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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驳玫搅舜舐酵淖鹁春突队�1980年8月5日，中国作家协会、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总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北京联合举办了座谈会，纪念钟理和逝世二十周年。这是新中国建国以来第一次在祖国大陆举办的纪念台湾作家的集会，也是祖国大陆和台湾文化交流的形势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标志之一。次日的《光明日报》以整版的篇幅刊登了长文《台湾著名爱国作家钟理和简介》。《钟理和小说选》、《原乡人》等作品也相继在大陆出版。钟理和在我国新文学的长廊中自当无愧地列身其中，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熟识。
从台湾近几十年的文学史中，人们不难发现，几乎每次文学论争中，都不乏出现钟理和的名字。像关于现代诗的论争、乡土文学论争、“独统”文学之争，及至90年代新一波的“后殖民”论述等。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讨论“文化认同”、“民族意识”、“中国结”时，钟理和及其文学创作常用来作举例和辩论的焦点。80年代后，随着台湾政治气候的变化，出现了一股妄图使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的“台独”逆流，“文学台独”是这一逆流在文学领域中的表现。“文学台独”分子荒谬地宣称：“台湾没有产生过中国文学。”（陈芳明语）于是对吴浊流、杨逵、钟理和等作家的思想和作品加以篡改，歪曲本质，妄图从流变过程上割裂台湾新文学与大陆新文学的血缘关系。在他们那里，本来是向往、热爱祖国的钟理和被移到了与中国对立面去。他们夸大甚至歪曲钟理和作品中对旧中国造成诸多弊害的批评；对钟理和原抱着“誓死不回的决心”却于战后被迫携妻带子返乡，这一本是阶级压迫的事实，更被说成是对中华民族的弃绝。其实，“文学台独”分子的种种谬论是很难站住脚的。且不论在主权归属上，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容独立于中国之外，就是从历史文化上看，两岸也是民族同根、文化同源。从政治、经济、文化的各种因素分析，台湾文学都应被视作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文学不仅遗传了中国文学的基因，更传承与发扬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和风骨。台湾新文学直接发源于五四新文学运动，尽管其演进的历史因社会制度与社会生活的不同而与中国文学主体有所差异，从整体上说，依然是在中国历史大背景下和中国大格局中发生和发展的，没有发生质的改变，更没有变成独立于中国之外的另一种文学。早在台湾新文学发轫之初，台湾文学家张我军就明确指出：“台湾的文学乃中国文学的一支流。本流发生了什么影响、变迁，则支流也自然而然地随之而影响、变迁，这是必然的道理。”张我军：《请合力拆下这座败草丛中的破旧殿堂》，《台湾民报》3卷1号，1925年1月。光复后，台湾文学界曾就如何建设台湾新文学进行探讨，“台湾既（因光复）为中国的一部分，则台湾文学决不可以任何分离”这一主张，几乎为人众口一词地支持。老作家杨逵就寄希望于光复之初“重整旗鼓”，以便“在祖国新文学领域里开出台湾新文学的一朵灿烂的花！”杨逵：《如何建立台湾新文学》，1948年3月29日《新生报》“桥”副刊。虽然以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台湾文学生存环境并不理想，但还是在不算丰沃的文学土地上顽强地生长出钟理和的作品这朵瑰丽奇葩，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百花园。钟理和从其创作的一开始就受到中国近现代文学相当大的影响，甚至曾想成为中国首屈一指的作家。他青年时代曾大量地阅读五四新文学作品，在以后的创作中仍孜孜不倦地钻研其中的优秀作品。在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到他对巴金、叶绍钧和张天翼等人的由衷敬佩，他的作品也处处显露出五四新文学作品的明显影响。钟理和的作品从内容、情感到形式、语言，都体现出鲜明的“中国意识”，他主张用全中华民族都认同的汉语写作，给人的印象尤深。可以说，在台湾文坛上，钟理和是最成功、最和谐地汇入祖国新文学运动巨流中的一个。他在作品中屡屡言及台湾与大陆的血缘关系，多次提到以自己的创作丰富中国文学；即使自己的创作环境十分恶劣，体会到的也是作为“中国作家”的悲哀。钟理和当然也曾提到过要发展台湾文学，“为海岛争一席位”，但必须放在当时具体的文学环境中去加以理解。“发展台湾文学”是基于强调反映台湾的现实生活，与“反共八股”相对抗而言的；“为海岛争一席位”毫无疑问也是指的台湾文学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其追求的目标是把台湾文学纳入中国文学的历史发展潮流，而不致使台湾文学成为中国文学里的空白场。这些观点与厌弃中国的分离倾向有何相干？在钟理和的思想意识以及文学创作中，热爱家乡台湾与思慕“原乡”中国是相辅相成的，即使在用过于苛刻的言辞批评那些不良的民族“劣根性”时，也并未否认自己身上流淌着的是中华民族的血液。日本学者泽井律之经过细致研究后认为，钟理和作品世界具有浓厚的台湾地域性，“但是，他的主题内容、表现方式以至于思想层次，都顺应着中国近代文学的潮流”。泽井律之：《台湾作家钟理和的民族意识》，（台北）《台湾文艺》8卷128期，1991年12月。已经成长为台湾著名作家的那位“一读者”陈映真（永善）认为，包括钟理和在内的台湾作家“使用了具有中国风格的文字形式、美好的中国语言，表现了世居在台湾的中国同胞的具体的社会生活，以及在这生活中的欢笑和悲苦；胜利和挫折……。这些作家也以不同的程度，挣脱外国的堕落的文学对他们的影响，扬弃了从外国文学支借过来的感情和思想，用自己民族的语言和形式，生动活泼地描写了台湾——这中国神圣的土地，和这块土地上的民众”，他们的文学“在台湾的中国新文学上，高高地举起了中国的、民族主义的、自立自强的鲜明旗帜”。陈映真：《建立民族文学的风格》，（台湾）《中华杂志》171期，1977年10月。诚然，同一国家不同地域的文学在发展中会呈现不同的风貌，在祖国大陆，就有以上海作家为代表的“海派文学”、以广东作家为代表的“岭南文学”等。这些风格鲜明的文学流派大大丰富发展了中国文学创作。台湾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的一个分支，以其独特的风貌深得祖国大陆读者的喜爱。正如台湾作为中国一部分的事实没有任何改变一样，台湾文学作为中国文学一部分的鲜明特质从来就没改变过。
然而在现实环境中，“台独”及“文学台独”的噪声日甚，虽然有台湾文学界的有识之士发起正义的抗击，但随着政治大环境，“台独”及“文学台独”仍呈恶性发展之势。“文学台独”分子片面地夸大台湾文学相对于中国文学主体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一面，强调台湾文学的“本土性”、“自主性”，旨在制造中国文学主体与台湾文学之间的分裂，实则为政治“台独”目的服务。钟理和纪念馆甚至也成了“台独”分子宣扬“文学台独”谬论的讲坛。而在这些人中，竟有不少以前曾为确立钟理和在台湾和中国文学史重要地位的人，还包括钟理和的亲朋。1999年2月，正在准备竞选台湾领导人之位的著名“台独”分子陈水扁来到了美浓，进行他的“学习之旅”。在看过钟理和纪念馆和文学步道后，陈水扁称钟理和“是台湾人之所以屹立不摇、生生不息的代表”，却有着其险恶的用心。也许在他看来，台湾人完全是不同于中国人的。他还援引了钟理和作品《游丝》中的一句话：“我相信自己的爱，我将依靠它为光明的指针！”陈水扁的“爱”是“台独”之爱，所指向的也只能是“分离中国”。令人深感遗憾的是，钟理和的亲人却对陈水扁之举作出响应，说：“有理念的人将来执政后，文化才能开花，我们期待这一天。”甚至表示支持像陈水扁这样“走的路是正确的人，有同样理念且愿意奋斗的人”。参阅1999年2月11日台湾《中国时报》。
这一切，能让钟理和那既爱家乡亦爱“原乡”的灵魂得到安息吗？
台湾岛内更不乏拥护祖国统一的正义之士。2003年9月4日，来自台湾各界的群众在台北市举行示威活动，拉开了“反‘台独’，救台湾”大游行系列活动的序幕。“反‘台独’，救台湾”系列活动行动委员会发表《告各界同胞书》中，特别引用了钟理和的名言：“原乡人的血，只有流回原乡，才能停止沸腾！”指出，中国是台湾先人经鲜血和生命捍卫的祖国，是台湾人民的血脉渊源，是台湾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是台湾人民不可侮辱的尊严。这才真正符合钟理和文学及人生的真谛。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海峡两岸的统一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心愿，也是浩浩荡荡的历史潮流，顺之者昌，逆之则亡，我们寄希望于包括台湾广大爱国作家在内的台湾人民，与中国其他地区的人民共同努力，最终促就统一的实现，未来的台湾文学也将与祖国大陆文学一起发展，惟有如此，才能告慰钟理和的在天之灵。
附录一：钟理和生平年谱
1915年
12月15日（农历九月二十五）出生于屏东县高树乡广兴村。父钟镇荣三十五岁，母刘水妹三十一岁。
1922年
入盐埔公学校读日本书。与同龄的异母弟钟和鸣、姑表兄弟邱连球、堂兄弟钟九河同学。
1928年
自盐埔公学校毕业，因体检不合格，未报考高雄中学。旋入长治公学校高等科。开始阅读中文古体小说《杨文广平蛮十八洞》等。
1930年
自长治公学校高等科毕业。入本村私塾学习汉文。先后承江西人刘公汉先生和新竹光达兴先生的教导。曾撰《台湾历史故事》、《考证鸭母王朱一贵事迹》等（原稿无存，不可考），为光先生甚赏识。
入村塾后，阅读能力增高，随着阅读范围也增广，举凡当时能够搜罗到手的古体小说，莫不广加涉猎。后来由高雄、嘉义等地购读新体小说阅读。在热爱之余，开始尝试写作。写作《由一个叫化子得到的启示》（已佚）和长篇小说《雨夜花》（未完成，约七回三万余字，已佚）。
1932年
为时一年半的私塾功课结束。随父亲迁到旗山郡美浓镇尖山开拓山林，协助父亲经营所购农场。其间往来美浓与新大路关之间，同时兼管家中的屏东布庄、杉木行等事业。在农场认识了钟台妹。
1936年
父钟镇荣投资大陆的生意失败。年初，到屏东协助兄里虎经营布庄。
12月，偕表兄参加屏东郡教育课发起组织的“大武山登山队”。后来写了《登大武山记》一文。
1937年
1月29日，写成《理发匠的恋爱》，未发表。为今存最早的作品。后改题名为《理发记》。
1938年
6月，因与相爱的钟台妹同姓，为客家封建宗姓习俗“同姓不婚”所不容，遭父母及社会反对，婚姻受阻。于是愤然只身渡海到东北沈阳，入“满洲自动车学校”。
是年，写成《友情》，未发表。
1939年
1月14日，写成《都市的黄昏》，未发表，为后来的《柳荫》之手本。
1940年
通过考试，取得驾驶执照。服务于“奉天交通株式会社”，驾驶大客车。
7月，第三度返台。8月3日，带钟台妹乘“马尼拉丸”由高雄启程，经基隆，到日本门司，又从下关搭船抵釜山。后换乘火车随日本的移民潮前往东北，抵沈阳。
1941年
1月15日，长子铁民出生。
夏，举家迁往北平。先住在南长街西湖饭店，后租屋南池子胡同。不久，应聘华北经济调查所，任翻译员，三个月后辞职。曾经营石炭零售店。后来专事写作，生活靠一位表兄接济。
写《泰东旅馆》，描述初抵沈阳的见闻。未完成。
1943年
春，着手翻译日本作家的小说、散文等，投稿各报。
6月4日，祖母假黎婆病逝。
8月31日，父亲钟镇荣逝世。死因初为虐疾并发肋膜炎，后转成肺结核，最后以咽喉结核，不治。
8月，写成小说《游丝》。
1944年
3月，写成《新生》。
5月23日，完成《薄芒》。
7月7日，写成《夹竹桃》。
9月9日（农历七月二十二），长女出生，甫及一周而逝。
12月23日，写成《生与死》，后以笔名“江流”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