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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阵低低的啜泣声引起了我的注意，我走近看，原来是个十六七岁的小鬼在哭。我把那床毛毯披在他身上轻声问他是不是想家了？他说：“刚才鬼子把我叫去审讯，问我志愿军里共产党员占多大比例？我说都是共产党员。他们又问我中国有多少共产党员？我说四万万五千万。他们就对我拳打脚踢，把我伤口又踢出血了！”
“你回答得太好了！你是个硬骨头，别哭了。”
“我不怕痛，我是想这辈子再也回不去了，家里不知该怎么为我着急呢！”我安慰他说：“和谈即将开始，交换俘虏有望。”又告诉他：“现在咱们的任务是团结难友，反对鬼子压迫虐待。”
我想把他发展为我的第一名爱国主义小组成员，便告诉他怎样观察难友们的政治态度，怎样开展反对背叛祖国、鼓舞大家坚持信念、争取交换回国的斗争方法。他高兴地笑了。他就是后来使叛徒们胆战心惊的硬骨头姜瑞溥。
当天，我还和我们团宣传队那些一起突围的小鬼做了个别谈话，告诉他们回国有望的情况，鼓舞他们振作起来准备向敌人进行斗争，也想把他们发展为第一批爱国主义小组成员。我告诉大家：万一被敌人分开关押，各人就要独立斗争，独自去发展组织，开展宣传活动。
这批战友后来绝大多数坚持回到了祖国。
１９５１年５月２８日凌晨，我们近千名战俘被叫醒，分别被押上了一长溜汽车。布鲁克斯走来对坐在最后一辆车的驾驶室里的一个美国军官说了些什么，那军官下来和布鲁克斯一起走近我所在的这辆车。布鲁克斯指着我对那个军官说：“他就是张，到水原后你将他带给克劳斯中尉。”汽车发动了，布鲁克斯对我喊道：“张，你要认真考虑我的建议！”我点点头。车子走远了，我回头看见他还在向我挥手。
车队在婉蜒的山路上行进。从东边山顶出现了发白的曙光，我判断出我们是在向南走。迎面刮来的寒风使我瑟瑟发抖，我紧紧地靠在站在我旁边的难友、我们团的作战股长韩洛夫身上取暖。他索性打开棉军衣把我裹在一起。
当汽车向山下快速行驶时，老韩突然脱下棉衣罩在我身上，对我说：“小张，这边是悬崖，我决定跳车，死了算了！你要是能生还祖国，请向部队汇报我的情况，申请个烈士证寄回我家。我家在山西……”我没等他说完就反过身来紧紧抱住他说：“韩股长，就这么自杀太不值了，要死也等有机会时咱们夺了敌人的枪，拼它一场赚个本！”我又指着前面山路上几十辆亮着灯的车队说：“你看，咱们这么多的战士都被俘了！咱们是党员，是干部，自己要寻死容易，谁去照顾他们，谁领导他们度过艰难的战俘生活呢？”他痛苦地低下头，被我紧抱着的身体剧烈地颤抖起来。
车队在山谷中急速向南驶去。
“离祖国愈来愈远了！”我仰望着北方，试图寻找那颗北极星，但北边那黝黑的山峰之上仍然密布着阴霾。
第五章被俘初期——在水原城郊战俘转运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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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付敌人审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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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１年５月２８日傍晚，我们被押送到南朝鲜水原市，下车后集中在一个广场上。这儿看起来像是一座学校的操场，广场正中排列了一长串条桌，每个桌子后面都坐着一个穿军便服的文职人员。我们被逐个叫去受审。审讯我的是一位黄种人，操着广东味的国语，大概是从台湾驻南朝鲜大使馆临时借来的翻译人员吧！
等待被提审时，我就考虑好了对付敌人审讯的原则：决不能损害我军我党的威信，不能暴露重大军事机密，但一般情况要如实讲。这是因为要争取敌人的信任来掩护我开展地下斗争，而且我们是集体被俘，一般情况敌人是容易搞清楚的。因此对于敌人审问的姓名、年龄、籍贯、文化程度、所在部队番号等等，我都如实回答了。但是问到职务、政治面目、军衔、宗教信仰这几项，我谎报是宣传队员、群众、班级、基督教徒。当敌人问到连队的装备情况时，我说自己不是战斗人员，不了解部队装备内容。最后他问到我的团队的几位指挥员姓名，我说刚参军一个来月，都叫不上名字。
“你是宣传队员总该知道你的团政治部主任的姓名吧！”
“大家都只称呼他为张主任。”
这时，他打开一本英语的《中共部队情况汇编》，翻到我们军、师、团那一面，用手指移动着找到团政治处那一栏，然后点了点头。看到这本《汇编》我大吃一惊：敌人的情报搞得如此精确，我们的领导机关是否了解这一情况呢？
那位审讯员挥手让我上车，我松了口气，这第一次的审讯总算混过去了。
当上“翻译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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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送我们的汽车穿过水原市郊野，来到座落在城近郊的战俘转运站。这里的条件比前方临时收容站要好些，战俘们能睡在帐篷里的草垫子上，伙食除了每天两个大麦米团子之外，还有一点稀菜汤，汤里还有几片鱿鱼。
下车后，负责押送我们的军官叫我跟他走。他把我带到铁丝网内靠近大门口的一个独立帐篷里，对坐在一张桌前的美军中尉说：“哈罗，克劳斯，我奉布鲁克斯上尉之命给你送来一位会英语的中国战俘，他已被任命担任翻译，以便协助你管理中国战俘。我已不再羡慕你的工作轻松了，我今天一次就给你送来近千名中国战俘，够你忙活一阵子的哩！”
克劳斯中尉个子不高，棕色皮肤，灰眼睛。他听完后对送我来的军官做了个无可奈何的手势，站起来对我说：“我正在发愁怎么让你的同胞懂得我的手势。你来了就太好了，你叫什么名字？”
那位军官抢着说：“他姓张，是个大学生，还是个基督教徒呢！”接着又对我说：“张，克劳斯中尉是我的好朋友。你不用害怕他，好好替他工作吧！”说完对中尉笑笑转身走了。
克劳斯中尉让我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又指着帐篷里的一张行军床说：“你就睡在这张床上。从现在起你就是我的工作人员，按日内瓦战俘公约，你应与我们雇用的工作人员享受同等待遇。你的工作是管理你的同胞们吃饭、看病等生活问题。”说完从抽屉里取出一个工作人员用的袖标让我戴上。
我向他表示：“谢谢您给予我的优待，但我还是和我的伙伴们住在一起好。”
他说：“这只是为了工作方便，你当然随时可以去看你的同伴们。”
正说着，一个南朝鲜人进来用很蹩脚的英语问：“中尉先生，运来的战俘都进了帐篷，吃饭是不是开始？”
中尉点了点头，随即将我介绍给他：“朴，张的英语比你好，汉语更不用说了，生活管理就由他负责了，你只负责卫生。”朴斜瞪了我一眼点头哈腰地走了。
我立即表示要整理队伍分发饭团。中尉说：“好，你让伙房的伙夫把饭送到帐篷里去分发，你安排好后立即回来用餐。”他想了想又说：“我先陪你去走一趟吧！”
他先带我走进伙房，叫朴把伙房的伙夫介绍给我，并说明以后由我负责分饭；又领着我和伙夫们将饭食送往各帐篷中去，叫我请出两位年纪较大的难友临时负责分发。这时，我趁机在难友中查看有没有我们团的领导人。我心里很矛盾，既希望他们都突围出去了，又想见着一两位团党委领导，好在他们领导下开展斗争，特别是希望尽快向领导上说明我主动争取当“翻译官”的意图，免得被误解为想当汉奸。
中尉一直跟着我，当南朝鲜伙夫们动作太慢时就大声斥骂他们。
等我们分完饭回到营部时，中尉从一个铁皮柜里取出一个长方形纸盒，他指着上面印的“Ｃ－ＲＡＴＩＯＮ”字样说：“这是我们士兵们的‘日供应’，这就是你今天的定量供应。”
我打开一看，里面有三个铁筒肉食罐头，三个饼干罐头，还有一个纸口袋，里面装有一盒烟，一包咖啡，一块糖，一盒纸质火柴。我认真地表示希望自己和难友们享受同等待遇。
克劳斯仔细地看看我说：“张，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我必须区别对待，你是我雇用的工作人员，尽管你的身份是战俘，我们美国在日内瓦战俘公约上签了字的，我不打算违反它。”
这真出乎我的意料。我想说要是对待我的难友们也这样就好了。但我说出来的却是：“既然是这样，我谢谢了。”
饭后，我把肉食罐筒带上，对中尉说我要去看看伤员和病号，便到几个帐篷查看了一下，把两位正发烧的重病号扶到医务室去请美军军医给他们打针吃药。当我向那位军医致谢时，他也说：这是日内瓦战俘公约规定的。我不禁想：要是所有美国军人都这么遵守公约，战俘营生活也许并不可怕吧！
在送难友们回帐篷时，我把罐头塞在了他们的上衣口袋里。两位难友竟然握着我的手呜咽起来。这使我非常难过：难友们是多么需要安慰和温暖啊！
骨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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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我往回走时，忽然听见一阵刺耳的怪笑，我扭头一看，在营外一根电灯杆下，一个站岗的美军正将手中的烟一根根折断了往铁丝网里扔，而我们的一群难友正左右跑着，去抢地上的烟头。
我感到血一下涌上了头，忍不住跑过去大喊声：“回去，你们都回帐篷去！”
那些难友看看我臂上的袖标，勉强回到了帐篷。我跟进去对他们说：“尽管咱们落难了，但不能丢中国人的脸啊！”看到难友们那憔悴的面容，我心颤了一下，又说：“从部队被围后，大家都没闻过烟味了。我这里刚好有盒烟，都来一支吧！”我取出那盒美国幸运牌香烟请大家抽，但难友们低下头谁也不伸手了。有位大个子难友竟抱着头抽泣起来。我过去把烟和火柴放在他跟前，赶快扭头走了。
这天晚上，我独自躺在行军床上辗转反侧，不能成眠。我最担心的已不再是敌人将如何对待我们，而是难友们在经受了这么可怕的挫折，环境发生这么巨大的变化之后所产生的严重的消极情绪！我该怎么去扭转这种情绪，使大家尽快准备好迎接各种危难艰苦！我多么希望有人来指导我啊！
皮特上士的内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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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上，来了个高个子、纯白种人的美军上士。克劳斯把他介绍给我说：“张，这是皮特上士，他今天要带２０名你的同伴去修补一段临时公路，你去选２０名身体好点的，由你领着跟皮特上士去吧！”我想了想说：“我的同伴中有的身体还可以，但由于你知道的原因，身体都很虚弱。如果要干活，我希望能给他们增加点食物。”克劳斯同意给他们每人多发两个饭团。
我走进帐篷宣布这一情况。好多难友都举手要去。我看见这些仍在受着饥饿折磨的难友心里很不是滋味，便狠着心挑选了２０名没有伤病年岁较轻的难友到伙房领了饭食就随皮特出发了。
要我们修整的是美军营房外的一段泥泞的公路。根据皮特的指示，我们先搬运一些碎石子铺上，再用粗砂士盖上。活并不太重，但大家抬着筐仍很吃力，尽冒虚汗。皮特几次要我不参加干活，都被我婉言拒绝了。我不想让难友们把我看成是电影中跟在日本鬼子身边对中国劳工指手划脚的那种汉奸翻译。
中间休息的时候，皮特请我到营房中他住的帐篷里去看看，我跟他去了。在他住的帐篷里整齐地摆了十来张行军床，每个床头都有一个大铁皮箱子，箱子盖上大都放着小镜框、啤酒、罐头等杂物，有的还放有化妆品。这使我很惊讶。我问他要是行军打仗这么多行李怎么办？他说这些东西不算多，行军时每人一口箱子一个帆布袋，每个班十来个人，一辆卡车完全装下了。我心想：真是少爷兵呢！
皮特打开他的箱子取出他全家的相片给我看，告诉我谁是他妻子，谁是他妹妹。接着又给我看一叠他在朝鲜拍的相片，几乎全是些裸体的朝鲜妇女。我感到难堪，赶快把头转开了。他哈哈大笑起来说：“你肯定还没接触过女人吧，张！”
“你不怕这些照片被你妻子看见么？”我红着脸说。
“她见了只会对我更好些！”
我不禁想起解放前美军在北平的胡作非为，对皮特也十分憎恶起来。
皮特见我脸色变了，收起他的东西说：“你们中国人真难以理解！”
我沉默着随他回到工地上，心里充满了对皮特的厌恶和对朝鲜妇女的怜悯。
和克劳斯中尉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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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几天，每天都有几百名难友从前方下来，人数够一火车了就用专列运往釜山市的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