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褐疲拖拗拼碇疲╨imited representation）为宜，因为中国目前尚无进行普选的条件也。国会议员应由可选代表的少数‘儒士’和商界团体中选举之。
以上是笔者在细读古着各篇之后，深觉古氏亦有其语重心长之处，不可以人废言，因而斗胆为之缩写个节略（ abstract ），以就正于严肃的读者。古氏之缺点是他以一个单纯的西方政治学者，从纯学理的角度对东方政制大胆发言。古氏对中国近代政治史，毫无所窥。他不知道，民国之所以能顺利建立，实在是中国试行君主立宪（戊戌变法）而彻底失败的结果。如今改道试行共和，也只是困难重重，并没有彻底失败。此时要舍‘辛亥’，而返‘戊戌’，岂非庸人自扰？
纵使如此，读者朋友们，我们今日如试一回看过去八十年的世界各国，尤其是我们自己的贵国，在袁、孙、蒋、毛、邓、江诸大民族英雄领导之下，政治发展的史实，我们也不能不拍案惊奇，这位美国的古老头，实在也是个能写‘推背图’的预言家呢。所以笔者说他这篇文章，本身并无大疵，只是他写在那个微妙时代，就会被帝制派利用和曲解罢了。杨度在职业道德上有亏的地方，便是他为着自己的政治目的，而故意曲解古氏之文。古德诺分明说的是，共和帝制各有所适，到杨度笔下就被绝对化而变成‘共和不如帝制’了。这是杨度这个政客下流的地方。
不过古氏对袁总统作上述分析时，他也保留个但书：那就是这个反转型（从个人独裁，立正向后转，再来搞帝王专制）必须：（一）要全民认可，不得稍有反对的动乱出现；（二）列强，尤其是日本，对中国的反转型没异议；（三）要落实真正君主立宪的具体计画。三者缺一不可也。至于这三点，中国是否做得到，则非他这个老外之所知矣。换言之，解决中国问题，还得靠中国人自己去自求多福也。他只是讲一点海阔天空的政治理论罢了。
‘筹安会’是个什么东西？
古氏之言虽是一篇理论性的空话，可是早已蓄势待发的杨度等帝制派政客们，却捡到鸡毛当令箭，就乘势拉开帏幕，正式搞起公开的帝制运动来了。那个全部负责推动帝制运动的‘筹安会’表面上是一九一五年八月十四日，由杨度等六个文人发起组织的，事实是其来有自。上篇曾提过，袁世凯在改变民国官制时，司马保模桃崖啡私约６疃鹊鹊壑婆扇宋锒钪保埔嗖辉谠现蟆Ｔ现形趸蚣闯鲋钛疃鹊日椭呋病�
根据史料推测，我们大致可说，袁杨的勾结或在二次革命期中也。其后纵在对日二十一条交涉最紧张的高潮期，他们也没有停止活动。杨撰‘君宪救国论’就是在一九一五年四月中旬执笔的，此篇显然是出于帝制派之集体策动，甚或出于袁之授意，时在古德诺的‘共和与君主论’出现的三个月之前也（古文撰于七月底）。袁氏批阅杨文之后，大为欣赏，乃援笔亲书‘旷代逸才’的条幅并制成金匾以宠之。那时中国的崇洋的风气极重，他二人可能自觉杨度的学术分量不够，近地胡椒不辣，美国和尚好念经，古德诺又自视甚高而不知牌底，才决定利用古德诺。君子可以欺以其方。古氏在袁总统礼贤下士的恭请之下，天真的（ naively ）大掉其书袋，就上当了。本是象牙塔中人，要不甘寂寞下海从政，可不慎哉？其实当时替帝制派捧场的‘远地和尚’，不只古德诺一人也。那位日本政治顾问有贺长雄的作风就更是肉麻了。他不但甘愿作袁氏的苏秦、张仪，到日本去替帝制派活动，他甚至对袁皇上自称‘外臣’呢。（见一九五四年台湾版，‘袁世凯窃国记’，页二三八）
古德诺哑巴吃黄连
但是袁、杨二人，和他们所领导的帝制派密谋，可能为突发的日俄侵华的国难所阻，而迟迟未敢公开。等到两难同纾（中日二十一条签字于五月二十五日；中俄恰克图条约则签字于六月七日）之后，适值古氏返华。袁世凯不问苍生问鬼神，竟要求古顾问写一篇比较共和君主两制，孰优孰劣的政治论文，其蛛丝马迹，就不难细寻了。古氏二次来华为时不过六周，竟被逼唱出若斯之重头大戏，吾断其绝非偶然也。
古氏宏文一出，他们就揭开面纱，公开大搞其帝制运动了。因此从表面上看来，他们组织筹安会底灵感是由古德诺启发的。古氏又岂是笨人。他不甘心为帝制派所利用，得讯之后，他一面于八月十七日招待中外记者，说明真相；另外取得袁氏批准，随即在‘京报’的英文版（ Peking Gazetta ）上披露其原文，以正视听。但是帝制派利用古德诺来祭旗，以发动帝制运动的目的已达。‘君宪优于共和’的囗号已传遍全国。古德诺这个洋顾问，再怎样招待洋记者，来痛加批驳，也是枉然。加以约翰霍浦金斯大学开学了，古校长于月底匆忙离华返校，人去楼空，杨度（别署‘虎公’）就变成古顾问‘君宪救国’的代言人了。
【笔者附注：古德诺在离华之前与中国帝制派这段笔墨官司，原是当时中西文媒体的头条新闻，可是八九十年之后，原载报刊多已断烂，上穷碧落下黄泉，寻觅不易。所幸老古是美国名人，其时美国驻华使领馆，对他都十分注意。对华府国务院也密报至详。这些档卷今日仍保存完好，足堪检阅，严肃读者可参阅美使馆代办马慕瑞（J。 V。 A。 MacMurray ）于一九一五年九月七日发至华府国务院之七四七号密报，及其他附件，复印于上引一九一五年Foreign Relations（ China ），pp。48─53。】
帝制运动的暴风雨
筹安会之正式挂牌出现是民国四年（一九一五）八月二十三日。随即发布启事，在全国征求会员，并宣布‘宗旨’说只是研究君主国体与民主国体，何者更适于中国之国情。专谈学理之是非，‘此外各事概不涉及’。最早露面的筹安会成员只有六人，被帝制派媒体，甚至一般与帝制派无关的时论家，都誉之为‘筹安会六君子’。六人公推杨度、孙毓筠为正副理事长。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为理事，杨度的‘君宪救国论’也于八月二十六日正式见报。上节已提过，杨在此文中把古德诺的理论加以绝对化，古氏但言君主民治各有所适，杨则绝对化之为‘君主优于民主’，并强调共和不适合中国国情，君主立宪实为将来中华国体唯一之选择云云。不过筹安会也把古氏原文译汉发表，未加删节。
六君子还是六小人？
‘六君子’，在传统中国历史上，原和‘七贤’、‘八骏’一样，是对一般朝士，尤其是关心国事民瘼、守正不阿，而学养超越的文职官吏，作正面评价的褒扬颂善之辞（其反面便是什么‘三害、五虎’和什么‘四大不要脸’了）。吾人如试一翻查辞书就知道，宋朝的政治冤狱里，就出过两造可敬的‘六君子’。明朝为反对宦官魏忠贤，而横遭迫害的也是以左光斗等‘六君子’，最为知名的。不用说在晚清戊戌政变时，为国人一致崇拜的谭嗣同等‘六君子’，就更是无人不知了。但是目前组织筹安会的杨度等六位仁兄，够不够资格，也顶个‘六君子’之名呢？吾人如丢开这个筹安会的负面组织不谈，就人论人而月旦之，则杨度这个六人帮，自我贴金或他人捧场为帝制派六君子，也不算太过分。因为那时对共和政体失望。认为民国不如大清者，社会上正随处皆有。李宗仁将军当年便一再向我说，他在清末上陆军小学时，但见朝野一片朝气：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则朝气全失。全国上下但觉一片腐烂败坏。李公每每向我叹息说：‘你说奇怪不奇怪呢？奇怪不奇怪呢？’【见‘李宗仁回忆录’第五章一节，末段】
回忆不多年前，笔者访台时，在中央图书馆拜晤蒋复璁先生，是时正值媒体报导一桩乱伦案。蒋公阅报气愤不已。告我说，他幼年在故乡时，社会上发生一桩儿子打妈妈事件。其结果是本县知事丢官，知府降级。再严重一点，县城府城的‘城墙垛’都要削平，科举停考，以示这是全县全府之耻。蒋公也一再叹息说：‘那像台湾现在风气这样败坏？那像现在风气这样败坏？’
民国为何不如大清？
其实像笔者这辈转型期老人，所听到类似的‘今不如古’和‘一代不如一代’的叹息，正是千千万万。上举李、蒋二公之言，冰山之一角耳。余有一颇忠于共产主义的沙坪坝老同学，自北京来向我叹息说：‘当年进中央大学是我自己考的啊。’据她说毛主席治下的名大学，高干子弟是可以随便进出的。这在当年大陆上便是个有趣的问题，叫做：‘为什么国民党做到，我们（共产党）做不到？’其实早年大清帝国做得到的（如地方政府中的‘迥避制’），而国民党做不到的也正可举之不尽呢。何足怪哉？
这一古怪现象，朋友，就是笔者所一再强调的所谓转型期特征了。我们中国，不论怎样，总是个有数千年传统的文明大国，更是东方文明的主流，纵是一贯被现代革命党人所诅咒的文化糟粕，所谓封建帝制，也未必全是垃圾。一个曾经数千年不断改革修正的政治社会体制（ socio─political entity ），不可能一无是处，他老人家在抵挡不了西方文明的挑战（ challenge ）而逐渐崩溃之时，断壁颓垣之下往往也有些珠宝黄金，和名人字画，不可玉石皆焚。不幸的是，我们老一代的革命家，都是‘一次革命论者’，一旦把这些断壁颓垣摧毁之后，都信心十足，甚至骄横万状（事实上国共两党都是一样的），以为一座合乎他们理想的西式摩天大楼，立刻就可耸入云霄。结果往往适得其反，新居未建，而故居已拆，群众露宿街头，饿殍载道，疠疫横行，如此则受害群众就要抱怨今不如古，民国不如大凊了。岂然哉？岂不然哉？
全民受苦受难百余年了，吾人今日回看，固知一个新的政治社会体制之建立，除旧布新，完成一个适合自己的定型，不断改进实践，非两三百年不为功，哪可一蹴而几。这就是笔者所要说的历史三峡了。三峡过尽，实验告终；国有定型，民有共识，始可重享太平也。明乎此，我们就可以了解民国初年那些要帮袁世凯做皇帝的‘封建残余’，居然能以‘六君子’头衔，来招摇过市，实在是也有他们的群众基础，和实际需要的。只是‘人间无水不东流’，中国近现代史之走向‘共和政体’的‘民治时代’，已经是个改变不了的‘客观实在’，是不能掉头的。民国搞得再糟，历史方向是无法改变的，这场阵痛是避免不了的，‘民治时代’这个婴儿，迟早是要出生的，只是‘六君子’者流，为时过早，见不及此，误以为民国永远不如大清，而要恢复帝制，那就大错特错了。
‘六君子’解剖
杨度（一八七五──一九三一）此人，若论‘现代学识’，由于时代设限，原是个二百五，但其人品潇洒，智商甚高，在辛亥前留日时，即颇有才名，也是个极孚众望的学生领袖。与黄兴等两湖革命青年交往弥深；中山亦甚为器重。他虽薄革命而不为，革命人士也尊重其选择，对他既不相强，亦不敌视，二次革命后，他投入袁氏阵营，主张帝制，虽不无宰相野心，也不是全属投机而毫无个人之政治信念也。杨氏晚年（死前二年，一九二九）居然经周恩来之介绍，加入第三国际为共产党，亦不能以投机目之。因中共此时在四处喊打声中，已躲入地下，实在无机可投也。杨氏为一转型期的有心之士也，可能在帝制途中发现自己错误之后，一朝顿悟，又觉得共产主义才是救国之道也。在历史三峡激流之中，看不出历史的方向而随波逐流者，又岂止于杨度这个活动分子哉？时代使然也。
至于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则原是同盟会骨干，辛亥前后为共和革命而拥戴孙公，冲锋陷阵，亦尝出生入死。如今摇身一变，拥袁称帝，可能也是对共和政体失望，穷而思变的结果。革命阵营中之中庸党人，亦未尝疾言厉色，目之为‘反骨仔’也。若论严复与刘师培，那时更是当时学界的泰山北斗，望重士林。严复为民国时代第一任之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胡适之之前辈也。他在学术界的地位，笔者所论已多，在今后文化篇中，仍当续论之。其影响实未可卒测也。有人曾说，严本无心佐袁称帝，渠之列名筹安会为杨度肆意为之，初未获严之首肯。然严对帝制说初无反感，则可定论。否则帝制失败后，严亦不会躲入租界以策安全也。
刘师培更是国学泰斗，与太炎齐名，黄侃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