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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进入了现代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过程。童伊继续介绍说：“1913年教育部召开‘读音统一会’，卢戆章、王照等人都参加了会议。会议通过了以章炳麟方案为基础的‘注音字母’。1918年11月，这一方案由教育部正式公布。此后的40年里，这套‘注音字母’对统一汉字读音、推广‘国语’、普及拼音知识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这是清末20年‘切音字’运动的直接发展和继续。然而，这套‘注音字母’，拼写符号形体及拼写方法都还难以与世界接轨，不利于国际交流。一班志士仁人复又继续努力探索新的方案。其间，包括30年代瞿秋白的巨大努力，40、50年代吴玉章等人的巨大努力。其结果，便是1958年2月11日，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颁布执行《汉语拼音方案（Chinese Phonetic System）》。这套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也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先是1949年10月，成立了民间团体‘中国文字改革协会’，会中设立‘方案研究委员会’，讨论采用什么字母的问题。1952年2月，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成立‘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会中设立并提出‘中国文字拼音方案’的‘拼音方案组’。这个组，几年内拟订了好几种以汉字草书笔画为字母的民族形式拼音方案。1954年12月，国务院成立‘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由吴玉章、胡愈之任正副主任，以黎锦熙、罗常培、丁西林、韦悫、王力、陆志韦、林汉达、叶籁士、倪海曙、吕叔湘、周有光为委员，在民族形式字母方案之外，研究制定采用拉丁字母的方案，最后确定拼音方案用拉丁字母。1956年2月，这个方案的第一个草案发表。经过征求全国意见和国务院‘汉语拼音方案审订委员会’审订，1957年10月，拼音方案委员会又提出了修正案。这就是今天的汉语拼音方案。这一方案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公布后，立即推广执行。1977年9月7日，联合国在希腊雅典召开第三届地名标准化会议，认为汉语拼音方案在语言学上是完善的，推荐用这个方案作为中国地名罗马字母拼写的国际标准。1979年6月15日，联合国秘书处发出通知，以‘汉语拼音’的拼写方法作为在各种拉丁字母中转写中国人名和地名的国际标准。1982年8月1日，国际标准化组织发布国际标准ISO7098《文献工作——中文罗马字母拼写法》，规定拼写汉语要以汉语拼音为国际标准。”
回到眼前，针对台湾当局导演的拼音方案闹剧，童伊写道：
现在台湾岛上少数人，硬是将汉语拼音方案中的“q”、“x”、“zh”三个声母改为“ci”、“si”、“jh”，故意制造差异。比如，把“秦、肖、朱”三姓的“qin、xiao、zhu”的拼写改为“cin、siao、jhu”的拼写。这造成了不同于拼音方案的10％的相异之处，衍生出大量词汇拼音的差异，造成大量的混乱。结果，弄出一个怪怪的“通用拼音”来，让全中国的人读不懂，也让外国人接受不了。还让台湾在信息资料转换和搜寻上无法与国际社会沟通。甚至采用了汉语拼音方案的世界各国，都会因护照上拼写姓名之混乱而拒绝台湾的部分民众入境。这真是十分愚蠢的。
其实，纵观汉语汉字长期发展过程中的历史风云，汉语拼音方案制定和颁行的漫长的历史道路，台湾岛上把“语言”问题当作救命“稻草”来搞“台独”的少数人，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他们少数人自作聪明的种种伎俩，都是难以和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相匹敌的。试问，古往今来，哪有在语言文字问题上，乃至其他文化问题上，改变了历史，也推翻并改变了国际社会的现状的？如若不信，孤注一掷，岂不成了蚍蜉撼大树！
奉劝台独诸公切记，割断闽南话和汉民族共同语言的血脉，妄图用“台湾话”取代“国语”，割断闽南话的拼写和汉语标准语拼写的血脉，妄图给“台湾话”另造文字，都是历史已经证明完全行不通的一条死路。既如此，还要如此割断历史，除了证明诸公之冥顽不化，就只有一个结论了，那就是，诸公割断历史，就是彻头彻尾地背叛了我们中华民族。
第四部分“文学台独”言论批判之五（1）
在构建台湾新文学的体系中为“台独”张目
——“文学台独”言论批判之五
近20年来，“文学台独”的分裂主义言论和行动，又一个集中的表现，是在构建台湾新文学史的体系中为“台独”张目。
文学史是什么？文学史是有关文学发展历史的科学。就台湾新文学的发展历史而言，对其作科学的研究，将研究成果体现于一部科学的史著，其衡定的标准，应该是：在大量真实、有史学意义的各种史料的综合运用的基础上，尽可能真切地描述台湾新文学发展的历史情景，尽可能正确地阐释台湾新文学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现象，尽可能准确地揭示台湾新文学发展中的各种规律，尽可能清晰地预见台湾新文学发展的前景。这种描述、阐释、揭示和预见，既是历史的，又是当代的；既是客观的，又是主观的；既是理智的，又是情感的；既是科学的，又是艺术的。其间，生气灌注的是主体——文学史家的主体精神和当代意识。它表现在，史著中，写什么不写什么，写多写少，这样写而不那样写，写成这样而不是那样。其实质，乃是谁来写，用什么观点来写，用什么方法来写，写成什么样。这是什么？这首先是文学史观、文学史方法论和文学史价值判断标准的问题。
鉴于此，“文学台独”势力一直都在抢占这个领域和阵地，企图建构一个为“台独”张目的台湾新文学史的体系。
让我们先看在构建台湾新文学史问题上，“文学台独”的恶性发展。
最早，还是叶石涛发表于1977年的那篇《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叶石涛在文章里谈了五个问题，即：“台湾的特性和中国的普遍性”、“台湾意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下的台湾”、“台湾乡土文学中的现实主义道路”、“台湾文学中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传统”。这是叶石涛对于台湾新文学发展史所作的一个纲领性的思考。除了把整个台湾新文学都叫做“台湾乡土文学”，叶石涛掩藏在其中的文学史观念，就是新分离主义，即，他一边迫于当时的形势，不得不承认“始终给台湾带来重大影响的是一衣带水的中国大陆的中华民族”，一边又强调和中国大陆文化交流的“断绝”，强调台湾“异于汉民族正统文化的地方”。叶石涛说：“由于台湾孤悬海外，有时与中国大陆的文化交流断绝，因此，难免在汉民族为主的文化里，搀和着历代各种遗留下来的文化痕迹。如果我们仔细考察台湾的社会、经济、文教、建筑、绘画、音乐、传说，便处处不难发现富于异国情趣，有异于汉民族正统文化的地方。在这孤立的情况下，则各种文化熔于一炉的过程中，台湾本身建立了不同于中国大陆文化的浓厚乡土风格。……当我们回顾台湾乡土文学史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考虑到它的根源以及特殊的种族、风土、历史等的多元性因素。毫无疑问，这种多元性因素也给台湾乡土文学带来跟大陆不同的浓烈色彩，朴实的风格，丰富的素材，以及海中岛屿特有的，来自遥远国土的，像黑潮一样汹涌地流进来的崭新异国思潮影响”。还要指出的是，叶石涛在这里说的“来自遥远国土的，像黑潮一样汹涌地流进来的崭新异国思潮影响”，是暗指“日本文学”影响的。在这篇文章里，叶石涛把对于“不同于中国大陆文化的”、“有异于汉民族正统文化”的认同，叫做“台湾意识”。后来，这“乡土”到“本土”，“台湾意识”到“本土意识”，直到“本土化”、“主体性”、文学“独立”，便成了“文学台独”势力的纲领。
如前所述，叶石涛这篇《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立即遭到了陈映真的批判。陈映真的批判文章《“乡土文学”的盲点》，阐释的正是“统派”的文学史观。陈映真在指出叶石涛的文学史观是“用心良苦的，分离主义的议论”的同时，指出：
是的。放眼望去，在十九世纪资本帝国主义所侵凌的各弱小民族的土地上，一切抵抗的文学，莫不带有各别民族的特点，而且由于反映了这些农业的殖民地之社会现实条件，也莫不以农村中的经济底、人底问题，作为关切和抵抗的焦点。“台湾”“乡土文学”的人性，便在全亚洲、全中南美洲和非洲殖民地文学的个性中消失，而在全中国近代反帝、反封建的个性中，统一在中国近代文学之中，成为它光辉的，不可切割的一环。台湾的新文学，受影响于和中国五四启蒙运动有密切关联的白话文学运动，并且在整个发展的过程中，和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文学运动，有着绵密的关系；也是以中国为民族归属之取向的政治、文化、社会运动的一环。
这中国文学的“光辉的，不可切割的一环”，作为科学的台湾新文学史的文学史观，此后便一直与“文学台独”势力的分裂主义文学史观对峙了20余年。
陈映真批判了《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之后，1978年11月1日，叶石涛在高雄左营接待彭瑞全、洪毅来访，张良泽列席，话题是“从乡土文学到三民主义文学”，谈的就是台湾文学的历史。看来，这是叶石涛在为写文学史作准备。他甚至用十年作一个阶段划分了台湾新文学史的分期。从这以后，直到80年代最初几年，他都是在作准备。比如，在《文学回忆录》里，他分段回忆了有关的事件、刊物、作家、作品，有了诸如《日据时期文坛琐忆》、《〈文艺台湾〉及其周围》、《论一九八○年的台湾小说》之类的篇章。
1984年和1985年，叶石涛用两个夏季写成了《台湾文学史纲》。尽管还顾虑于时局而不得不谨慎下笔，但是，在《文学界》上先行发表时，叶石涛还是强烈地表现了他分离主义的台湾文学史观。如前所述，叶石涛反复强调的是。“跟大陆分离达五十一年之久的台湾，难免对大陆的近代文化有疏离感和隔膜”，“在三百多年来的跟异民族抗争的血迹斑斑的历史里养成的坚强的本土性格，……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它获得了“异族的文化形态”，“希望台湾文学扎根于台湾的特殊性，建立自主性的文学”，等等。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叶石涛在1985年12月为这本书写的《序》里就说，台湾文学“在跟大陆完全隔离的状态下吸收了欧美文学和日本文学的精华，逐渐有了较鲜明的自主性性格”。叶石涛还说：“现代台湾文学的重要课题之一，便是如何在传统民族风格的文学中，把西方前卫文学的技巧熔为一炉，建立具有台湾特性及世界性视野的文学。我发愿写台湾文学史的主要轮廊（outline），其目的在于阐明台湾文学在历史的流动中如何地发展了它强烈的自主意愿，且铸造了它独异的台湾性格”。
这时，1985年8月，陈映真应邀到香港作了一次演讲，讲题是《四十年来台湾文艺思潮的演变》。针对台湾文学史构建活动中出现的叶石涛等人的分离主义言论和活动，陈映真指出，以1975年为起点，集结在《台湾政论》周围的“中生代党外资产阶级政治运动开始发展”。动荡中，“长年来依赖美国、依赖西方的思潮开始动摇，右翼爱国情绪和台湾分离运动中‘革新保台’以抗共防共的思想有了新的发展。保钓爱国运动鼓起民族主义情感，也激起改革图存的知识分子运动。但这运动又因体制派改革论、分离派改革论与民族统一论间的龟裂而相互抵消。”
第四部分“文学台独”言论批判之五（2）
随后，到80年代，又有重大变化。陈映真说：
随着香港问题的解决，美国与中共关系的缓和与发展，台湾地位问题日趋敏感。统一、独立的问题，虽然无法完全公开讨论，但在暗中形成了一种日重的焦虑，也等比例地反应在台湾文学思想界。
在文学上，一向处于暗流的素朴的现实主义传统，在八○年代涌现为表流，并与党外运动产生比过去更显著的结合。“台湾文学自主论”，——即强调台湾文学“独特”的历史与个性及台湾文学对大陆中国文学的分离性的“台湾文学论”，自此以比较公开的方式提出。
另外，主张台湾文学为中国文学之一部分，台湾文学应以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第三世界文学的连带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