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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谁那里？”
德纳霍没有回答，只是狠狠地瞪着我。
我也回瞪着他。僵持了片刻，我放缓了语气。“如果你告诉我我父亲究竟是怎么遇到不测的，这又会有什么伤害呢？我会同意归还这些文件。如果它真的是那样机密，事后，我愿意签一份随便你们怎么要求的沉默保证书。可是，不要再跟我谈什么麻烦，德纳霍。不知道我父亲的死因真相，给人不明不白地讲他是自杀，已经给了我四十年的麻烦和痛苦了。”我执著地看着德纳霍，“但是相信我，要是没有人告诉我真相，那么我刚才的那些话，会说到做到。”
德纳霍长吐了口气，然后气恼地看着我，嘴紧紧地绷着。“可以用一下你的电话吗？”
“在门厅口，就在你刚才进来经过的地方。”
德纳霍缓缓地说道，“我想我应该告诉你，这件事已经不是我能作主的了。我得给一个人打电话请示，麦西先生。一个非常重要的人，这个人还得要再打电话给另一个人。要这两个人都同意了，你的要求才能得到满足：”
我看着他问道。“你要打电话的那个人是谁？”
“美利坚合众国总统。”
这下子轮到我霎地站了起来，“那么他还要跟谁打电话？”
德纳霍瞟了维他利一眼，然后目光又回到我这边。
“俄罗斯总统。”
雨停了，太阳透过散开的乌云发出温煦的光芒，照在诺夫德维奇公墓那金色的圆顶上粼粼发光。
我看着躺在地上的这两个简陋的墓，我父亲的和插在它旁边的那块斑驳陈旧和饱经风吹雨打的墓碑。
那第二块墓碑上面没有名字，没有铭文记载，只是一片空白，跟我父亲原有的那块一模一样。
在俄国的公墓里一般都会有张小椅子对着墓碑，这是为了那些提着伏特加酒瓶前来光顾的亲属们能够歇坐下而跟他们的亡亲倾诉心声。但是在这两块石碑旁却没有小椅子，他们原本已被世人遗忘了，他们周围的地上都已长满了野草。
我对这第二个旧墓充满了好奇，但知道这种好奇也探不出个究竟来，尽管我的大脑百般推测，甚至有着某种预感，觉得这简陋的第二块墓碑跟我父亲的死有着某种关联。
过去，我了解的是那么的少；现在，又有那么多的疑团。我真希望安娜·克霍列夫能帮我解开这些疑团。
我走回到公墓门口，叫了辆出租车，乘车穿过热浪泛起、熙来攘往的莫斯科街头，回到我的宾馆房间，等待着。我躺在床上，合上眼睛，却无法入睡。
我已经等了四十多年想要知道我父亲猝死的秘密。
再等几小时也无所谓。
太阳照耀在燕子坡上，一套宽大的圆木屋俯瞰着莫斯科河，花园里鲜花争艳竞放着。
这个地方是沙皇时代的一个旧别墅。一个占地广大而又有点破落的地方，带有白色的尖桩围栏和百页木窗以及众多放在屋前处的花箱，这样使得别墅屋子可以避开外面的马路保持一段距离。
出租车把我载到别墅门口。当我走近时，看见有两个穿着制服的以色列警卫站在一个岗亭边。他们检查了我的护照，当中的一个人仔细地检查了我带着的一束白色的胡姬花。然后，他们打电话到别墅里面，过后又再为我打开大门让我走近里面屋子的门前处。
我揿了下门铃，出乎我的意外，打开房门的竟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她穿着牛仔裤和汗衫，看上去只有二十出头，身材修长，一头黑发，而且晒得很黑。
她冲我温和地一笑，用英语说道：“麦西先生，请进来。”
我跟着她进入一个清凉无比的大理石大厅，大厅里回荡着我们的鞋跟声。
她带我一直走到别墅的后面，室外花园里的花色令人眼花缭乱，但是在明媚的莫斯科阳光照耀下，这个地方依然显得有点陈旧破败。爬山虎漫无次序地攀沿在墙上，整个地方看起来需要来点清新的色彩。
当我跟着那女孩穿过那廊道，我看见一个年迈的女人坐在一张桌边等着。她身材高挑，举止优雅，有着一张轮廓清晰，五官端正的脸庞。
她应该是年近七十了，但却一点看不出。她有着雍容华贵的风姿，她的脸是斯拉夫人的那种脸型，双颧微突，而她的头发已经完全发白了，她看上去象一个还要年轻十岁的女人，身穿一件简朴的黑色衣服，裹住她那仍不失为苗条绰约的身材；她戴着一副深黑色的墨镜，披着一条围住脖子的白色头巾。
她打量了我很久很久，然后站了起来，伸出她的手。
“麦西先生，看见你真是太好了。”
我握了握她的手，并随手将带来的花束捧给了她。
“只是致意。他们告诉我说俄国人都是喜欢花的。”
她开心地笑了并闻了闻那些花。“真香；要帮你来点什么饮料吗？咖啡？白兰地？”
“还是来点酒好了。”
“俄国白兰地？或许对你们美国人来说太烈了点？”
“一点也不。应该是没问题的。”
那女孩倚在她身旁，帮我倒了杯白兰地，然后递了过来。
那女人将花轻轻地放在桌上，然后说道：“谢谢，拉琪尔。你现在不用陪我了。”
当那女孩离开时，她说道，“是我的外孙女，她陪我一起来莫斯科旅行。”似乎要解释她为什么会在场。然后她微启着嘴唇笑道：“我是安娜·克霍列夫。毫无疑问你已经知道了。”
她从烟盒里抽了支烟递给我，她自己也拿了支，她为我们俩人点燃香烟后，顾目四盼打量着周围的景色。她一定觉察到我在注视着她，不过我猜想她一定已经对男人们注视的目光习以为常了。
当她的眼光收回来时，她笑眯眯地看着我。“好了，麦西先生，我听他们说你很固执。”
“我想这或许是源自于记者的职业精神吧。”
她咯咯地笑了，笑得是那样地欢畅。然后她问道，“那么告诉我，关于我你都打听到些什么？”
我喝了口白兰地，“直到一个星期以前，还几乎一无所知，之后我才知道你仍在人世，住在以色列。”
“就这些吗？”
“当然还有更多的，我可以跟你打赌。”
她似乎被逗乐了，兴趣盎然地说道：“请讲下去。”
“四十年前，在你被判长期监禁以后，你从苏联的一个劳改营里逃走，你是中央情报局的一次高度机密的行动里唯一在世者。那次行动的代号叫雪狼行动。”
“我想这都是你在兰格里的朋友告诉你的。”她微笑道，“还有呢？”
“我发现了一些文件，是我父亲保留下来的旧文件。”
“这我听说了。”
“纸里面有四个人名字，它们出现了好几次，你的名字，还有另外三个人名字：埃历克斯·史朗斯基、亨利·利贝尔、依丽娜·德佐夫。有一张纸上最后写着一行字，是最后的一行：”如果他们被抓住了，那就只有祈愿上帝帮我们了。“我现在也希望你能帮我。”
她的面色一下子变得凝重起来，很长的时间里，她一语不发，只是透过那黑色墨镜注视着我。然后她缓缓摘下眼镜，我看见了她的眼睛，那是一双大大的，深棕色的，极其美丽的眼睛。
我探问道，“这行字是不是让你有什么特别的感触？”
她迟疑了一下。“是的，是有些感触。”她神秘莫测地吐字回答。她沉默了好久，并转首凝视着远处，当她又回过首来看着我时，轻声说道：“告诉我你知道的其他情况，麦西先生。”
我将身子靠回椅背。“还有就是我发现的那张文件封面，你想看一下吗？”
安娜·克霍列夫点了点头，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复印纸递了过去。
她读了一会儿，然后慢慢地将纸放在桌上。
我扫了一眼那张纸，里面的内容我已经念过好几遍了，不用看就能背出来。
雪狼行动。
机要文件，中央情报局，苏维埃行动处。
切记：所有有关这项行动的复制文件
和记录细节在使用过后予以销毁，
重复，予以销毁。
绝级机密，重复，绝级机密。
当她再抬头看着我时，脸上并没什么表情变化。
“那么说，当你读到这个以及其他几页文件时，你意识到你的父亲不是自杀，以及不是死在你被告知的那一天，你意识到了他的死或许藏有更多的内幕，而兴起了念头去寻找答案？”
“是的，不过我被告知这件事目前仍然属于一项绝级机密，我必须签一份担保声明书，要守住这个机密。”
她将香烟揿灭在烟缸里，似乎颇觉好笑地说道。“是的，我听你的兰格里的朋友讲了这件事的经过，麦西先生。”
“那么你一定也知道，他们告诉了我，这一切完全取决于你，要看你是否会告诉我我想要知道的东西。”
“你想要知道什么呢？”
“我父亲死亡的真相，有关雪狼行动真正不掺假的内容，还有我父亲在冷战高潮期怎么会最终葬在莫斯科的一个公墓里。”
她没有回答我，只是走到阳台边。
我朝前倾着身子，“照我看来，我父亲卷进了一个高度敏感的秘密事件里，高度到他们到现在仍不愿意谈论，我所谈的不是什么普通秘密，我谈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秘密事件。”
“为什么说特别呢？”
“因为跟我谈话的兰格里的那些人在事过四十年后，仍然想要掩盖事实真相，因为我父亲卷入这个行动时，正是俄国和美国互相仇视的年代。而你是这世上唯一一个能够帮助我的人，唯一一个知道我父亲究竟发生了什么不测的人，”我看着她的侧影，“我说得对吗？”
她没有讲话，我看着她继续说道。“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吗？我失去我父亲有整整四十年了，这四十年里我没有一个能与之倾述心声，从其得到慈爱的父亲，这就好象在我的人生里长时间地留下了一个空洞，直到最后成为一种惆怅的回忆，我不得不生活在一个他是自杀的谎言阴影下。而你——你是知道他究竟是怎么死的，是为了什么缘故死的。我想得更多的的是从情理上讲，你欠我一个回报，一个解释的回报。”
她没有回答，只是若有所思地看着我。
我说道，“我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你要在莫斯科跟我会面，而不是在其他地方？我听说你以前逃离这个国家，为什么又回来了呢？”
安娜·克霍列夫沉思了一会儿，“我想简单的原因就是我非常想到你父亲的墓地去看一看，我从来没有看过他的墓，而这是我一直想做的事。”
“那第二个墓，紧贴着我父亲的一个，上面同样也是一块没有标记的石碑，那是谁的墓？”
她的脸上闪过异样的表情，那是一丝悲伤的浮现，她说道，“那是一个非常勇敢、非常出类拔萃的人物。”
“谁呢？”
她远眺着这座城市的景色，凝望着那通向克里姆林宫的红墙，看起来她心里犹自盘桓不定。她久久地伫立在那边。终于，她转过身来看着我，人一下子变得那么地温婉柔和。
“你知道吗？你很象你的父亲，他是一个好人，非常好的人。你刚才讲的都是事实，”她沉吟了一下，“你说得对，所有这些痛苦和隐瞒都应该得到一个解释作为回报，这就是为什么我来这里。告诉我，麦西先生，你对约瑟夫·斯大林都了解些什么？”
我被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一下子弄得摸不着头脑，我怔怔地看了她一会儿，然后耸了耸肩，“不算很多，我猜想对有些人来说他是一个伟人，而对其他的人来说则是一个恶魔，这要看你是站在哪一方了。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他是一个本世纪最大的独裁暴君，他们说由他一手造成的死亡人数即使不比希特勒的多，也已经跟他一样看齐了。战后八年，他死于脑溢血。”
安娜·克霍列夫情绪激动地猛摇着头：“有两千三百万个死难者，这还不包括那些大战中因为他的愚蠢而白白送命的人。两千三百万个人哪！都是他自己的子民百姓，就被他随意屠杀了。男人，女人，还有孩子，被任意宰杀，有的被枪毙，有的被送到比纳粹集中营想象中还要来得恶劣的劳改营里去等死，这都是这个有史以来最残暴的人干下的罪孽。”
我不由得身子一凛，震惊于她那一下子变得悲怆的语调，“我不明白这跟我们现在讨论的事有什么关系呢？”
“不，事情的方方面面都是与此有关。当然，斯大林早已经死了，但决不是象历史书上记载的那样死去的。”
我僵坐在那里，目瞪口呆，安娜·克霍列夫则是一脸的严肃，最后她说道，“我想我要讲给你听的故事要追溯到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这还得从一件发生在瑞士的事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