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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戴特莱夫把包包好，我开始数共有多少包。其中有一克一包的，半克一包的和四分之一克一包的。我的数学从来学得不好。可是我马上就算出只有8克：他把分量给得太大了。如果不核实一遍的话，我们就得掏自己的口袋来付那两克海洛因的钱了。
好办，我们重新干起。因为纸上总会沾着些粉未，我就把它们收集起来留为自用。
戴特莱夫决定把包包得更大一些，并且同时赠送一瓶啤酒，这样可以显得他货源充足。这回他决定只包四分之一克的，最后，共有24包。
我们马上先注射了两包：当然应该品尝一下自己的货物。这可真是质量极佳的海洛因。
晚上，我们把货物带到了特莱保斯。我们把大部分货埋到了大楼后面的垃圾桶旁边，身上所带的决不超过3包。这样，当突然搜查时，我们就不会被划为毒品贩子。买卖开头还不错，头天晚上就脱手了5克，很快人们就知道我们手里有质好量足的海洛因了。只有一个人埋怨我们的货色不好，当然是施特拉。就是这样，也不妨碍她提出当我们的代销客，而我，这个可怜的傻瓜，居然接受了：她每代我们售出5包，便可以得到四分之一克。而结果是：我们自己什么也嫌不到了。我们和比科约定的是，每销出10克，我们可以提成1克半。而我们支付了代销者的服务之后，剩给我们这些二道贩子的仅仅是能够满足每天需要的海洛因了。
比科每天早晨来结帐。每天晚上，我们的钱箱一般能有2千马克——这就意味着比科能拿到1千马克的纯利；而我们，只有1克半的海洛因。比科基本上不冒任何风险，除非我们揭发他。
他是很谨慎的。他早就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被捕，如果我们把他出卖给警方，最好是事先准备好棺材。他的波茨坦街的伙伴会承担这项工作。就是在监狱里也逃脱不了，到处都有他们的伙汁。他还威胁我们，如果察觉我们伪造账目，他也会让这些伙计们来干预的。我们真的相信他的威胁。
戴特莱夫不愿意承认比科在诈骗我们：“你还想干什么？首先，这可以使你不必去街上拉客。我可不愿意你再去卖淫了，我呢，也不想再去干。那么，我们只好走现在这条路了。”
大部分的小二道贩子的处境和我们相同。我们从没有足够的钱直接向中间人购进十克海洛因。再者，我们也不了解毒品的分配网。我们又怎么能够与波茨坦街的保护毒品的地痞们接上头呢。街上的毒品小贩——他们自己就是吸毒者———般都需要用现金买进毒品，也正是这些可怜的上瘾的家伙最后进了班房。而像比科这样的人，基本上在警察的打击范围之外，而且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找到替换的代销小贩，为了每天能注射两针，每个吸毒者都愿意干这个买卖。
几天之后，我们感到在特莱保斯附近不安全了。到处都充斥着便衣警察，这对我们是个极大的压力。我们重新组织了销售方式：由我在特莱保斯担任推销员，而戴特莱夫拿着货在稍远的地方等候，由我把买主打发到他那里去。
大约又过了一个星期，戴特莱夫毫不在意地在特莱保斯附近晃来晃去，口袋里装满了药包。一辆汽车停在他的旁边，司机问他去动物园地铁站该走哪条路。戴特莱夫慌了手脚，拔腿飞跑，把货扔进了他碰到的第一个荆棘丛中。
他向我解释说那家伙肯定是个警察，因为不会有人不知道动物园地铁站在什么地方。
这下糟了，我们看着每个朝着库丹姆开车的或散步的人都像是警察。我们也不敢去取回扔掉的货：要是警察在那里等着我们可怎么得了？
我们真是陷进了泥淖。第二天早晨，我们没法和比科清帐。跟他实话实说？他不会相信。我想了个主意：就告诉比科我们被外国佬抢了，他们拿走了一切，连钱带毒品。反正事情闹大了，干脆把手里有的这几个钱也花掉！这个混蛋真卑鄙！他每天从我们身上赚1千马克，而我们却一个子儿都没有。我得买几件衣服了。我没有暖和衣服，我总不能一冬天总穿着我从医院里溜出来时所穿的衣服在街上逛。
戴特莱夫终于明白了给比科200马克和一文不给没有多大区别。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便去了旧货市场，看到什么顺眼的东西，戴特莱夫先试，然后我试。我们仅买那些他能穿我也能穿的衣服。我决定买一件黑兔皮上衣。戴特莱夫穿着正合适，显得十分招人喜欢。后来，我们还买了香水，一个人音盒和其它杂七杂八的东西。但是，我们并没有把钱全部花光——我们不能什么都买，仅仅是为了需要高兴而已。我们把剩下的钱都藏了起来。
我们刚刚回到沃尔弗家，比科就来了。戴特莱夫说他还没有注射，他得先扎一针然后再算帐。当然这不是真话。跟往常一样，一起床我们就注射过了。但是，戴特莱夫对将要发生的事情怕得要死。
比科说：“好吧。”然后就埋头去读我的一本恐怖小说。戴特莱夫又注射了四分之一克海洛因，针还没有从胳膊上拔下来，便坐下了。
我想，好，连着注射了两针，想打个盹也没有什么让人不放心的。只不过得马上把注射器从手臂上拔下来。不然血液就会凝在针里，要清洗就麻烦了，再说，我们也没有备用的针。我用一块棉花沾着酒精去擦戴特莱夫臂上的针孔。我发觉他很奇怪：我扶起他的手臂，一放手，他的手臂便无力地垂下来。我推他，想让他醒过来，他却从椅子上滑到了地上，他的面孔灰暗，嘴唇青紫。我解开他的衬衫听他的心律，根本没有心跳。
我马上闯到一个邻居家，一个退休的女人，请她让我使用她的电话。为了救急，我拨了警察局应急号：“我的朋友没气了，是因为过量注射毒品造成的。”我告诉了他们这里的地址。这时比科朝我喊道：“他醒过来了，别说了。”我对警察说：“谢谢，不麻烦你们了，警报有误。”接着便挂断了电话。
戴特莱夫仰面朝天地躺在地上，眼睛已经睁开了。比科问我是否和警察提到过毒品，是不是已经把地址告诉了他们，“没有，没有直接提到，我想他们不会把两者联系起来。”——我说。
比科像对待神经质的蠢货那样待我。他给了戴特莱夫一记耳光，命令他马上站起来。我要他不要缠住戴特莱夫，他朝我喊道：“闭上你的臭嘴，蠢货！拿水来！”等我从厨房取回水来，我看见戴特莱夫已经站了起来，比科正在训斥他。我真高兴戴特莱夫已经恢复了常态，想去拥抱他，他把我推开了。比科朝他的脸上泼了一碗水，对他说：“来吧，傻小子，快点溜吧。”
戴特莱夫仍旧面色灰白，站立不稳。我求他还是躺下，比科喊了起来：“闭嘴！”而戴特莱夫却对我说：“我没时间了。”他们就这样走了，比科搀着戴特莱夫。
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浑身抖作一团。有那么一会儿，我觉得戴特莱夫死了。我倒在床上，试图把精力集中到恐怖小说中去。有人敲门，我从窥视孔朝外看：那是警察。
这时我丢魂落魄，没有从窗户跳出去逃跑，反而开开了房门，我十分勉强地向他们解释：公寓是属于一个鸡奸犯的，他出外旅行去了，把房子借给了我。今天早晨，两个年轻人闯了进来，他们彼此注射了毒品，其中的一个倒在了地上，所以我叫了警察。
警察问我那两个年轻人的名字，能不能描述他们的外貌，等等。我胡乱地向他们说了。他们看了我的身份证。事情马上有了结果：“好吧，你跟我们走吧，人们已经报案说你失踪了。”
他们对我还不错，给我时间让我把两本小说塞到我的塑料包里并且给戴特莱夫留了个条子：“亲爱的戴特莱夫，正如你想到的，我到底进去了。一有机会我就告诉你我的消息。温柔地拥抱你。你的克丽斯蒂娜。”我把这个条子用胶纸贴在公寓的门上。
他们先把我带到了弗里特里斯特拉街警察分局，然后送我到拘留所。在那里，他们把我塞进像是从西部片里借来的一间牢房：一面完全用铁栅栏组成的墙，门开门闭总是发出《道奇城的司法官》影片里的那种声音。我把身子贴在铁栅栏上，双手紧抓住铁栏。真是让人丧气死了。于是我躺在了那架纸床上，由于海洛因的药劲还没失去，我很快睡着了。人们给我拿来一个小杯，让我在里面小便，以便化验尿，杯子放在一个小桶里，免得把地面弄脏。无论谁从这里经过都能看见我小便。这一整天，他们既没给我吃，也没给我喝。
下午快过完的时候，我看到母亲来了。在经过栅栏的时候，她只向我投来了无神的一眼。可能有些问题还要和警方解决吧。后来，门开了，妈妈向我说：“你好！”抓住了我的胳膊，抓得很紧。很紧。外面有辆汽车在等我们。妈妈的男朋友卡洛斯坐在驾驶座上。妈妈把我塞在后排座上，她坐在了我的身旁。所有的人都一言不发。卡洛斯好像迷了路，我们朝柏林驶去。我想：这回可好，他们全都呆了，连到克勒贝尔的路也找不到了。
我们停下来加油。我告诉妈妈我饿了。我想吃面包，她给我买了3个。在开始吃第2个的时候，我感觉不舒服。卡洛斯不得不停车让我到外面去吐。我们走在高速公路上，他们要把我带到哪儿去呢？到儿童教养院去吗？我会逃出来的。后来，我看到了“特凯尔”机场的牌子，这太过分了，他们要把我赶出柏林去。
我们下了车。妈妈一秒钟也不离开我，一直像刚下车那样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腕。这时我说了这天晚上的第二句话：“请您放开我的手好吗？”我说得很慢，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她放开了我，但仍旧停在伸手就可以抓住我的位置。卡洛斯断后，也保持着警惕状态。我更加萎靡不振。他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反正他们从我身上什么也得不到。当母亲拉着我朝写有汉堡的通道走去时，我还是朝周围瞥了一眼，看看有没有办法溜掉。但是我已经筋疲力尽，不能试一试了。
汉堡！真让人丧气。我有一个奶奶，一个婶婶，一个叔叔和一个表兄住在离汉堡50公里的村子里。再也不是城里人啦。他们的房子维护得如此完美无缺，真让人作呕。地上连个灰尘颗粒都没有。有一天，我光着脚在地上走了几个小时，晚上，我连脚都不用洗，可见有多么干净。
在飞机里的时候，我装作专心致志地看我的恐怖小说，实际上我也真的看了几页。妈妈一直像条鱼一样一言不发，她甚至都没告诉我，我们要到哪里去。当空中小姐开始那一套惯常的花言巧语时——您的旅途愉快……希望尽快地再次为您服务，等等——我发现妈妈哭了。接着，她开始说话，用机关枪的速度。她一直是为我好。最近，她总是梦见了我死在了公共厕所里，四脚抽搐，到处是血。是让个毒品贩子害死的，而警察通知她去认领尸体。
我总是觉得妈妈有心理玄学方面的特殊才能。假如某天晚上她对我说：“孩子，不要出门，我有一种古怪的感觉。”这时，就会发生某些意外：在一次紧急搜查中被抓住啦，上当受骗啦，一件讨人嫌的事故啦，等等。听她述说她的梦境，我马上想到了比科，他的威胁，和他的那些充当保护人的地痞朋友。可能这回是妈妈救了我的命，我不让自己想得太远。自从我错过了出去的机会，我就不再思索了。
我的婶婶在机场迎接我们。我们和妈妈一起吃午饭，因为她要乘下一个航班回柏林。我想要一瓶“弗罗里达男子酒”，可是在这个豪华级的饭店里却没有这种牌子的汽水。虽然我渴得要命，可是我什么也没喝。
我妈妈和婶婶给我上了一大堂课。她们二位在半个小时之中，为我描绘了今后年代中我的生活计划：上学，交新的朋友，学会某种有益的技能，然后带着职业教育证书回柏林去。这并不复杂。妈妈流着泪向我们告别，而我，我克制住自己不去受影响。
母亲的诉说
白天真难过。我克制着自己，紧张得快要裂开了。从飞机场回来的路上，我终于能够流泪了。我又难过又心安：难过的是克丽斯蒂娜离开了我，放心的是终于让她从海洛因中脱身了。
这一次，我肯定自己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戒毒中心的失败教训使我觉得，惟一的办法是把克丽斯蒂娜带到弄不到海洛因的地方去。这是使她活下去仅有的机会了。当她父亲把她领到他那去后，这给了我一点时间进行判断，我得到的结论是，只要她留在柏林，她就算完了。我的前夫多次向我保证她会戒毒，我根本不相信。很久以来我就为克丽斯蒂娜的生命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