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苯酉酆Ｂ逡�4。2万克，获暴利百万元之巨！
1992年5月至8月，云南省警方根据公安部的部署要求，集中优势警力打了场“扫毒战”，在破获的一批贩毒案件中，有两宗大案可谓建国以来的“中国之最”：泰国黑社会“同盟军”首领杨茂安、杨克强父子，事先同香港毒枭订立购运海洛因合同后，将220件147公斤海洛因密封在“丰田”轿车夹层中。杨氏父子坐镇曼谷遥控指挥，由其亲信从云南临沧地区边关入境，直赴广州与香港毒枭派来的接应人交货，然后再公开到香港结算。尽管曼谷和香港两大毒枭自以为境外遥控指挥、过境假道运转万无一失，终究还是半途被中国警方查获，暴富美梦化为泡影。8月份、毗邻云南勐海县的境外黑社会“掸邦东部同盟军”同香港贩毒集团在缅甸订立购货合同后。
专门派出一个参谋长级的毒枭，组织一批精英，分散携带168公斤海洛因，从勐海县边境过关，奔赴深圳某宾馆交货。当遥控指挥的曼谷总部发觉入境人员已走漏风声后，顿觉不妙，急令香港派出已到深圳的接货人撤退。幸亏滇、粤警方联合侦查组反应快速，闻讯不到10分钟，就包围了深圳宾馆，将已溜到宾馆门口急急外逃的一伙接货的毒贩一举抓获。
云南，这个近年来已成为国际贩毒集团大举“登陆”的贩毒集散地，其独特的地理优势，已成为世界性警、匪关注的“热点地区”。云南边陲与缅、越、老三国毗邻，边境线长达4060公里，其中，中缅边境线1997公里；中越边境线1353公里；中老边境线710公里。境外，举世闻名的缅、老、泰“金三角”毒源地，已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毒品生产基地。进入八九十年代，世界性的“扫毒战”，迫使各大国际贩毒集团纷纷垂涎中国云南，将这里列为毒品过境销往欧美的主渠道。根据警方在云南近年来查获的4000多宗贩毒案分析，“金三角”毒品从云南入境的中国运输线，已基本形成三大路线：第一条线，从云南德宏入境，经保山、大理至昆明；第二条线，从西双版纳入境，经思茅至昆明；第三条线，从中越边界入境，经文山至昆明。昆明作为最大的中转站，又向外辐射出几条运输线：一条是经广东到香港，这是主渠道；一条是从厦门偷运到台湾；一条是绕道贵州、四川，转道西北地区出境，再就是转道上海、北京等地同国际航运贩毒线接轨。
毒品，杀人不见血的钢刀，世界性的瘟疫，以其巨额暴利吸引着一批又一批毒贩子不惜冒杀头之风险。以海洛因为例，在“金三角”一带，每公斤的批发价大约1万元人民币；入境运至昆明，每公斤就升至3至5万元人民币；运至广州，每公斤批发价就翻至10万元人民币；运到香港，每公斤批发价升到20余万港元；贩运到美国后，批发价猛增8至10倍，每公斤零售价甚至高达200万美元；正是这种巨额暴利诱惑，刺激着贩毒集团不惜重金，不借流血代价，千方百计开辟“中国通道”。稍作一下横向比较，就不难发现各贩毒集团投在开辟“中国通道”上的血本：以1992年为例，仅云南省就查获海洛因4075公斤，鸦片1100公斤；而印度，查获海洛因的最高年份约2100公斤；美国，查获海洛因的最高年份为130O公斤；香港，查获海洛因的最高年份为470公斤……这也正是“中国通道”的巨大诱惑。自1989年以后，在中缅、中越、中老边境一带的贩毒集团，都在拼命扩充实力，并形成了许多股强大的地方武装割据势力，购进现代化的武器，装备训练部队，形成“以毒养军，以军护毒”之势，个个都把进攻目标瞄向了“中国通道”！
狼来了，狼来了！共和国诞生后，我们宣传呼喊了几十年“敌人亡我之心不死，时刻磨刀霍霍，准备窜犯大陆”，但毕竟没见过多少境外敌人窜进来。然而今天，不管宣传不宣传，呼喊不呼喊，活生生的案例和黑社会分子，一批批地涌现在世人面前，不由你不惊呼：这回是真的狼来了！
台湾黑帮“登陆”不忘“宗旨”
台湾各个黑社会帮派，作为国民党大半个世纪以来又打又拉加以利用的“政治宠物”和惨胎，一直走着“亦官亦匪、相依相托”的发展道路，不谋而合地奉行着当局的“大陆政策”：从蒋介石时期的“七分敌后，三分敌前”，蒋经国时期的以大陆为主战场，我为支战潮到李登辉的“立足台湾、进取大陆”，万变不离其宗：“反共复国。”
大陆改革开放后，随着海峡两岸人民探亲访友、旅游观光、经济文化的不断交流与合作，以及“海协会”与“海基会”的斡旋和协调，海峡两岸几十年来紧张对峙的气氛逐步缓和，像过去台湾当局派遣特工人员偷渡大陆进行爆炸、暗杀、策反等恐怖活动，愈来愈遭到两岸人民的唾弃。于是，国民党“十三大”将“大陆政策”调整为“扩展‘台湾经验’，支援大陆民主运动，发挥政经影响，争取大陆民心。”台湾当局“大陆工作会”主任萧昌乐则公开宣称：“支持大陆的民主运动，就是落实大陆政策。”于是，各帮会奋起响应当局号召、纷纷支持大陆的“民主运动”。然而，由各帮会操纵的一批批打着回大陆探亲访友、旅游观光等旗号的民主人士、民间团体，回到大陆后，是怎样支持大陆“民主运动”的呢？
在“民主运动”的背后
1986年12月29日，南京鼓楼广场上人头攒动，接肩磨踵，人们争相聆听两名来自台湾的大学生演讲。这两名大学生眉清目秀，一派学者风度；他俩针对当时社会上群众议论纷纷的党内腐败现象和社会上的不正之风，侃侃而谈：“……由此可见，现行的制度是滋生腐败的温床。改革的根本出路，就在于从根本上改革现行制度……。”“改革仅靠大学生呼吁不行，各界有识之士要敢于站出来，联合协作起来，要使我们整个社会都动起来……”。这两名大学生精彩的演讲，吸引得听众越来越多。所到之处，倍受沿途商贩、学生及流动人员的声援，摸底细的人说，他俩是从甘肃、福建、河南、江苏一路游说而来的。此事引起了国家安全部门和警方的注意，经追踪调查，证实一个叫刘某某，一个叫何某某，在台湾绝非什么大学生，早期系黑帮分子，后加入“大陆工作会”。此番回大陆的政治演说鼓动，完全受命于国民党军事情报局。于是，警方遂在1987年1月将他俩及其同伙拘留审查。
1987年3月的一天，在重庆山城电影院、枇杷山公园等公共娱乐场所，突然一夜之间，遍地飞舞起印刷精美的“反共”策反传单，直言不讳地号召民众“开展武装斗争，中国民主之胜利才有希望，”武器来源，要从武装部、公安局、军营里去抢拿，官方警备并不太严，只要敢做就有成功之把握……云云，署名“西南民主运动武装工作队文宣组。”
这在中国大陆，属于政治大案，警方自然快速出动了大批警力围捕清查。结果，查来查去，抓获了一个由台湾“大陆工作会”组长柏某、副组长孙某某、交通员张某等骨干发展的境内成员张某某、谭某某等10余人的团伙，缴获了由台湾军事情报局配发的电台、手枪、子弹、药品、美元、印刷器材等物资一大宗。据柏某和孙某某交待：他们原是黑帮中的小头目，后经台湾军事情报局训练派遣。潜回大陆的主要任务是入境发展组织，以推动“民主运动”为名，扰乱社会秩序，制造动乱，乱中求生存、求发展，他们不仅在重庆秘密购买了高级印刷器材，印制散发了大量策反共党的宣传品，而且已在四川、云南等地发展了一定数量死党……八十年代末，大陆“学潮”、“民运”风波乍起，政局一度紧张。台湾当局“大陆工作会”迅速作出反应，给各种途径入境大陆人员下达了“战略方针”和策略、任务：密切掌握大陆在政治、经济以及其它社会领域中随时出现的种种不稳定之迹象，及时运用各种方式“拓展工作”，多方面地访问大陆民众与中共政权者的关系，设法广泛地制造和扩大大陆民众对政府的不满和对立情绪，久而久之使大陆民众向“台湾思维”转化，以从根基上使中共政权逐步动摇和瓦解。
与此同时，“大陆工作会”组织印刷了大量多品种“心战品”，通过海漂、空漂、走私货船挟带、入境人员携带等多种途径向大陆输送。这些“心战品”，有的以海外某些民主团体名义出现，如“海外中国青年民主联合会”、“香港中国民主同盟会”等，有的冒名大陆民主运动组织，如“广州学生纪念‘四·五’暨‘五·四’活动指挥部”、“上海学生联合会”、“中华全国学生联盟”等；还有的直接伪造成大陆小报或地方报刊，把港、澳、台一些报刊上攻击诬蔑大陆现政权的文章加以剪辑、转载，大量印刷发行，诸如《泉州晚报》、《雷鸣》等报刊。1988年10月至1989年3月，拉萨发生大规模骚乱之际，台湾“大陆工作会”组长高某某，率一个特务组潜伏在甘肃临夏自治州，频频向台湾发报，请求输送“心战武器”，“越多越快越有威力”。并报告了他们煽动拉萨骚乱的工作计划：“宣传舆论先导，聚集骨干参与，鼓动民众参加，迫使中共放弃四项原则。”
1989年4月至6月，中国学潮迭起。台湾当局头脑发热。
以为“政治反攻”“业已获得国际广泛的肯定与大陆同胞的回响”，“反共复国之机来临”，连续召开中常会，国民党全会，发表一连串声明：“推翻共产暴政乃统一的先决条件”，并拟定了所谓“支持援助大陆民主运动举措”，指令一切入境人员要“超负荷加速运转”，“强力推进大陆民主化之进程”。于是，一批批台湾“大陆工作会”骨干精英，频频出现在大陆“学潮”潮头上“大陆工作会”骨干陈某，打着“中国民联”旗号，组织了震惊一时的“三十三人签名事件”。
上海国家安全局曝光“周某案”：周某于1988年出境，接受了台湾特务机关专门训练，潜回大陆后秘密发展了曹某某等5人特别工作组。大陆闹起学潮风波后，周某根据台湾军事情报局事先约定的“漏格密函”，（即明信中第6个字、第8个字……）依次拣出的字系密令内容，查获函为“把握现状，参加学运，回报成果”。周某据此发动力量参与闹学潮，煽动暴乱，被公安机关一举查获。
从1989年5月中旬起，“大陆工作会”组长王某某率领一班人马驻扎在天安门广场上，随时向台湾“自由中国之声”传报电讯，以“来自天安门的消息”向全世界播放；如“5月20日，绝食团总指挥要向全世界宣布，天安门20万大学生将全体立即绝食……”“工自联”宣布：政府不在24小对内无条件接受学生的要求，从即日起举行全市工人总罢工……当一批批台湾“大陆工作会”派遣到大陆制造动乱的骨干被查获曝光后，连一贯抵赖的台湾当局也不得不表白辩解：“……我们确有一些工作人员进入大陆工作，但我们不能替中共证实他们所逮捕的是否为我敌后工作人员……”
在投资经商的背后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大陆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台湾当局眼看过去强力推行的一套“民主运动”措施渐渐失效，于是，立即调整“战略方针”，积极“顺应”大陆改革开放政策，打着回大陆经商、投资办企业的幌子，以公开掩护秘密，以合法遮盖非法，以“企业化”掩护“政治化”，支持怂恿大批黑帮向大陆发动了新的攻势——1991年春天，仿佛是一夜之间，在海口市崛起了一座三星级大酒店——桃源酒店。大型KTV，装饰豪华，灯红酒绿，美女如云，周密服务，天天“不夜城”。外商、华侨、客商大贾以及各路头面人物纷至沓来。很快成了海口市一大景观，以致当地人形成了请客聚会到桃源，否则就没派头、没面子的观念。后来，警方在扫黄查赌行动中发现，凡头面人物到桃源，非赌即吸全嫖娼，全市有名气的“三陪女郎”大都来此傍大款，桃源成了地地道道的“红灯区”。于是，警方组织优势警力突然治安大清查，一举抓获吸毒、赌博、嫖客和卖淫女数百名。随着审讯工作步步深入，“桃源”露出了庐山真面目：承包桃源的朱总经理是来自台湾的黑帮头目，且听命于“大陆工作会”指令，他聘请当地黑道头目李某和张某为副总经理，边为其招呼生意，边与“四海帮”头目田某、“三环帮”堂口蒋某某密谋发展帮会组织，吸收当地一些屡经司法机关打击处理的地痞流氓为骨干，把桃源建成了黑帮据点。据查，全市当时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