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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如实反映当地群众生活的需要，认为应有一套较完整的书面化台语，以便运用。当然，持反面看法的文章也不少，其主要论点可分为：（一）已经有了‘国语’，台语书面化足以影响甚至阻碍其‘国语’的推行；（二）极可能因而产生‘台独’或‘分离’的衍生意识。”至于如何体现书面化的问题，邱文宗说：“如何体现台语书面化，也就是说采用何种媒介的问题，归纳起来，大体也有下列四种主张：（一）全部采用汉字；（二）采用罗马拼音字；（三）汉罗混合运用；（四）另创一种新符号。”邱文宗对此未置可否。倒是在文章后面摘录了苏新的《闽南语研究引言》，用以表态。苏新的《引言》虽然说到了闽南话和普通话的差异，但是，他强调的是，“闽南话和普通话都是‘汉语’语系，用的也都是‘汉字’”，他是维护语言文字的统一的。不过，到这一年的11月，这本杂志的总6期上，署名“道章”的《台湾语文追踪序幕》一文，还是说：“台湾教会的罗马拼音圣经已奠定了台语拉丁化的基础。但它缺乏科学化和系统化，且有不少没有母音的词汇，如果能略加改进就可使台语拉丁化更完善。那么我的台语追踪法也就可以从此顺利进行。首先，把在台湾和世界上其他使用汉文地区的所有汉字分别用拉丁字母拼出，其次比较所有的同字异音的台湾汉文，再次比较汉字与其他地区汉字发音之异同，然后归纳出一些语音变化的公式。最后就是利用这些公式来找一般认为有音无字的台湾字。果真无字，则该创造新字来使用。”
事情到了1984年。这时，台湾文艺杂志社出版了一本《台湾语言问题论集》，收集了1973年到1983年间台湾岛内发表的一些主张发展台湾“母语”，以求“语言自由”的文章30多篇。胡不归于这一年的3月，在《台湾与世界》上发表了一篇《读〈台湾语言问题论集〉有感》。文章说：“这个国语的概念，本来就是站在沙文主义上的，有了这种错误思想，才会引起种种政治问题来。过去日据时期台湾总督府所施行的国语政策如此，现在国民政府所推行的国语政策还是如此。要是脑子里头不存些什么歪念头想占人家便宜，语言问题是好谈的，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人人有生存的权利，当然就有权利使用自己最方便的语言，这是天经地义的道理。这种权利是人最起码的权利之一，谁都犯不了、除了他们自愿放弃。所以有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语言相处时，只要大家能互相尊重对方的语言，大家就应该可以相安无事的。不过遗憾的是实际上常常无法做到这样。”他就鼓吹，对于国民党政权的语言政策，台湾人“都应该会感觉委屈，感觉气愤，甚至怒不可遏而叫起来才对。”文章还鼓动台湾人“为了母语的书面化而多卖些力气。”
这一年10月，胡莫在《台湾与世界》总15、16期上发表了《台语书面化之路》一文，继续鼓吹：“台湾人讲的是台湾话，台湾人当然也可以按照台湾话来书写自己的语体文”。这一类文章，还有这本杂志同年11月号上发表的道章的《台语文的音与字》，1985年10月号上发表的道章的另一长文《〈台语之古老与古典〉评介及衍析》。
第四部分“文学台独”言论批判之四（2）
1987年4月号的《台湾与世界》上，王晓波发表了《台湾最后的河洛人——巫著〈风雨中的长青树〉读后感》一文，像是对以上种种的杂语喧哗作了一个总结性的回应。文章借着台湾本土著名诗人巫永福的大作，指出了台湾人、台湾话与大陆中原文化的割不断的联系。王晓波借巫永福之口说：“巫老极言今日闽系台湾人即河洛人，其语言即河洛话，并且才是唐、宋以前的汉语”。他引用巫永福的话说：
河洛语系文化系统的福建、广东与台湾河洛人、客家人，都是纯粹黄帝子孙为中心的汉民族，他们的祖籍都在河洛地区，故他们的祖坟都明记河洛祖籍以示不忘。以我巫姓而言，祖籍为山西平阳，依族谱记载于永嘉之乱时，经山东、浙江避难至福建。之后又有移往广东潮汕地区成为广东河洛人。再后又移往嘉应州梅县成为客家人，而后部分移往台湾。继承着丰富的河洛语系文化的河洛语言、诗经、唐诗、论语、南北管音乐及演剧、布袋戏、皮猴戏、创作歌仔戏，比北京语系文化的京戏、京韵大鼓、铁板书丰富得多。且诗经、唐诗以河洛语来吟韵律才会好听外，其字义的解释更需借重河洛语，很多古书也是一样。因为河洛语系汉民族统治中国的历史较悠久，其文雅的语文及词汇的丰富更是北京语文所不能及。
为什么今天台湾还能保持这些河洛古语呢？王晓波仍然引用巫永福的话说：
这些中国的古语音河洛话——台湾话为何在福建、台湾能保持其古音的完整呢？第一福建多山贫脊，交通不方便，较不易受外来的影响且原住民的势力小。第二台湾隔着台湾海峡成为海外孤岛，海上交通不发达，虽然满清二百六十年的统治却被视为化外，自然地台湾人的语言文化仍然保持其固有的特色，不受满清的语言的影响。而日本虽统治台湾五十年，时间不算长，日本语的影响不多，故其原来的语音风格仍无变化。
王晓波的文章，还针对陈芳明在《岛屿文学的丰收》一文里的所谓“在一九五○年代以后出生的一代，可以说是向中国经验正式告别的第一代”的言论，指出：
如果台湾青年知识分子不能回到自己的历史，而变成向河洛人告别的一代，我怕，巫老将会变成台湾知识分子中最后一个河洛人了；巫老一生在这动乱时代中的文化奋斗，也可能只能成就自己为河洛人的孤臣孽子了。
不过，我更相信台湾人强韧的民族力，台湾的老百姓，仍然会一代又一代的，把自己民族的烙印勒刻在死后的石碑上，和书写在自己的族谱上。所以，只要孤臣孽子犹在，河洛人的香火仍得不绝如缕，巫老的心血终究是不会白费的。
然而，这样的批判阻扼不住“文学台独”势力拿语言当稻草的努力。而到了90年代，这同一个巫永福也转向，成为“台独”派，背离了自己原来的民族和思想立场。而且，这以后，还进入了一个实质性的阶段，叶石涛等人直接由“台语”而鼓吹“台语文学”，以图分裂了。
先是叶石涛
在1985年开始发表的《台湾文学史纲》里，叶石涛先认定，张我军主张的“白话文学的建设，台湾语言的改造”，跟“殖民地台湾的现实状况背道而驰”。到了30年代的“台湾话文和乡土文学”的论争，其实质分明是个文学如何“大众化”的问题，叶石涛却硬要说，那“是台湾话文的构想”的“萌芽”。说到80年代的台湾文学，叶石涛又说：“在台湾新文学开展的初期阶段，已经出现了台湾话文、乡土文学等论争。台湾话文尽管是主张为了渗透民间的方便起见，创作语文应用台湾话文去书写，排除用日文写作的途径，但它也同时认为，以北京官话为准的白话文不适用台湾民众，跟大陆的大众语运动互相呼应，要建立更符合民众生活的日常性语文——台湾话文。”从此，“以北京官话为准的白话文不适用台湾民众”，成了“文学台独”势力鼓吹“台湾文学”同大陆文学分离的纲领。
1995年，叶石涛在高雄《台湾新闻报》上写他的专栏文章《台湾文学百问》时，进一步宣传了这些主张，比如，在《新旧文学论争与张我军》一篇里说：“张我军的‘白话文学的建设，台湾语言的改造’主张，其实是一条行不通的路。台湾人既不是日本人也不是中国人，台湾是一个多种族的国家。后来在三○年代，黄石辉、郭秋生等作家主张‘台湾话文’，但一九三七年以后变成清一色的日文文学，台湾的历史性遭遇使得台湾的语文环境变得很复杂，这也许是张我军做梦也没料到的事。”至于，说到80年代的台湾文学，叶石涛则胡说台湾是一个“国家”，诬蔑汉语普通话的推行是“外来统治民族强压的语言政策所导致的结果。他的诬蔑性言辞是：“台湾本来是多种族的国家。先说属于古代南岛语族的山地原住民和平埔族，就有将近二十种互不相通的族群母语。然而除去东部噶玛兰族人还保存有噶玛兰话之外，其余平埔族已被汉人同化，母语已经死灭。山地原住民除老一代还能操母语之外，年轻一代的母语能力低落，而且山地原住民九族的所谓母语里掺杂有相当多的日语。汉人中的福佬、客家族群，年轻一代的母语能力也不佳，只有外省族群所用的普通话一枝独秀，是优势的语言，正如日治时代的日语是优势语言一样。这当然是外来统治民族强压的语言政策所导致的结果。虽然在日治时代的一九三○年代初期，黄石辉和郭秋生掀起台湾话文运动，极力主张回归母语，抗争中国白话和日文，且留下赖和、黄石辉、郑坤五、蔡愁洞等作家少数的台湾话文作品。但由于战前、战后有关母语的标记法认知不同，今天去读黄石辉等人的台湾话文作品，令人感到相当吃力。用母语来创作是天赋人权，不可剥夺的人权之一。统治者用政治力量来宰制文学及民众的日常语言，是最法西斯的强暴手段。”叶石涛还夸大一些作家在作品里使用方言词语的情形，硬说“战后许多客家系作家，如吴浊流、钟肇政、李乔、钟理和等，把客家母语甚至日语带进作品里。福佬话即由王祯和带进作品里，成为保存母语韵味的崭新的‘文学语言’。”说到“母语”的标记法的问题，叶石涛又说：“就母语的标记而言，长老教教会有漫长的罗马字拼音的福佬话标记法，通行几十年。有关母语标记法各研究家中难免有些争执，互不相让，从连雅堂到王育德都有不同的看法。战后给母语文学带来不同标记法的专家，先后有许成章、郑良伟、洪惟仁、庄永明、陈冠学、罗肇锦、许极、陈修等人。”在这篇文章里，叶石涛还认为：“母语文学的未来奠基于各族群的认同和共识，这不是任何一个种族可以决定的重要课题”。
1996年5月，叶石涛在中正大学“台湾文学与生态环境”研讨会上发表论文《台湾文学未来的新方向》一文时，又说：“随着台湾的民主、自由化，社会的多元化和多样化，各族群重视自己族群的历史、文化的倾向不可避免。台湾文学经过七十年的波折和发展以后，各族群以母语来创作应该是理直气壮的。河洛人发展台语文学，客家人写客语文学，原住民用各族群母语的古代南岛语来写作，这应该是符合台湾多种族社会，取得和谐时代潮流。”怎样处理这“多种族”的语言问题呢？叶石涛的意见是独尊“台语文学”。他说：“多种族的台湾面对这纷歧的母语文学必须拥有共同的语文来化解。当然依照民主方式的各数决而言，占有多数的河洛话文学也就是台语文学，应该成为台湾文学的创作语文是天经地义的。”
第四部分“文学台独”言论批判之四（3）
跟在叶石涛之后的是彭瑞金。彭瑞金在1991年3月出版他的《台湾新文学运动四十年》一书时也纠缠在“母语文学”问题上有意制造分裂。他在说到1980年以后的《本土化实践与演变》时，特别写了一节《从方言文学到母语文学》。彭瑞金说：台湾新文学发韧以来，寻求合理的台湾文学语言，一直是严肃的课题，不但内部沿路争议不休，而且受到政权更迭的干扰、禁制。”接下来，彭瑞金说到20年代新旧文学语言的争论，指责了张我军的“依傍中国的国语来改造台湾的土话”的主张。说到30年代黄石辉的主张，彭瑞金又肆意歪曲说，那是“明确概括台湾文学内涵、具有台湾意识的台湾文学语言观点，其后，因迭遭一九三七年的汉文废止政策、一九四三年的皇民文学以及国民政府来台后的‘国语’政策，以政治力贯彻外来语的压迫，使得台湾文学语言历经重大冲击，始终处在不能归位的状态。因此，捍卫台湾语文，重振发扬台湾语文，建设台语文学，这样的文学与语言纠葛不清的现象，不但成为台湾作家在埋首创作之外，一项困惑不已的创作梦魇，台湾人说不得台湾话，也是台湾社会政治运动奋斗不懈的目标，日据时期有作家因为进入日文创作时期而放弃文学，战后又有人因为无法跨越语言的障碍而放弃创作，足堪列为世界文学史上的奇观。”60年代，他又加以歪曲，把王祯和等乡土文学作家的作品说成是“方言文学”或“文学方言”作品。一直到80年代，彭瑞金说，才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