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哆嗦：我的身体早已领教过比这更厉害的环境。
后来我婶婶干脆就站在卡尔斯坦进门的暖风口下，拒绝再挪动一步。我叔叔不得不费九牛二虎之力把她从这处安乐窝里拉走。最后，我们终于还是找到了汽车，于是这场风波就在大家一阵大笑声中结束。回家的路上，气氛活跃极了。我的自我感觉良好。我觉得我已成了这个家庭的一员。
我有点适应了。至少在努力这么做。真难呀。我说话时必须时刻留心。每句话，每个字都要注意。我一不小心冒出一句“他妈的”，我祖母立刻就说：“这么脏的活出自一张那么漂亮的嘴。”这样一来我就紧张了，我很想与别人讨论，但最好别这么做，因为到后来我总是惹得别人生气。
圣诞节到了。两年以来这是我第一次与亲人在圣诞树下吃年饭：去年和前年，我都是在塞纳区度过圣诞节之夜的。我不知道我是否应该高兴。总之，我决定至少在分发礼物的时刻，要努力做出高兴的样子。可是到了那时候，我却无须装样子，礼物的确使我高兴。我第一次得到如此多的圣诞节礼物，以至我惊讶地计算了好一阵子，这些礼物要花多少钱，相当于买多少海洛因。
我父亲来与我们一道过圣诞节。跟往常一样，他坐不住。乃日和26日两晚上，他都带我去迪斯科舞厅。两次我都一口气喝了六、七杯可口——郎姆酒，喝完之后，我就在酒吧的小桌旁睡着了。我父亲见我喝白酒很高兴。我心想我最终会适应这个偏僻的村庄，这些年轻的乡下人以及迪斯科音乐的。
第二天，我父亲返回柏林：有一场冰球赛，他不想误了。这是他的一个新的爱好。
圣涎假期一过，我又接着上学。我升到四年级。这使我害怕：三年以来我几乎什么都没有学。另外，去年，我缺了许多课——生病，戒毒，或者干脆说，是我自己逃课。然而从第一天起，我就很喜欢我的新学校。那天早上，老师让我们画一幅很大的画，覆盖教室里整堵墙的画。老师立刻允许我加入这个集体劳动。我们画了一些房子，一些漂亮的古老房子。确切地说，类似我向往有朝一日能住上的那种房子。我们在画面的街道上，画满了面带笑容的人群，还画了一只拴在棕榈树下的骆驼。真是一幅杰作。我们在画的下面写了一行字：“大路下面是海滩。”
我后来注意到，青年俱乐部里有一幅几乎一模一样的画。只不过那里的图画说明文字是：“不要哭泣，不要喝醉，拿起镰刀和斧头。”显然俱乐部的画被具有政治色彩的人定了调。
我的知识还很浅薄，但我愿意努力：至少要获得毕业证书。从上小学以来，我第一次做了作业。三个星期后，我几乎完全融汇在学习生活中了，我告诫自己一定要坚持到底。
校长轻咳了一下，向我宣布，他很遗憾不能继续把我留在他的学校里。我不具备被中学接纳的条件。可以确信，是我的档案让他感到震惊，他甚至不等下课，就径直到课堂上来找我，并撵我走。
我什么也没有说。我说不出一个字。他再也不想多留我一小时。我必须在下一堂课间休息时去找补习课的主课老师。我像一个木头人似地乖乖服从。一进补习课负责老师的办公室，我的眼泪就唰唰地掉下来。他对我说事情没有那么严重。我坚持上补习课，板凳把裤子都磨破了：因为我想重要的是好好学习，拿到毕业证。
我从办公室出来后，试图弄清楚我的处境——很久以来我没有这么做过。我不是可怜自己。咎由自取，我很清楚这点。我忽然明白了，我梦求的戒毒后的新生活完全是荒谬的。其他人并没有以现在的我来看待我，还是以过去的我来判断我，所有其他的人：包括我母亲。我婶婶。校长先生。
我同时还发现我已无法改头换面，也不可能在一、两天内成为另一个克丽斯蒂娜。我的身心都不停地使我回想起过去。我那严重受损的心脏，就是我使之遭受毁坏的一个记录。我与我婶婶在一起的每天的生活也不平静。为了一个“不”与“是”。我常常发怒，我们不停地吵嘴。一点压力都会使我不舒服，所有的催促我都受不了。在我最沮丧的时候，我心想，美美地注射一针毒品，这一切烦恼就都解决了！
在被职业学校驱逐后，我对自己在学业上的成功完全失去了信心。我甚至不敢再去试一试。我再一次陷入没有愿望的境地。我被开除，自己却无法为自己辩护。但是，这位校长肯定不会知道三个星期后，我是否还在继续上学。好吧，我可以去上综合学校——附近有一所这种学校，我只需坐公共汽车去就行了——在那里，我可显露我的聪明才智。但是我实在害怕又被撵出来。真害怕又遭失败。
我逐渐明白过来——我需要一定的时间——什么叫“补课”？在这个村子里，有两个迪斯科舞厅，类似青年俱乐部。其中一个几乎全是公立中学生和职业学校的中学生光顾，另一个是学徒工和上补习课的学生常去的地方。开始，我去中学生们常去的那个俱乐部。我被职业学校开除后，我立刻感到中学生们就斜眼看我了。于是我就只好去另一个俱乐部。
这是我第一次遭遇这种经历。在柏林，这类歧视不存在。在柏林的综合学校不会遇到这种情况，更不用说在吸毒帮里了。在这里，这种歧视表现在课间休息的庭院里，一道粗白线条把院子一分为二，不能越过白线。一边是职业学校的学生，一边是补习生。我如果想跟以前的同学说话，我们双方都必须站在白线两侧。人们小心翼翼地把前途远大的年轻人与已经被扔进废品堆的年轻人——我们这些补习生区别开来。
这就是人们要我去适应的社会。“适应”，这是我祖母的口头禅。但是，这并不妨碍她向我提建议，我被职业学校开除后，她劝我课后不要和补习生在一起，劝我在公立和私立中学生们中间交朋友。我对她说：“你必须说出一个理由，你自己的孙女也在上补习课。我正在适应，我将会在补习生中间接交朋友。”这又造成一次口角。
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对学业完全不再感兴趣。但是我发觉班主任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他已经上了年纪，有一些完全老古板的思想——总之，是一个难以相处的人。但是他有权威，他让别人尊重他而不会大叫大骂。他一进教室，全体学生自发地起立。他是惟一一个能使学生们这样做的老师。他没有给人施加压力的样子，对我们每个人都很负责任。当然也包括我。我们的许多年轻老师完全是超理想主义的，只是他们对自己的工作不知所措。在许多事情上，他们并不比我们学生强。有时他们完全让我们放任自流，结果看到一切都乱了套，他们又大叫大嚷。尤其他们对我们所关心的问题不能给予清楚的回答。他们总是不断地说：“如果”，又不住地说：“但是”——他们也像我们一样茫然。
我们的班主任从来不让我们对未来——，对如今等待补习生的未来报幻想。他丝毫不掩饰这个未来是很艰难的。但是他认为，只要我们稍稍用点心，就能在某一方面比公立中学生们强。例如，在拼写方面——如今那些中学毕业会考及格者已经不会拼写了。我们能正确无误地起草一份求职书，就将使我们多得到一张王牌。他试图让我们学会那些自认了不起的人的处人处事的方法。而且他总是要引用几句格言，通常都是上一个世纪的格言。学生们对此总要报以笑声——再说大多数学生从不克制笑声——但是我觉得每个格言多少都包含了一点真理。这位老师的看法我还不是都赞成，但是这位老师让我喜欢的地方就在于他似乎还能分辩黑白。
绝大多数学生不太喜欢他。他们觉得他过于苛求，他时常进行道德说教，使他们感到紧张。总之，我的大多数同学对什么都不感兴趣。有几个人学习稍微用心点，为的是想得到一个好点的毕业证书。以为这样他们就可以在上完补习课后找到一个工作。他们老老实实地做作业——确切地说是按照所要求的去做。读一本真正的书，对课程以外的事情感兴趣，他们连想都不去想。当班主任或一个青年教师偶尔试图发起一场讨论时）老师得到的是一阵愚蠢的冷笑。我们班的同学对未来的打算不比我多：再说，一个补习生怎么可能有长远的打算呢？假如他有机会找到一个学徒工的位置，不管他是否喜欢，他都不得不去干。
实际上，很多学生对他们今后干什么完全不在乎。他们的理由是：总之，在这个国家谁也不会饿死。从补习校出来的人在生活中没有任何成功的机会，因而何必担忧呢？有几个学生是未来的匪徒——已经看得出来——其他人则开始喝酒。而女孩子们呢，她们也不自寻烦恼：总有一天，她们可以找到一个满足其需要的配偶。在等待的过程中，她们总还可以当售货员，工厂女工——必要时在流水线上工作——或者还可以闲散在家。
并非人人如此，但是这个学校的总的气氛就是这样。没有幻想，更没有理想。我也士气低落：这并不是我所想象的戒毒后的生活。
我经常问自己，为什么年轻人的处境如此艰难。再没有什么能使他们高兴的事。16岁有辆摩托车，18岁有辆小汽车，这是理所当然的。如果谁没有这个，就会感到太不幸了。我也是如此，在我的所有梦想中，我总是梦想有套房子和一辆小汽车，这点很明确。像我母亲那样为了一套住房或一间新客厅而绞尽脑汁，真是无能。按照我母亲过去的理论，这对他们来说还不错。对于我来说——我认为对于我这一代的许多人来讲——这些物质，这点舒适，仅仅是“维持生活的最低要求。”我们需要更多的东西。这才能赋予生活一个意义。但是生活的意义哪儿也找不到。然而一部分年轻人——包括我——总是在寻找能赋予生活意义的东西。
我们在课堂上讨论民族主义时，我有一种矛盾的心绪。一方面，我深深厌恶所有这些残暴——想一想一些人居然能干出这类事！但是另一方面，我认为总还是存在能让人相信的事情。有一天，我甚至从正在上课的课堂里走了出去：从某种观点看，我情愿生活在另一个时代。至少那时候的青年知道他们所处的位置，他们有理想。我认为对于一个青年，即使理想是错的，也比什么都没有好。我当时这么说也不太严肃。但是有那么点意思。
甚至在乡下，年轻人也已经开始各种各样的吸毒，因为他们对成年人所提供的生活图景不满意。我住的这个小村庄也没有幸免于暴力：人们好斗而不忍让。旁客运动（传到柏林还晚两年）在男男女女中都有信徒。看见一些人从来没有吸过毒，却把旁客当作了不起的吸毒者，我总是感到害怕，其实旁客只是纯粹的粗暴行为者。甚至连他们的音乐也完全缺乏创造性，只是嘣嘣的声音。
我有一个伙伴成了旁客。在他把一枚别针别在脸颊上，把拼板游戏装在口袋里，到处游逛之前，他的确是一个可以与之交谈的伙伴。有一天，村里的小酒馆里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殴斗：打架的人把两把椅子砸在他头上打断了，他肚子上又被一个瓶子狠狠砸了一下，在医院里，医生及时把他抢救过来。
对于我来说，最难以忍受的，是小伙子和姑娘们之间那种粗野的关系。人们告诉我许多关于妇女解放和开化的乱七八糟的事情。对于我，我简直无法相信小伙子们能如此粗野地对待姑娘们。什么样的粗俗行为、无礼举动都出来了。他们渴求权威和成功，就去找女人，因为他们在别处得不到这两样东西。
大部分这类家伙都去光顾我住的村子里的迪斯科舞厅，把我吓得够呛。大概是因为我有点与众不同的缘故，他们总是凑在我身边。他们的口哨声，“怎么样，我的小妞，去溜一圈？”这类的话语，比柏林库尔富尔斯特大街顾客的伎俩还让我恶心。库尔富尔斯特大街的顾客们握着方向盘坐在汽车里向你打招呼时，至少还冲你微笑一下。可是这帮村里的痞子甚至懒得这么做一下。我认为柏林的大多数嫖客显得更客气些，尤其对我比较温和，比这帮小痞子对他们的女伴要好。他们想亲吻一个女人，连一句话一个可爱的动作都没有，更谈不上丝毫的温柔举动——当然，他们更不会想到这样做是要付钱的。
这一切使我如此厌恶，以至于任何一个小伙子碰我，我都无法忍受。所有这些勾引妇女的事在我看来都非常肮脏。为什么一个小伙子就能自动地窃取这种权利，第二次与姑娘出去，就动手动脚对她无礼？而姑娘还任随小伙子去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即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