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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毫无影响。唯一能使我感兴趣的，除了我的狗和猫之外，就是团伙。
我之所以会走到这个地步，也是由于在家庭中的生活已经变得无法忍受。最糟糕的是，妈妈的男朋友克劳斯特别讨厌动物。至少这是我当时的看法。起初，他只是没完没了地找茬儿，说什么公寓房子太小，根本养不了这些畜生。后来他竟禁止我的狗进入客厅。这只狗是父亲送给我的。
这一下我可火了。我们养的狗一直就是被看作家里的成员。而现在这个家伙却想把我的狗从客厅里赶出去！这还不算，他还禁止我让狗在我的床边睡觉。他想要我一可不是说着玩的——在我的卧室里给狗搭个笼子。可我的房间本来就小得可怜。我当然不会听他的话。
后来他又得寸进尺，扬言家里不养牲口。妈妈站在他一边，说什么我现在根本不照顾猫、狗，这还不是为了讨好他！当然，由于我经常晚上回家较晚，他们也只好亲自把狗带到外面拉屎，除此之外，我的业余时间全都是用来照顾这些小动物。
我连哭带闹也都枉然，我那只狗终于被他们拿去送人。我的狗很娇气，万一适应不了新环境而死去，那将是克劳斯和妈妈的过错。我再也不要理睬他们这种人。
※ ※ ※
所有这些事发生在我开始入“俱乐部”和抽白面儿的时候。幸亏我那两只猫仍被留了下来。夜里，它们就睡在我的床上。可白天，它们就不需要跟着我，既然我的狗已被送人，我也就没有任何呆在家里的必要。我每天都迫切地盼望四点钟的到来，因为这是“俱乐部”开门的时间。有些时候，我在午后就去找凯茜和其他的哥们。
我每天晚上都抽白面儿。在团伙里，谁手头有毒品，一定会让别人共同享受。辅导员时不时为我们上品德课。其实他们当中大多数人也承认吸过毒。这些辅导员都来自大学，是学生运动的成员。在大学里，抽白面儿是司空见惯的事。他们只是劝我们不要抽得太凶，不要把它当作一种逃避现实的手段，尤其是不要使用那些药性过强的毒品。
我们觉得他们的劝告不痛不痒。他们真是多管闲事。这与他们有什么相干？他们自己不也抽白面儿吗？
我觉得只抽白面儿已经得不到满足。每天手头弄不到兴奋剂的时候，我就喝葡萄酒或啤酒，我整天都觉得需要一些刺激，以便消除学校和家庭给我带来的烦恼。我的毒瘾迅速增大了。
我的身体也起了很大变化。我变得十分瘦弱，因为我几乎饭菜不沾。所有的裤子穿起来都显得又肥又大。我的两腮也凹陷下去。我常常照着镜子端详自己。我这新模样倒使我感到非常得意。我越来越像团伙里的其他人。我那副天真烂漫。无忧无虑的孩提脸孔已经全部消失了。
我整天沉醉于自己的体态。我强求妈妈给我买一些贴腿的裤子和高跟鞋。我把头发从中间分成两半，让脸被垂下来的头发掩盖住，因为我想装扮出一副神秘的样子，好让别人无法看透我的庐山真面目。
一天晚上，在“俱乐部”里，彼埃特问我是否已经做过迷幻的旅行。我回答他：“我的老兄，我当然做过。”我早就听说迷幻药这种玩艺，以及吸了迷幻药以后会做的“旅行”。彼埃特笑了一笑。可以看得出来，他根本不会相信我的话。我瞎编了一个我的“旅行”的经过。但是彼埃特仍然不相信我。要想骗他可不容易。我真感到羞愧万分。
他对我说：“如果你想试一试的话，我星期六就可以弄到一些，到时候我可以分给你一点。”
我焦急地等着周末的到来。当我吃了迷幻药以后，我就会完全和其他人一个样了。当我来到“俱乐部”的时候，凯茜已经开始做她的“旅行”。彼埃特对我说：“假如你真的下定决心的话，我现在就分给你一半。头一回吃下去这么多就够了。”他递给我一粒用卷烟纸包着的东西。我打开一看，原来是一颗药片，我不想当着大伙的面把这颗药片吞下去，因为我实在太激动了。再说，我害怕在犯罪的时候被人抓住。最后，我终于跑到厕所里，关起门来把那颗药片吞了下去。
当我从厕所回来的时候，彼埃特一口咬定我把药片扔到马桶里。我焦急地等待奇迹的出现，好让大家相信我真的把药片吞下去了。
可是到十点钟，“俱乐部”关门的时候，我仍然任何感觉都没有。我陪彼埃特坐地铁。在那里我们碰见了他的两个同学弗朗克和保罗。他们很安静地呆在那里，真叫人觉得可爱。彼埃特告诉我：“他们刚打完海洛因的针。”当时我并没有留意听他的话，因为药片开始发作了，我已自顾不暇。
一坐上地铁，我就感到昏迷不振，没有精神。我完全变得痴呆了。我仿佛觉得自己被装进一个罐头盒里，有人用一把大勺子在里面捅来捅去。地铁列车的声音震耳欲聋，令人无法忍受。乘客的面孔显得疲惫不堪，可能都是刚下班的工人。这些人整天就是地铁——上班——睡觉。我心想：“你可真算幸运！”我看着彼埃特。他的脸孔显得比平常更小、更难看。只是神态还是正常的。
到站了。一走出地铁，我就觉得格外高兴。街上五颜六色的灯光显得格外好看。刚才地铁里我觉得冷，可这回却觉得热起来了。我觉得好像来到西班牙，而不是在柏林。街道变成了沙滩，树木也变成了棕榈树，就像旅行社的漂亮广告一样。我没有对彼埃特说起我此时正在飘泊之中，我想独自一人做第一次神奇的迷幻旅行。
彼埃特也是飘飘然的。他建议一起到他的一位女朋友家里。那是一位他非常喜欢的姑娘。她的父母可能不在家。我们先到大楼地下停车场去看看她父母的车是否停在那里。停车场的天花板很低矮，那些水泥柱子仿佛被压弯了似的。
她父母的车子就停在那里。
彼埃特大声地嚷了一声：“多臭的停车场！”突然间，他转过身问我：“你说，你刚才是不是把药扔啦？”他盯着我，然后马上说：“小丫头，我刚才什么也没说。瞧你的瞳孔放得多大！”
外面的世界又变得十分美丽。我坐在草地上，看着附近一幢红墙的房子，它看上去像是初升的太阳的反光。黑影在跳动着，似乎想消失在灯光的前面。那道红色的墙好像凹陷下去，并且突然间化成火焰。
我们一起到彼埃特家里去。他有惊人的绘画天才。我很欣赏他的画作，并且和他讨论起来。走的时候，彼埃特借给我几张唱片，并对我说：“这些唱片对于帮助你恢复正常有特殊的功效。”
我回到了家。妈妈当然一直在等着我，又是一阵习惯的罗嗦：你到底上哪去啦？……可不能老这么下去，等等。看等等。看她穿着那件又肥又大的白睡袍我觉得可笑。她由于生气而满脸怒容，就像地铁里那班乘客一样。
我一直闭着口不言语，因为我再也不想跟她说话，除非迫不得已说几句无关要紧的废话。我再也不愿她碰我，也不愿意她吻我。有时候我自己想。我再也不需要母亲和家庭。
我们现在生活在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里。一边是妈妈和她的男朋友，一边是我自己。他们丝毫不知道我在于什么。他们还以为我是一个完全正常的姑娘，一个正在发育的姑娘。可我又能够对他们说什么呢？
无论如何，他们是不会理解我的。他们只晓得给我下一道道禁令。反正这就是我对他们的看法。我一见到她下班回来带着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马上忙于家务，就觉得可怜。可我心里又想，大人过着这种愚蠢的生活是他们自己的过错。
母亲的诉说
我经常问自己，怎么没有能早一点看到克丽斯蒂娜身上发生的变化呢？答案是简单的，但只是在和很多家长交谈之后我才能忍受它；我不愿意看到我的女儿是个吸毒者。就是这么简单！只要能够，我就遮住自己的眼睛。
我的男朋友——那个从我离婚之后就和我同居的男人——早就有所怀疑。可是我对他说：“你这是在瞎想，她还是个孩子呢！”这大概就是最严重的失误：总是想象着我们的孩子“还不到这步田地”。其实，自从克丽斯蒂娜变得孤僻，自从我发现她越来越避免和我们接触，在家里呆不住，而是与朋友们外出过周末，我就该开始给自己提问题了。至少，我该想想她为什么会这样。我把很多事都看轻了。
很可能，当人们要上班工作，便不能有足够的精力照料孩子，总是盼着清静，看见孩子走自己的路，心底便相当满意了。当然，克丽斯蒂娜有几次回家晚了，但她总有合理的托辞，我也只好相信。就像她越来越不听话，让我觉得是年龄关系一样。所以我想：这会很快过去的。
我不愿意限制克丽斯蒂娜，因为我早已受够了这种限制。我曾有过一个十分严厉的父亲，在我长大的海斯村里，他是一个显要人物，是一所采石场的场主。他对我们的惟一教育就是禁止。例如我不幸地提到男孩子——仅仅是提到——就会挨上两记耳光。
我永不会忘记那个星期日的下午。我和一个女伴在散步，两个年轻人在离我们100多米远的后面跟着我们。而正在此刻，纯属偶然，我的父亲从这里经过。他猛地停下，从车里跳了出来，在大街上就抽了我两个嘴巴，把我塞进汽车，带回家中。而这一切不过是因为有两个男孩子在我们后面走路！这使我愤慨。当时我16岁，我惟一的念头就是：如何溜走。
我的母亲，一个心地慈善的妇人，但她可没有发言权。家里甚至不允许我自己选择我的职业。我梦想成为一个助产士，而我的父亲却强迫我学商业，为的是我能给他管理账目。就是在这时候我遇到了理查德，我后来的丈夫。他比我大1岁多一些，正在接受农业培训。他注定要管理地产，而这也是为顺从我的父亲。起初，我们不过是伙伴。但我的父亲当然要阻止我和他会面，而他越是竭力阻止，我越是顽固。事到最后，我只有用惟一的办法来赢得我的自由：怀孕——不得不出嫁。
此事发生在我18岁的时候。理查德马上中断了他的学业。我们离开本地，到北方去，在他父母居住的村庄安了家。我们的婚姻是个彻底的失败。从一开始，我就没能够依靠他。甚至在我怀孕的时候，他都整夜整夜地把我一个人扔在家里。他只想他的小汽车和他那宏伟的计划。好像什么工作都不配他干。他无论如何要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大人物。他总是在唠叨，在战前，他家有钱有势：他的祖父母曾拥有一家报社、一间珠宝店。一家肉店和大片的领地。
他顽固地想拥有属于自己的企业。一会儿他想做成一笔运输交易，一会儿又想去销售汽车；还想和他的一个朋友合伙，成立一家园艺——苗圃承包店。但实际上，他从来没有超越过合同的初期阶段。所以，在家里，他就拿孩子出气。我的劝解毫无作用，拳头还是雨点般地落在孩子们身上。
过日子所需要的钱大部分是我挣来的。那还是克丽斯蒂娜快4岁的时候，我在一家婚姻事务所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有时候，我不得不在周未加班——因为有些合同要签定——这时理查德就帮我的忙。两年之间，一切还算好。后来，理查德跟我的老板吵翻了，我丢了差事。理查德决心自己开一间婚姻介绍所——一项辉煌的计划，地点在柏林。
我们是在1968年迁居的。我盼着这次环境的变化能成为我们这对夫妇的新起点。但是，等待我们的不是预想的漂亮的住房，华丽的办公室，而是克罗比小区两间半房子，而且地处近郊区。理查德没能凑足开业所需要的资本。以往的生活又从头开始，他把他的怒气都发泄在我和孩子们的身上。有一回，那是在偶尔走运的时候，他在贸易界干了一段时间。但是从内心深处，他不能像克罗比小区其他的居民那样，心甘情愿地当一名小人物。
我常常想到离婚，但我没有勇气干到底。爸爸留在我身上的不多的自信心已经让我的丈夫摧毁了。
幸运的是，我很快在柏林找到了工作，当一名办公室职员，每月薪金整整1000马克。受人尊重，能重新干点什么的感觉给了我某种力量，我不再事事依靠我的丈夫了。我开始发现，他的妄自尊大相当可笑，我们之间的争吵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厉害了。好几次，我们试着分手，但都没成功。我还恋着他——可能因为他是我第一个男人，当然也因为孩子们。我没有为小家伙们在托儿所找到位置，再说，我也付不起托儿费。所以，我得知理查德不时地留在家里也挺高兴，因此，我总想改变我的决心。终于，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