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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基础，也表现在，台湾新文学一起步，就高举着五四新文学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大旗，成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运动的重要的方面军。
第三部分“文学台独”言论批判之二（7）
这方面，赖和堪称开风气之先的奠基人。
1909年，16岁的赖和考进台湾医学校，1914年毕业时，为自己立下了两条生活戒律：一辈子都穿中国的民族服装；一直坚持用中文写作。这表现的是一种崇高的民族气节。毕业后，先后在台北、嘉义行医，1916年回彰化开设赖和医院。1919年夏天，赖和前往厦门博爱医院任职。这时，恰逢五四运动发生，新文化运动、新文学浪潮风起云涌，赖和体验到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1920年，赖和辞职返回台湾。1921年，他参与组建台湾文化协会，任理事，开始投身台湾新文化运动。1923年12月16日凌晨，台湾殖民当局借口违反所谓的“治安警察法”，突然袭击，逮捕了全台湾抗日爱国志士40多人，赖和是其中的一个。出狱后，1924年末，当台湾展开新旧文学激烈论战的时候，他坚决占在新文学一边，参加了论战。更重要的是，他和张我军、杨云萍等人一起，以文学创作的实绩宣告了台湾新文学的诞生。他以他卓越的成绩和贡献赢得了“台湾新文学之父”的美誉。
赖和的《一杆称仔》写镇西威丽村靠租田耕作谋生的佃农秦得参一家的故事。秦得参受继父的虐待，受业主、制糖会社的残酷榨取，借了几块钱去卖菜，不料，又祸从天降，巡警寻衅找上了他。他不懂市上的“规矩”，觉得穷人的东西就不该白送给巡警，觉得做官的不可以任意凌辱人民，不仅敢和“买”他生菜的巡警论斤两，而且敢于顶撞巡警，敢于顶撞那和巡警狼狈为奸的法官。结果，他宁愿坐监三天，而不愿交出三块钱的罚款。妻子闻讯，拿着卖取金花的三块钱到监狱里赎回了丈夫。秦得参感到十分痛苦，觉得“人不像个人，畜生，谁愿意做。这是什么世间？活着倒不如死了快活”。元旦，他杀死一个夜巡的警吏后，便自杀了。
赖和是怀着深沉的悲愤写完《一杆称仔》的。赖和通过秦得参的口，对“强权行使”的殖民当局发出了抗议。当秦得参“觉悟”到不能再像“畜生”一样任人宰割的时候，他杀死了警吏。这是自发的个人反抗，却表现了中国人民不可侮的民族精神。
赖和在这里表现的是台湾新文学的一个特殊主题。
日本帝国主义占据台湾时，警察是他们实行殖民统治的重要工具。作为鹰犬，警察还兼有辅助行为的职能，每个警察都对生活在台湾的中国人操有生杀予夺的专制大权。开始，警察全是日本人充任，人们讽刺他们叫“查大人”。1898年后，日本殖民当局又用一些台湾人充当“巡查补”，这就是“补大人”。“查大人”和“补大人”的专制和残暴，使沦亡的台湾人民深受其害。赖和在《一杆称仔》里揭露和控诉了这些走狗，而且写出了秦得参这样的人民对这些走狗的痛恨和反抗。作者说它是个悲剧，但这悲剧里有着壮烈的美。
这个特殊的文学主题，经赖和表现之后，曾经一再为台湾爱国文学家所表现。直到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台湾光复，作家们还一再重复写这样的题材，表现这样的主题。助纣为虐的殖民走狗，在人们心中留下的罪孽太深重了。
《斗闹热》是描写台湾的旧风俗习惯的。当时，生活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中国作家们，作为抗日的爱国者，同时又是民主思想的启蒙者，在反对日本殖民者及其爪牙和走狗的斗争中，他们也反对形形色色的亡国奴思想。在台湾现实社会中，眼前封建落后的旧思想旧习俗成了台湾人民的精神枷锁。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中既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统治者对台湾人民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又鞭挞民族败类、汉奸的丑恶思想，同时也表现了台湾人民的穷困生活以及被封建礼教、旧习俗和迷信思想愚弄的痛苦。《斗闹热》的思想意义就在于此。
当时，参与奠基的，还有杨云萍。
1920年，杨云萍考取台北中学，读书期间又热切地学习祖国的文化遗产。从好友江梦笔那里读到《小说月服》、《诗》、《东方杂志》等期刊，又使杨云萍如饥如渴地见识了祖国大陆的新文学。1925年3月杨云萍和江梦笔合作创办白话文学的《人人》杂志。前面已介绍过，在这个阵地上，他积极提倡新文化，反对旧文化，促进了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发展。
1926年新年号的《台湾民报》上，杨云萍的小说《光临》和赖和的《斗闹热》同时发表。
杨云萍的《光临》写保正林通灵请客的故事。林通灵以为，伊田警部大人能光临他家，是他的无尚光荣，仿佛这K庄的人民再也没有比他更有信用，更有势力的了！不料，他费了三块多钱，鱼肉酒菜一大堆，全家不亦乐乎一阵忙碌，全部落空，伊田大人没有赏脸，而是跑到一个叫做陈开三的那里喝喜酒去了。林通灵扫兴极了，懊丧极了。杨云萍以不长的篇幅写他的举止，刻划他丑恶的心灵，活脱脱地描绘了他的一幅汉奸嘴脸，有力地批判了民族的败类。
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开火，向着汉奸的奴才性开火，向着落后的封建思想开火，这正是台湾新文学一起步就开始了现实主义的战斗传统。
台湾新文学的第一批成果，为台湾新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还表现在，它一起步，就十分重视作品的文学性。
杨云萍的《光临》证明了这一点。《光临》全文一千多字，只择取“保正”准备宴客的五个生活片断——他非常兴奋地拿着买到的鱼肉回家；吩咐家人和家工“料理”鱼肉，打扫环境，购买烟酒；点灯出门恭侯客人；接不着客人而疑虑；因客人到别家吃喜酒而懊丧，借酒消愁。杨云萍的笔墨真是十分简洁了，但那“保正”林通灵的奴颜卑膝的种种丑态却活灵活现地勾勒出来了。还有，《光临》不仅择取了生活的“横截面”（②③胡适：《论短篇小说》。）而且用了“最经济的文学手段”②生动而形象地“描写事实中最精采的一段”③比如第一节，从“形”入手，进而深入到“神”的深处，作品就刻划了一个可耻的汉奸的丑恶形象了。
林通灵巴结、讨好“警部大人”以及受庞若惊，洋洋自得，梦想着往上爬的心愿，都描写得十分逼真。质朴的写实中蕴含着的，正是作者的满腔忿恨。
由上可以看出，张我军、赖和、杨云萍等台湾新文学的先驱者们，已开通了台湾新文学创作的阳光大道，后来者就在这条大道上奋然前行了。
这，就是历史。
这历史，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台湾的新文化运动是在祖国大陆新文化运动直接推动下发生的，台湾的新文学是在祖国大陆五四文学革命的催生下揭开了历史的新的一页的。
就新文学而言，无论是发动革命的思潮，还是排除阻力引导新文学诞生之路的理论，还是为新文学诞生而在组织上、思想上、作家队伍和作品阵地的准备，还是一批证实文学革命成功的新文学作品，都已经表明，台湾岛上，这新文学的脐带和血脉，都是连接着大陆新文学的。说什么“影响微不足道”，说什么“不是从中国来”，而是从“日本殖民者”来的，等等，那都是“台独”派在痴人说梦，或者，它所显示的正是历史的不肖子孙对历史的公然篡改。
第三部分“文学台独”言论批判之二（8）
（三）关于30年代“台湾乡土文学与台湾话文”的论争
1930—1931年发生的“乡土文学和台湾话文”的论争，是一场新文学如何进一步大众化的讨论。讨论是在新文学阵营内部进行的。双方最后虽然没有取得共识，但共同主张的文艺大众化的思想、确实对台湾新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文学台独”论者说什么“台湾话文的提出”，“有标明台湾主体性的意义”（游胜冠：《台湾文学本土论的兴起与发展》。台北前卫出版社1996年7月版。），论争显示了“台湾本身逐渐产生和建立自主性文学的意念”，（叶石涛：《台湾文学史纲》。高雄文学界杂志社1991年1月版。）还说什么“一九三○——三二年经过乡土文学论争、台湾话文论争，台湾文学的本土论终于形成”。（林瑞明：《台湾文学的本土观察》。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7月版。）事实又是怎样的呢？！
如实地描述和阐释台湾“乡土文学与台湾话文”的论争，还要从20年代初期新旧文学论争说起。当时，愈演愈烈的论争，其实已经开始涉及到“乡土文学”与“台湾话文”这个建设台湾新文学的内容与形式的大问题。只是，由于当时面对的是要“打倒文言文”、“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这个紧迫的历史任务，“乡土文学”与“台湾话文”的问题，还没有提到加以解决的日程上来。
早在1923年，黄呈聪在《论普及白话文的使命》（见李南衡主编《时居下台湾新文学•；明集5•；文献资料选集》明漂出版社1979年版。）一文里，就涉及到“台湾话文”了。他说：
假如我们同胞里面，要说这个中国的白话和我们的白话是不同的，可以将我们的白话用汉文来做一个特别的白话文，岂不是比中国的白话文更好么？我就说也是好，总是我们用这个固有的白话文，使用的区域太少，只有台湾和厦门、泉州、漳州附近的地方而已，除了台湾以外的地方，不久也要用他们自国的白话文，只留在我们台湾这个小岛，怎样会独立这个文呢？我们台湾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背后没有一个大势力的文字来帮助保存我们的文字，不久便受他方面有势力的文字来打消我们的文字了……所以不如再加多少的工夫，研究中国的白话文，渐渐地接近他，将来就会变做一样……
由这段话可以看出，在台湾，是用祖国通用的白话文，还是将台湾话“用汉文来做一个特别的白话文”，人们是有不同的考虑的。经过比较，一是考虑使用区域小，使用人数少。二是考虑该“白话文”所代表的文化势力以及今后的前途，黄呈聪最后还是确认“不如再加多少的工夫”，普及祖国通用的白话文。
前已说明，1924年10月，连温卿在《台湾民报》发表了《言语之社会的性质》和《将来之台语》两篇文章，从语言与民族与国家的关系讨论过“台语”。他说，言语和民族的敌忾心是一样的，言语的社会性质是：一方面排斥其他民族的言语在世界上的优越地位；另一方面则保护民族的独立精神，极力保护自己的民族语言。他又说，近代的政治思想，是把国家的理念和民族的理念视为同一的，同一民族必须服从同一政治权力之理想，同一民族必须使用同一的言语。因此在德国便有一种说法：德国在那里，那里就可以听到德国语。所以，无论什么地方，若有民族问题，必有言语问题。连温卿讲了一个实例：荷兰用国民血汗换来的税金，聘请德国人在荷兰大学用德语讲课。由此一个荷兰博士生警告说，消灭荷兰的不是剑，不是铳炮，而是德语。所以，连温卿认为，以统治者的国语同化被统治者的语言，是殖民地当局的语文政策。联系台湾的实际，反抗统治，抵制同化，就要保存台湾语，进行整理，加以改造。至于如何保存，如何整理与改造，遗憾的是，他的《将来之台语》一文只发表了一半就停笔了。我们没能读到他的意见。
1925年8月5日，陈福全还从“言文一致”的角度提出了质疑，他在《台南新报》上发表的《白话文适用于台湾否》一文里就说，台湾300多万的人口中，懂得官话的人万人难求其一，“如果台湾之为白话者”，“观众不能成文，读之不能成声，其故云何？盖以乡谈土音而杂以官话”。所以，“苟欲白话文之适用于台湾者，非统一言语未由也”。
张我军对此也有意见发表。在1925年8月26日发表在《台湾民报》67号上的《新文学运动的意义》的下篇里，讲得很明白。他说：
还有一部分自许为彻底的人们说：“古文实在不行，我们须用白话，须用我们日常所用的台湾话才好。”这话骤看有道理了，但我要反问一句说：“台湾话有没有文字来表现？台湾话有文学的价值没有？台湾话合理不合理？”实在，我们日常所用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