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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陈统、独论战”，首先围绕着台湾的“社会性质”问题展开。陈芳明在《台湾新文学史的建构与分期》一文中提出这个问题，并且强调为“一个重要议题”，显然是经过精心谋划的。他称自己的观点是“后殖民史观”，其要点是：1、“台湾社会是属于殖民地社会的”，它“穿越了殖民时期，再殖民时期与后殖民时期等三个阶段”。2、1895—1945年的“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时期”，是“殖民社会”。其时，“台湾与中国之间的政经文化连系产生严重断裂”。3、1945—1987年，从国民政府“接收台湾”到国民党台湾当局“戒严体制的终结”，是“再殖民时期”。其间，1950年之后，发生了“中国社会与台湾社会的分离”。4、1987年7月解除戒严令之后，是“后殖民时期”。其中，1986年民进党建党是一个标志，它高举的是台湾脱离中国的“复权”旗帜。
陈映真的《以意识形态代替科学知识的灾难》和《关于台湾“社会性质”的进一步讨论》两文，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一些国家尤其是中国、中国台湾地区的社会历史发展结合起来，对陈芳明的“离奇的社会性质论”的无知、混乱与黑白颠倒作了全面、深刻、彻底的揭露和批判。陈映真指出，陈芳明的逻辑，就是一种“台独派逻辑”，其用意十分明白，即：“1945年以后，‘中国人外来政权国民党集团对台湾的殖民统治’使台湾‘再’次沦为‘殖民地社会’。这苦难的‘中国帝国主义’下的台湾，至台湾人李登辉继蒋家担任台湾总统为分界线，在没有任何台湾人的民族解放斗争的条件下，使台湾从中国帝国主义下解放，结束了‘再殖民’社会阶段！”
第四部分“文学台独”言论批判之五（7）
在这里，陈芳明把二战之后国民政府根据《开罗宣言》收复日本占领的国土台湾看作是一个“外国”的国家政府的再一次殖民地占领，完全是颠倒黑白、歪曲历史。脚踏中国的土地，姓着中国人的姓，叫着中国人的名字，说着中国人的汉语，用中国汉字写文章，在中国的大学里教中国学生学中国文学，按中国人的方式和习俗生活，为什么这个陈芳明就不把自己看成是中国人，而是把中国人看成是外国人，把当时的中国政府看成是外国政府呢？陈映真指出：
基于他自己关着门炮制的“台湾社会是属于殖民地社会”的“史观”，陈芳明“建构”了一个把台湾社会史——从而是台湾新文学史——分割成“殖民时期”（1985年〔新文学则始于1921〕～1945）；“再殖民时期”（1945～1987）和“后殖民时期”（1987年迄今）这么一个三阶段论。前提既错，在这错误前提上“建构”起来的全“史观”的谬之千里，是自然的了。
陈映真还指出：
陈芳明把他的“史识”与“史观”，不无得意地标榜为“后殖民”史观。查文化思想概念上的后殖民论、一言以蔽之，是对于旧殖民地历史，以及旧殖民历史在“殖民后”社会中的文化遗毒，以及战后新的文化殖民主义对前殖民地社会和文化的为害，加以反省、纠弹、批判的思想。陈芳明的“后殖民”“史观”、美化日本殖民统治，谓带来高度资本主义；通篇无一字涉及美帝国主义的新殖民统治；以冷战辞语说中国帝国主义对台湾的统治：把美国学园对台湾思想文化的支配说成自由化和多元化……把这样的洋奴“史观”说成“后殖民史观”，其实是对真正的后殖民主义的侮慢了，并且尖锐地表现出的台独论的后殖民意义。
陈芳明在开宗明义中说：“任何一种历史解释，都不免带有史家的政治色彩。史家如何看待一个社会，从而如何评价一个社会中所产生的文学，都与其意识形态有着密切的关系。”
旨哉斯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资产阶级的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确是各有各的“政治色彩”和“意识形态”。而我们关于台湾各阶段社会性质以及相应的文学的性质，也与陈芳明在“政治色彩”与“意识形态”上南辕北辙、针锋相对。然而，理论问题毕竟主要地要通过知识的对错、逻辑的真伪、以及具体实践的合格检验。“政治色彩”和“意识形态”毕竟不能取代科学知识，否则就是一场知识上的灾难了。
试问：陈芳明赖以“建构”、“台湾新文学史”的地基——台湾社会性质论，既是一片松软的沙渚，则他所要“建构”的“台湾新文学史”大厦，又如何能免于根本倾覆、土崩瓦解的灾难呢？
论战中，陈映真对陈芳明在“多语言文学”问题上的种种谬说，以及由此而发生的对30年代有关“台湾话文”的争论的歪曲，等等，也作了有力的批驳。
尤其是，陈芳明歪曲历史说，战后，既然是外来的中国对台湾实行再殖民统治了，语言也分离了，社会也分离了，当然，1950年之后，“台湾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分离”，“无论是自愿或被迫”，也就“成为无可动摇的历史事实”了。针对这一谬说，陈映真在自己的两篇文章里以大量历史事实对陈芳明的这种无知和谎言作了揭露。
第一，战后，1945—1949年间，在民间层次上，台湾的省内和省外文化界知识分子的确“进行过热情洋溢的脱殖民论说”。比如，有一位后来“仆倒在‘2。28’事变血泊中的杰出的台湾人思想家”宋斐如，在《人民导报》1946年元旦的《发刊辞》和元月6日的《如何改进台湾文化教育》一文中，提出要改变日据台湾时的“文化畸形发展”局面，“教育台胞成为中国人”，“随祖国的进步而进步”。对于她，还有苏新、赖明弘、王白渊等思想界战士来说，要克服日据殖民地文化的影响，就是“复归中国”，“做主体的中国人”。
第二，1947年—1949年，台湾《新生报》的《桥》副刊发生过一场“如何建设台湾新文学”的争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场重要的脱殖民论说”。争论中，欧阳明、杨逵、林曙光、田兵，包括后来态度发生重大变化的叶石涛，都强调了建设台湾新文学的课题和建设中国新文学的课题相关相联，强调台湾文学始终是“中国文学的战斗的分支”，台湾文学工作者是中国新文学工作者的“一个战斗队伍”，其使命和目标一致。“台湾既（因光复）为中国的一部分，则台湾文学绝不可以任何藉口分离”。这一主张，受到了参与争论的人几乎众口一辞的支持。比如，杨逵就是寄希望于光复之初，“重整旗鼓”，以便“在祖国新文学领域里开出台湾新文学的一朵灿烂的花！”正是在这样的共识前提下，他们才就人民的文学、新现实主义、台湾文学的特殊性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争论。
第三，即使到了70年代乡土文学论战时期，叶石涛等人，也还没有改变这种看法。陈映真举例说，叶石涛那时就迭次宣说“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环”；王拓说，“作为反映台湾各个不同时代的历史与社会的（台湾）文学，也自属于中国文学的一部分”，而作家则是“台湾的中国作家”；李魁贤也说，“当然台湾文学是属于中国文学的一部分”。陈映真还特别揭露说：“即使陈芳明自己，也要等到乡土文学论战前后才与中国‘决别’。”
第四，“杨逵在《桥》副刊上的文艺争认论上，以及在49年发表的《和平宣言》中，迭次疾言反对台湾独立和台湾托管论。”
陈芳明对台湾新文学所作的三大历史阶段九个历史时期的分期建构中，把1979年—1987年划分为第八个时期，即“思想解放时期”。他在《台湾新文学史的建构与分期》里说，在这个时期，和社会变化同时，“文学界也正在进行一场‘中国意识’与‘台湾意识’之间的论战。这场论战，也就是坊间所说的统独论战，基本上是乡土文学论战的延续。”他还说，“统独论战”的最大意义，“就在于使台湾文学获得正名的机会”，“通过这场辩论之后，台湾文学终于变成共同接受的名词”；然后，到1987年以后的多元蓬勃时期，就有了从容的空间“重建台湾文学”。
陈芳明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正名机会”呢？他声称：其一，“70年代回归本土”的声音中，“对陈映真、尉天骢等作家而言，本土应该是指中国；但是对叶石涛、李乔等人而言，本土则是指此时此地的台湾。”
其二，1987年解严后，“台湾意识文学的崛起在于批判傲慢的中原沙文主义”、“抗拒汉人沙文主义。”
陈映真义正词严地揭露和斥责了这种“正名”的“台独”实质。他指出，70年代从现代诗论战到乡土文学论战中，文学上左右论争的实质，即陈芳明所说的“台湾意识文学”对所谓“中原沙文主义”、“汉人沙文主义”的“抗拒”，实际上乃是“台独文论”和“在台湾的中国文学”论的斗争。这种斗争延续到80年代以后，即使花样不断翻新，实质上也没有改变。
第四部分“文学台独”言论批判之五（8）
陈映真的揭露和批判，重创了陈芳明的“台独”主张。陈芳明沉不住气了。在《马克思主义有那么严重吗》一文里，他指责陈映真对他的批判是“在宣泄他的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用马克思主义“做为面具，来巧饰他中国民族主义的统派意识形态”，虚掩其“统派立场”。他终于公开把自己放到了陈映真所坚持的“圣洁的中国民族主义”的对立面上，“统派”的对立面上。这正是陈芳明“台独”面目赤裸裸的自我暴露！论战中，陈映真还严肃地批判了陈芳明在社会性质和中国社会史论说中违背事实的反科学的谬论，批判了他美化日本对台殖民统治和日据时期“皇民文学”的谬论，揭露了他歪曲台湾社会历史和台湾文学历史的伎俩，斥责了他错乱的伪科学的文学史建构史观和分期说法。陈芳明显然感觉到他的“文学台独”言论所面对的挑战和可悲的下场，于是把这种批判一概辱骂成“汉人沙文主义”！
要说辱骂，写《当台湾文学戴上马克思面具》一文，陈芳明更是撕下自己“文学史家”的“学者”面具，对陈映真破口大骂，其面目之狰狞，言辞之肮脏，气焰之张狂，用心之不善，令人不忍卒读。
对此，陈映真在《陈芳明历史三段论和台湾新文学史论可以休矣》一文里再作了一次有力的批驳。针对陈芳明的政治辱骂和人身攻击，陈映真作了令人深为感佩的回答。陈映真写道：
一九六八年我的投狱、一九七九年十月我遭情治机关留置三十六小时，虽然在台湾新民主主义运动史上算是芝麻小事，但许我谦卑地说，对于反对台湾法西斯的民主主义斗争，我是有棉薄贡献的，至少比起机会主义地“流亡”在没有警备总部的海外的“在地左派”和“革命家”们，贡献应该大一些吧。有一点贡献，我就有权利发言。虽然我们追求的民主自由并不止于资产阶级票选制的民主自由，而是广泛生产者讨论和决定共同命运的那种民主与自由。
我一贯主张民族的分裂使民族残缺化和畸形化。反对外国干涉，促进民族的统一和富强，是台湾左派为之斗争的历史旗帜；增进民族团结，共同建设新的中国，是四○年代杨逵先生以来台湾前进的知识分子的重责大任。对这主张，我至今没有动摇过，没有掩饰过。
至于我的“中华民族主义”立场，我自少及今，立场一贯，不曾动摇。有些人，到了三十多岁的一九七八年还在说：“第一，《龙族》同人能肯定地把握住此时此地的中国风格；第二，诚诚恳恳地运用中国文字表达自己的思想……”，还热情洋溢地呐喊过：“龙，意味着一个深远的传说，一个永恒的生命，一个崇敬的形象。想起龙，总想起这个民族，想起中国的光荣和屈辱。如果以它做为我们的名字，不也象征着我们任重道远的使命吗？”今日，当陈芳明回看在他而立之年的“中华沙文主义”的“病态民族主义”之“虚伪”、“落空”的话语，不知如何自处？在台湾新文学史上，有一条任何意识形态所不能抹杀的传统，即伟大的中华民族主义传统，表现为日据台湾新文学大部分坚持汉语白话作品和一部分以日语写成的文学作品中光辉磅礴的反帝中华民族主义，表现为赖和，杨逵孜孜不倦，坚毅不拔的反日爱国主义斗争，表现为简国贤、朱点人、吕赫若、蓝明谷、徐渊琛的地下斗争和英雄的牺牲，表现为杨逵在战后奋不顾身的合法斗争和长期投狱，表现为以中华民族认同批判外来现代主义文学要求建立民族和大众文学的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