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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份座谈会的纪录，意义是在于，当年参加论争的战友们，陈映真、毛铸伦、周玉山、高准、吴福成、施善继、钱江潮、黄春明、陈鼓应、尉天骢、詹彻、王晓波等人，通过回顾历史，畅叙友情，更加坚定了从事新一轮反“台独”斗争的决心，鼓舞了士气。
这里要说到曾健民。
曾健民在《民众的民族的》一文里，对于乡土文学论战的精神和70年代思潮精神作了新时期的再确认。他从历史的现实主义出发，把乡土文学论战放回到70年代的台湾社会结构中来观察，具体分析了它产生的历史性、社会性基础，阐明它在70年代的具体的社会状况中的时代意义，标举它在历史的制约与发展中提出了哪些突破性的、进步性的观点，同时，也试图阐明，是怎样的历史与社会的结构性力量，阻挡了它波澜壮阔地向前发展的道路。而这一切，曾健民强调，“应该是回顾乡土文学论战中的现实课题”。
曾健民批判“台独”的战斗精神，特别表现在《反乡土派的嫡传》一文里，这篇文章的副题是《七批陈芳明的〈历史的岐见与回归的岐路〉》。曾健民的“七批”是：一、陈文前提的虚假性和内容的虚构性；二、为当年参战者“穿衣戴帽”的剧情大要；三、彭歌等人在论战中是“右派民族主义者”吗？四、替王拓“改容易面”；五、改造叶文的观点（指叶石涛的《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六、诬蔑陈映真；七、日据期台湾的左派抗日组织，从来没有一个团体是以中国意识为基础吗？曾健民深刻批判了陈芳明的种种谬论之后，得出的结论是：
……陈文的兴趣并不在讨论乡土文学，当然也不在讨论乡土文学论战本身。那么它的目的是什么？简单地说，就是以避开讨论论战的本体，藉分离主义的两大标准——台湾史观与台湾认同观，来检查乡土文学论战的参战者的思考，扭曲参战者的言论、思想，进而将乡土文学论战虚构成一场以分离主义文学论与民族主义文学论对决为主的论战，这也是陈文的主要策略。其目的在掏空论战的核心、转化论战的本质。虚构乡土文学论战的统独成分，在不著痕迹中伪造分离文学论在乡土文学论战的在场证明，进一步据有论战的历史果实，据此朝向树立分离主义文学论的道统。
用令日的分离主义的政治观与愿望来任意涂写台湾历史，已是当下分离主义者的历史论述的主要特征，这么做，当然是为了迅速建立新国家的历史想象与认同。在这方面，它与戒严期国民党政府的历史教育作风有异曲同工之妙，所谓历史的嘲讽莫过於此。台湾历史的真像，反覆地被重层的权力者以各种不同的方法涂抹，思及此，则不禁怅怅然。
总之，陈文的性格基本上是否定乡土文学论战的精神、解体乡土文学论战的具体历史的；就这一点来说，它与当年的反乡土派的性格相近。然而，像陈文一样，对论战参与者的言论进行断章取义的变造方面，当年的反乡土派中倒是鲜少见到。以彼等在现实环境中所处的文化霸权地位为靠山，恣意检查乡土派的言论，公然检举乡土派的思想忠诚问题，像这样的作风，两者却颇为类同；只不过，一者是以“反共”为绝对标准，检举乡土派为“中共同路”；另一者，则是以分离主义的史观与认同观为绝对标准，来检举乡土派的民族主义者为“中国的同路人”。两者间的嫡传关系竟如此鲜明，不禁令人深思。
陈映真批判王拓，是王拓其人从左翼统一派立场转向多年后，统派第一次对他扮演过一定的理论角色的乡土文学论战，作了评价和结论。陈映真以为，以王拓的《乡土文学论战与台湾本土化运动》一文为分析的批评的对象，“有典型性，也可概及其余台独文论”。
陈映真批判了王拓的“文学台独”主张弃却现实主义，放弃乡土文学论的美日帝国主义论，从反帝民族主义立场走向反民族、反中国、亲帝、反共反华的“（台湾）民族论”等等谬论，得出的结论是：
如果七○年代的乡土文学论是台湾思想史上的一个飞跃，是对反动的冷战和内战意识形态的一次颠覆；是台湾思想史上的第三波民族与阶级解放运动，那么，八○年代以迄於今日的台独反共、亲美、亲日、民族分裂固定化、脱中国……的思潮，无疑是从七○年代乡土派进步思潮的一个倒退、反动、右倾和保守化。从前进的乡土文学论向反动的“本土文学论”的逆转，便是这个政治、意识形态大逆转潮流中的一股波浪。……对自己的民族、民族文化和血肉同胞，是怀抱自豪和深厚的认同与深情厚意，还是站在殖民者立场对自己的民族、人民和文明抱着鄙视、否定、抹杀甚至憎恶，标志着解放与奴隶化、斗争与臣服、前进和倒退反动的不同价值与立场。
七○年代王拓思想和李乔、宋冬阳、陈树鸿们最大、最尖锐的不同就在于强烈的祖国指向与“祖国丧失白痴化”的不同。因此，李乔、宋冬阳和陈树鸿们不是七○年代的王拓思想的什么“延伸”、“发展”、“加强”、“相承”和“纯粹化”——而是其反动，断裂和倒退。
而《乡土文学论战与台湾本土化运动》的王拓，也不是七○年代的王拓的“延伸”、“发展”、“加强”、“相承”和“纯粹化”——而是其转向、反动、断裂和倒退！
第三部分“文学台独”言论批判之二（1）
歪曲台湾新文学发展历史为“台独”寻找根据
——“文学台独”言论批判之二
历史常常被它的不肖子孙肆意篡改。
“文学台独”就是常常用他们的分离主义去诠释台湾新文学史上的重大的史实，从而歪曲真相，给台湾新文学的历史蒙上了一层灰尘。曾健民说过：“分离主义者惯用暧昧的没有具体历史与社会内容的话语，来掩盖史实，扭曲历史意义。”（曾健民：《反乡土的嫡传》。《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1998年冬季号。）然而，历史的真面目，任凭它灰尘再厚，也只能被遮掩一时，而无法根本改变。
这里，我们就四个问题，拆穿“文学台独”的谎言。这四个问题是：台湾新文化运动时期政治团体的目标；台湾新文学的源头；30年代“台湾乡土文学与台湾话文”论争；1947—1949年在《新生报•；桥》上的关于“建设台湾新文学问题”的讨论。至于70年代乡土文学论战，“文学台独”论者也多有歪曲，在上面批判“本土化”、“自主性”、“主体性”时，我们已有澄清，这里不再重复。还有一个“皇民文学”的问题，“文学台独”论者更是大做翻案文章，我们留待后面专门论述。
（一）关于台湾新文化运动时期政治团体的目标
陈芳明在《现阶段台湾文学本土化的问题》一文里说：“客观的历史告诉我们，一九一九年，林呈禄、蔡培炎、王敏川、蔡式谷、郑松筠、吴三连在日本东京筹组‘启发会’时，就提出‘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之主张。日后的政治团体，如一九二七年的‘台湾民党’，便揭示‘期望实现台湾人全体之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解放’之主张；同年的‘台湾民众党’也高举‘本党以确立民本政治建设合理的经济组织及改革社会制度之缺陷’之旗帜。这些右翼组织，全然是以追求台湾人的自治为终极目标。至于左翼团体如共产党者，则进一步主张‘台湾独立’。”
众所周知，观察、认识历史问题，必须运用历史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历史主义要求我们分析、认识问题，一定不要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环境。现在，我们考察日据时代的台湾民众的组织问题，也不能脱离当时的特定的历史条件。
当时的历史条件是什么？是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台湾。所以，在台湾新文化运动中先后成立的“声应会”、“启发会”、“新民会”、“台湾文化协会”等社团，以及后来成立的“民党”、“民众党”、“共产党”等政党组织，他们反抗斗争的矛头是指向日本殖民主义当局的。他们的阶段性奋斗目标，是推翻日本殖民主义统治，要求台湾从日本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以求对于日本国的自治和“独立”。这种阶段性的目标，并不意味着他们像今日的陈芳明等“台独”势力一样，反中国，并最终“独立”于中国之外。相反，他们最后是要回归祖国的。
比如，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国战败，在割让台湾已成定局的情况下，出于抗日的需要，以丘逢甲、唐景崧为首的抗日武装力量成立了台湾人民抗日临时政府“台湾民主国”。他们也不曾割断与祖国的血脉联系。唐景崧在就任大总统时即发表宣言说：“独立”后之台湾，“仍应恭奉正朝，遥作屏藩；气脉相通，无异中土。”（②见王晓波编《台胞抗日文献选编》。台北帕米尔1985年版。）当时发表的《全台湾绅民致中外文告》也说：
无天可吁，无人肯援，台民惟有自主，拥戴贤者，权摄台政。事平之后，当再请命中国，作何处理。②
很明显，“台湾民主国”的成立只是抗日的权宜之计，抗日并要求回归祖国才是斗争的目的。
又比如，“新民会”成立后，他们先后派遣了蔡惠如、林呈禄等返回祖国大陆，与中国国民党接触，及时吸取了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改革社会的经验。在“新民会”的影响下，返回祖国求学的台湾青年日益增多，而且直接受到大陆学生运动的启迪。在祖国各地读书的台湾青年相继组织社团，以求联络同志，积蓄力量，待机返回台湾，和祖国同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北平台湾青年会、上海台湾青年会、台湾自治会、台湾同志会、厦门台湾同志会、闽南台湾学生联合会、厦门中国台湾同志会、中国同志会、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都是这样的团体。
这里要提到一本日本殖民当局出版的《台湾警察沿革志》。它是1932年日本警察当局对日据台湾以来，一切台湾人民抗日运动的分析、研究与总结的书。，由台湾总督府警察局编定这本《沿革志》写道：
关于本岛人的民族意识问题，关键在其属于汉民族系统。汉民族向来以五千年的传统民族文化为荣，民族意识牢不可拔。虽已改隶四十余年，至今风俗、习惯、语言、信仰等各个方面仍沿袭旧貌，由此可见，其不轻易抛除汉民族意识。且其故乡福建、广东二省又和本岛只有一衣带水之隔，双方交通频繁，且本岛人又视之为父祖茔坟所在，深具思念之情，故其以支那为祖国的情感难以拂拭，乃是不争之事实。……此实为本岛社会运动勃兴之原因，依此检讨，则除归咎其固陋之民族意识外，别无原因。但这亦显示在本岛社会运动的考察上，民族意识问题格外重要。
可见，连日本殖民最高警察当局也承认，台湾岛“社会运动勃兴之原因”，乃是台湾民众“以支那为祖国的情感难以拂拭”。这样的“不争之事实”，到了今日，竟然被“文学台独”势力颠倒黑白，恶意扭曲，以至于完全抹杀了台湾人民抗日斗争的最终指向是回归祖国的目标，是绝对不容许的。
在这部《台湾警察沿革志》的序文中，日本殖民当局还特别提到邱琮指导下的“台湾光复运动”以及“意图以武力革命使台湾复归支那”的民众党事件，还有和大陆国民党人取得联络，在岛内进行武装起事的“众友会”案，等等。这些连日本警察当局也不敢否认的事实，今日的陈芳明们却矢口否认，这就不是什么文学观念的问题了。
陈芳明们不会不知道1936年轰动台湾的“祖国事件”。那年3月，林献堂随台湾《新民报》赴内地考察，他在上海的欢迎会上的致辞中有“林某归还祖国”的话。5月，《台湾日日新报》“揭发”了这件事，对林献堂大张挞伐。日本驻台湾军部荻州立兵参谋长嗾使日本流氓卖间，于6月17日在台中公园一个集会上殴打了林献堂，激起了台湾人民的公愤。今天，我们以“祖国事件”为镜子，比照一下陈芳明们，这些中华民族历史的不肖子孙真该羞愧得无地自容才是。比起林献堂这样的前辈先贤的祖国观念来，陈芳明们真该看到，当年日军参谋长不能如愿的企图——割断台湾人民与祖国的血脉，竟然今日能在陈芳明们的身上得逞，这是何等的悲哀。
第三部分“文学台独”言论批判之二（2）
（二）关于台湾新文学的源头
1984年到1987年，叶石涛在《文学界》上分期刊发和结集出版他的《台湾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