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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一支接有毒品的烟，晚会这才算正式开始了。
一方面，我比他们幸运点儿：我在学校的功课有时还能让我喜欢。另一方面，我们都在一条船上：我也不知道那对我有什么用。为什么要有这些压力呢？我现在明白了，我既不可能通过中学毕业会考，也拿不到毕业证书。另外我很清楚，即使我能得到一张优秀的学习结束的证书，一个过去的女吸毒者也完全不可能找到一个有意义的工作。
事实上，我获得的毕业证书确实是优秀的。但是，连当学徒的可能也没有。鉴于有法律规定禁止年轻失业者流落街头，给了我一个临时工作。将近有一年我没有再注射毒品。但是我知道真正戒毒当然需要几年。眼前，这对我来说不存在太大的问题。
晚上，当我们这个圈子的小伙子和姑娘又聚在一起，大伙儿围着一支大麻烟和一瓶红酒时，一天的烦恼都被忘掉了。我们谈论刚刚读过的书。我们对魔法。对心理分析、对佛教感兴趣。我们寻找有门路弄到上等毒品的人，想象着他们会给我们一些东西。因为我们用的是劣质毒品。圈子里一个学护士的女学生带来一些小药丸。有一阵子，我重新使用瓦里姆毒品。我没有使用麦角酸二乙基酰胺，我实在害怕死。其他的人，他们使用这个一般还成功。
在我们的小城里，看不见过量吸毒后陷入虚幻的人。如果有一个人想吸毒，他就去汉堡沉醉一番。这里也没有贩卖海洛因的人，因此在这里，不像在柏林、汉堡、甚至北爱斯特镇那样，容易吸毒成性。
但是，假如有人实在想搞到毒品，也不难弄到。有些家伙有门路。有时甚至有贩毒者藏在角落。他们备有各种货色。只须弄一点儿毒品就可以飘飘然一番，贩毒者会问：“你想要哪一种？瓦里姆、瓦尔隆、大麻。麦角酸二乙基酰胺、可卡因，还是海洛因？”
在我们这个圈子里，每个人都以为能把握住自己，不会吸毒上瘾。总之，这里的情形与3、4年前克罗比小区的情况在许多方面都很不同。
如果说吸毒同样给我们带来某种自由，它却完全不是一类的。我们不需要“音响舞厅”，不需要震耳欲聋的音乐。柏林库尔富斯特丹姆大街闪耀的广告灯牌在我们看来丝毫没有魅力。所有的人都跟我一样，我们恨城市。我们吸毒是一种本性。每个周未，我们都去横渡史莱斯文一霍斯坦因湖。我们把汽车停在一个地方，然后我们徒步走到一个我们认为绝好的地方。我们在沼泽地里闲逛——那儿，绝对不会碰到任何人。
但是最令人惊奇的，还是我们的石膏采石场。这是一个位于田野中的巨大的坑。大约有一公里长，二百米宽，一百米深。坑内有垂直的壁板。坑底部，很温暖，没有风。坑里长着一些我们在别处没有见过的植物。这条奇异的峡谷有结晶岩矿床，峡谷壁上奔流着瀑布。被染成褐色的流水把雪白的岩石涂上了锈色。地上铺满了类似史前动物骨骼的白岩石碎片，也许真是猛犸的骨骼。庞大的挖掘机和传送带整个星期都发出一阵阵可怕的嘈杂声，星期天则没有了动静，鸦雀无声，又好像沉睡了几个世纪似的。石膏也使这些机器穿了一层白衣服。
只有我们孤零零的。陡峭的白峡谷壁把我们与外部世界隔离开。听不到一点儿声音，只能听到瀑布声。
我们决定等到采石场不再开采时买下它。我们就住在这谷底。我们在里面搭个小窝棚，建一个巨大的花园，饲养一些动物。我们要炸出一条通往地面的小路。
无论如何，我们毫无回到地面上来的愿望。
柏林大法庭的起诉书（节录）
克丽斯蒂娜，女中学生，并不承担法律责任的未成年人，被指控未经卫生部批准，私自从1976年5月20日起接连不断的非法贩卖麻醉品，触犯有关麻醉品管理的法律条款。
被告自从1976年 2月起一直使用海洛因自我注射，起初是间隔性的，后来发展为天天注射，每天用量为四分之一克左右。因此，她必须从1976年 5月20日起承担法律刑事责任。被告曾于1977年3月1日先后两次在动物园大东站大厅和地铁库尔富斯登达姆站受到警方审讯，并被查明身份。这两次都发现其身上带着含有海洛因的物质，第一次为18毫克，第二次为140。7毫克。
此外，1977年5月12日，从被告的个人物品中又发现一个锡纸小口袋，内装62。4毫克含有海洛因的物质。从被告家里也发现用于注射毒品的针具。经化验，证实这些针具附着有含海洛因的物质，从对被告进行验尿的结果同样表明，其尿液中有吗啡存在。1977年5月12日，被告的母亲F太太从她女儿的个人物品中发现62。4毫克含有海洛因的物质，并把她送到司法局，被告在审讯时承认自己从1976年 2月份以来一直使用海洛因，此外，她曾在1976年冬天卖淫，以换取购买海洛因所需要的钱。
可以断言，被告并没有停止使用毒品……
新蒙斯特法庭的判决书（节录）
在女中学生克丽斯蒂娜被指控触犯有关麻醉药物管理法令一案中、被告犯有多次非法私购麻醉药品以及偷漏税收等罪行。法庭根据未成年者的有关规定暂缓宣布对其判刑。理由是：被告在13岁以前发育均属正常，其智力也高于儿童的中等水平，因此，她本人完全明白私购海洛因构成犯罪行为因而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我们也有充分证据认为被告在1976年5月20日（她的刑事责任年龄）之前就已经染上吸毒的恶习。但是这一点不能为她开脱罪责，也无法否认她已经具备意识到这是一个犯罪行为的能力。在此期间，被告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并且主动努力戒毒。因此，她完全可以明白对她的品行所做的处分的性质以及当局由此可能采取的行动。
关于她将来情况如何，至少从目前情况来看，其征兆是有利的，尽管不能排除再度堕落的可能性。对被告悔改的进展必须严加监督，尤其是在最近一个时期内。
译后记
吸毒问题是当今世界的一个重大问题，也是许多国家的严重社会问题，因为麻醉品和精神药物的滥用和非法贩运不仅影响人身健康和国家的稳定，而且国际安全本身也受到威胁。尽管近年来许多国家的政府在反毒缉毒方面做了不少的努力，但收效甚微，毒品的扩散仍越来越广泛，甚至连小学生也开始服用麻醉品。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毒品消费国，它每年在吸毒上的花费高达500至7001L美元，而贩毒者所获得的利润竞高于美国10大财团的利润总和。可见贩毒与吸毒在这些所谓“文明社会”的国家里已经成了一个重要的经济支拄。这也正是这些国家对于吸毒问题“欲禁不能”的根本原因之一。
本书可取之处，正是由于作者凭着记者特殊的敏锐眼光和对社会的责任感及良心，把笔触深入到他们本身所处的社会当中青少年吸毒、卖淫这一领域。他们通过对失足青年本人及其家长、法官、学者的直接采访记录，描绘吸毒者的痛苦和绝望，分析这一社会问题的社会根源，使我们了解到所谓“文明社会”的一个黑暗面。
非法贩毒的直接受害者就是吸毒者本身，特别是那些青少年吸毒上瘾的人。由于毒品的交易——尤其是象可卡因、海洛固一类的烈性毒品——几乎都是在黑市进行，因而价格贵得惊人。例如每公斤经过提纯的可卡固可以卖到50万美元，中间再经过层层批发、零售的“二道贩子”，到了吸毒者手里的价格就可想而知了。因此，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一旦吸毒咸瘾，根本就无法支付这笔费用，何况那些尚未步入社会的青少年，他们没有经济来源，只要染上这一恶习，势必落到“男盗女娼”的下场。而当他们无法忍受这种精神上和内体上的残酷折磨时，除了自杀，别无他路，这就是本书主人公克丽斯蒂娜及其伙伴们的命运。
近年来，艾滋病的蔓延又给吸毒者带来一个新的致命的威胁，因为吸毒者所使用的注射器通常都未加消毒，而且一个针头多人共用，加上吸毒者往往就是卖淫者或同性恋者，使得艾滋病在吸毒者中间的发病率居子首位。在德国，艾滋病已成为报刊的“永恒主题”。德国的卫生部曾经给金国的每个家庭寄出一本小册子，口号是：“艾滋病与人人有关。”有的中学甚至已经把对艾滋病的介绍列入正式课程。《星期日世界报》曾经刊登过两幅漫画，一幅是“嬉皮士”打扮的一男一女在七十年代举着标语牌要求“性自由”；另一幅是这一男一女今天举着标语牌要求制止艾滋病，他们的装束再也不象“嬉皮士”那样花里胡哨，而是规规矩矩，暗示着他们对性行为问题重新严肃起来。这种转变无疑是好事，只是未免来得太晚了，而且象克丽斯蒂娜那样，已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政府立即在全国范园内全面取缔“吸毒”和“唱妓”这两大社会公害，挽救了千千万万坠落在痛苦深渊的人们，使我们的民族从“东亚病夫”变成今天世界上少有的健康民族。这是我们的党为炎黄子孙所办的两件了不起的功德事。凡是经历过新旧两个社会的人对此都是有口皆碑、赞颂不已的。
但是，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国门大开，难免泥沙俱下，西方形形色色不健康的东西必然也会流进我们这块洁白的国土，危害缺乏免疫力的年轻一代的身心健康。青少年的犯罪问题毕竟也已经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社会问题。我国著名电影工作者张良夫妇之所以改变初衷去拍摄《少年犯》，也正是由于他们在深入监狱体验生活时发现“关在高墙里的却是青少年居多”的缘故。根据江苏、浙江省教育部门对1000名初中一、二年级的学生调查表明：早恋、吸烟、出走、厌学、作弊的学生增多，其中心理不健康的学生占百分之十六。据有关部门统计，在我国的青少年当中，十三岁左右也是开始犯错误年龄的高峰区。例如在湖北省少管所里的一百六十名少管人员当中，十三岁始犯年龄的人占百分之六十七点一。综合比较，十三岁开始犯各种错误的孩子，比十二岁陡然增加一倍以上！
这就是我们决定把这本在西方早已家喻户晓的畅销书介绍给我国读者的缘由。但愿广大青少年读者能从克前斯蒂娜的不幸遭遇中吸取教训；广大家长、教师以及社会上关心青少年成长的人们也能从中得到有益的启迪，正视现实，防患于未然，使我国的青少年都能健康成长，成为国家有用的人才。
戴明沛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