而杜德，这个曾经忠实执行了白宫罪恶政策的家伙，在铁的事实前面，惶恐地低着头，他大概是害怕我们充满仇恨的目光吧，我看见他摆在桌上的手有些发抖。
好几次，朝鲜战友用拳头砸在桌子上问他：“我们说的是不是事实？”他惊慌地站起来说：“我接任不久，不十分了解战俘营过去发生的事！”说完不敢坐下。
大会主席叫他坐下，并说：“我们是共产党人，并不想用你们对待俘虏的手段来对待你。我们尊重你的人格，决不会给你任何侮辱。但，你也要尊重自己，作为美国的将军，应该是有勇气承认事实的。”
杜德显然有些感动，深深地点着头坐下了。
从上午到下午，控诉大会在极为悲愤的气氛中整整进行了六个钟头。会后，为了更有力地控拆敌人的罪行，我们要求将我们的秘书长黎子颖和朝语翻译柳一同志接来参加大会。
杜德立即打电话命令照办。老黎、老柳很快就被送来“７６”。我们连夜做了系统发言的准备，我把发言稿子先译成英文。
第三天，４月９日上午，控诉大会继续进行。脸色有些发灰、眼睛大概是由于失眠而发红的杜德被带进会场。大会主席请我代表中国战俘发言。
我站起来，扶着桌子，好久说不出话。我似乎又看见了死难烈士们的英雄形象，又听见了他们在英勇就义前愤怒的呐喊。我在内心呼唤着：“战友们！今天我是在替你们向敌人进行面对面的血泪控诉啊！”
我从敌人怎样阴险地在中国战俘营内利用叛徒特务来实行残酷的法西斯统治谈起，全面系统地揭露了敌人的罪恶行径。
我揭露了美方战俘管理当局如何将李大安、王顺清等战场投敌的叛徒数十人送往日本东京进行特工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