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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西省的运输能力是很强的，以后之所以没有充分开发起来，主要还是因为技术的原因以及资金的原因，在同等条件之下，如果能够从华东华南得到相同的资源，当然没有必要从西北的岭西省来购买，所以岭西省的对外贸易一直比较落后，此时范无病要搞大飞机项目基地建设，就显示出岭西省的优势来了。
首先岭西省地广人稀，适合这些大型项目的建设，另外一个就是资源丰富，很多东西都可以就地取材，比如说大飞机项目中所需要的一些特种型材，范无病就计划在岭西省建造一个大型的有色金属冶炼和加工企业，既可以满足这方面的需求，同时也可以在未来急剧膨胀的型材市场中占据一份儿市场份额。
“岭西省政府方面，最近有没有跟你么提出点儿什么意见来？”范无病心想关路平不大可能是无缘无故地给自己老爸送礼物，这里面总是该有点儿名目的，于是就问马克西莫斯。
“意见？哦，倒是有那么一点儿——”马克西莫斯想了想之后就回答道，“他希望我们可以尽可能多地从岭西省当地高校中招收一些毕业生，同时尽可能多地解决一下当地的就业问题，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使用岭西省的人才。”
范无病点了点头，“这个要求不是很过分，你可以适当考虑一下。”
马克西莫斯点头称是，既然大老板有话，在不影响整个工程的前提下，岭西省的要求是可以考虑的，毕竟企业跟地方之间的关系搞好，也有利于以后的工作开展。
实际上关路平这么要求也没有什么不对的，岭西省虽然经济相对落后，但是几所高校还是很有名望的，尤其是在电子信息技术以及机械加工和办公自动化方面的实力比较强，跟大飞机项目的需求也比较对口。
另一方面，关路平对于此事这么积极，也是因为他正在往上爬的一道儿坎儿上，眼看着岭西省的书记就该到时间了，他怎么着也得趁着这股东风扶正了吧？如果能够在岭西省书记的任上干上两届，没准儿就能够看到大飞机项目的成功了，到那时候，脸上固然是很有光彩的。
范无病能够体会到关路平的心思，不过这种上进心对于他而言并不是什么坏事儿，他并不忌讳帮关路平一把，这种顺水人情给谁都是给，还能够落个好处。日后大家也好相见，因此他才替范亨收下了岭西省送过来的礼物。
他们在这边儿商量事情，旁边儿的大厅中布置起来的临时舞台上，却有三十多个人正在集体朗诵一首看上去像是新写出来的诗篇。
“这是新年的第一天，阳光打在你的脸上，温暖留在我们心里。”
“有一种力量，正从你的指尖悄悄袭来，有一种关怀，正从你的眼中轻轻放出。”
“在这个时刻，我们无言以对，唯有祝福：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让往前走的继续走，让幸福的人儿更幸福；而我们，则不停为你加油。”
“我们不停为你加油。因为你的希望就是我们的希望，因为你的苦难就是我们的苦难。”
“我们看着你举起锄头，我们看着你舞动镰刀，我们看着你挥汗如雨，我们看着你谷满粮仓。”
“我们看着你流离失所，我们看着你痛哭流涕，我们看着你中流击水，我们看着你重建家园。”
“我们看着你无奈下岗，我们看着你咬紧牙关，我们看着你风雨度过，我们看着你笑逐颜开。”
“我们看着你，我们不停为你加油，因为我们就是你们的一部分。”
“总有一种力量它让我们泪流满面，总有一种力量它让我们抖擞精神，总有一种力量它驱使我们不断寻求正义、爱心、良知。这种力量来自于你，来自于你们中间的每一个人。”
见范无病侧耳倾听，几个人都将注意力集中了起来，听完之后，大家掌声不断，王栩筠就说道，“听起来挺不错的，好像是在《南方周末》上看过，大概是新年贺词吧？”
范无病却是曾经听过这个，“嗯，不错，相信很快就会被无数人所引用了。至少它是让我们关注民生，关怀每一个人，要知道国家这个概念是虚的，古人都知道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现在却是反过来了，老百姓生活在社会最底层，这是不对的。至少在理论当中，国家就是由这数不清的个体构成的集合，每一个个体都是值得尊重的，值得关注的，只有当每一个个体的权益都得到了保障之后，我们才能够说这个国家是有希望的，是值得维护的。”
“范总的骨子里面还是一个儒商，言谈之间经常会有一些人性的光辉在闪动。”武陟小机笑着说道。
“不带那么损人的。”范无病闻言就笑道，“在过去二十年中的中国企业家群体中，有三个很独特而耐人寻味的人文情结，一个是毛泽东情结，一个是红顶商人情结，还有一个便是儒商情结。这些情结的弥漫，一方面诱发了公众对企业家群体不切实际的期望，另一方面也让企业家自身陷入了自恋式的道德怪圈之中。一个很突出的现象是，凡是儒商涌现最多的地方，往往是那些最热门灰色、最有暴利倾向的行业。中国的地产巨头几乎都自诩为儒商，而京城地产界更是理念人人有，儒商遍地走。”
“呵呵，专家遍地走，儒商不如狗哦。”沈盈在一旁笑嘻嘻地补充道。
第八百八十九章 混乱时时代，混乱的国企
高层们坐到了一起。讨论的事情自然也不会是那些鸡毛蒜皮，而是跟国家经济密切相关的一些事情。
比如说有人提起了最近工商总局提出的一些政策等，之前国家工商总局突然出台了一个政策，宣布国有企业如果要做广告，其投放金额必须控制在企业销售收入税前比例的百分之二。这条禁令据称是为了防止国有企业乱投广告，浪费国家财产。
最近这两年间，中国消费品市场的广告巨星是东北一家叫哈药集团的国有药厂。在去年之前它还是一家名不见经传的中型药厂，其总资产不过一亿元，每年的科研开发费用也从没有超过两百五十万元。
可是从去年开始，它突然实施广告轰炸战略，去年砸下七亿元，今年的头五个月的广告预算已经超过了六亿元，一举成为中国第一广告大户。哈药的知名度和销售额也急剧上升，在它的示范效应下，各地的国有药厂、电器厂也纷纷打起了广告战，央视和各地方媒体的广告收入大幅度攀升，大家都乐得合不拢嘴巴。
广告限额令一下，企业顿时乱作一团不说，媒体方面更是怨声载道。工商局只好再做补充条款，宣布制药、食品、日化和家电企业这些最有广告投放冲动的行业可以把广告投放比例提高到百分之八。
但是就算是百分之八，那也没有多少钱。依然满足不了想要通过广告来获得疗效的制药商们的野心，也满足不了其他企业想要快速进入本行业市场的要求。很快，这条限额令就再也没有人去提了。
比广告限额更荒唐的政策当然还有，为了防止国有药店互相竞争抢生意，一些地方的药监部门专门出台了一项政策，规定500米范围内不准开设第二家零售药店，北京大学又为教授哭笑不得地提问说，政府怎么保证得了500米以上就是合理布局？它就是50米内开5家店，是赚是赔自有药店经营者自己担受后果，何须要政府劳神呢？
尽管他的设问很有力，不过还是有人提出了反诘，说如果那些国有药店亏损了，还不是要政府来给它们擦屁股？
这两个问题，又把延续了二十多年的矛盾扯到了体制上。
药监部门的这种监管思路看上去很可笑，然而，其内在的逻辑却十分清晰，那就是要防止垄断或半垄断行业内，国有企业之间的互相砍杀，对管制者来说，手心手背都是肉，竞争的结果就是国有资产的流失，最优的状态当然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发生在航空业的故事就很有典型性，自九十年代以来，各地建航空公司的热情大涨，先后冒出来大大小小三十多家国有航空公司，成为全球航空公司数目最多的国家。
这些公司为了抢夺客源。纷纷开展打折竞销，仅仅在一九九八年一年，各大航空公司共让利了五十多亿元，到去年的年初，全行业陷入亏损，民航总局终于忍无可忍，它以竞相打折的做法导致巨额国有资产流失，必须要制止为理由，在去年二月下达禁折令，严令各公司一律不得再打折。
此令一出自然是舆论哗然，纷纷指责民航总局置行业利益于消费者之上，靠行政手腕干扰市场竞争。不过，禁折令的成效却立竿见影，仅半年后，民航总局就宣布全行业六个月实现扭亏，累计实现盈利二点六亿元，同比减亏近五亿元，也就是说，靠不打折挽回了七亿元的国有资产。
可是，禁折令无法改变航空业已然出现的竞争格局。
没过多久，各航空公司为了抢生意把明折变成暗折。渐渐又回到了原来的状态，民航总局三令五申却挡不住商业规律的步伐，到今年前两个月，全行业又报出二十多亿元的亏损。
就在国有航空公司内战不止的同时，一些民营业主已经悄悄进来了。上海的春秋国旅是一家从事旅游业务的私人公司，从一九九四年起它就进入了这个行业，飞行员出身的董事长从一九九七年开始进入航空包机业务，他依仗自己有旅行团的业务资源，大胆包下一些中小航空公司的飞机，其票价当然大大低于同航线的国有公司。
为了规避禁折政策，他们有意模糊价格，把旅客的导游费、住宿费和飞机票等费用都打包在一起。主管当局尽管非常的气恼，却对他无计可施。后来他承认说，其实他们的内部定价是非常低的，比如上海到厦门的机票价就比火车硬卧票价还要低。
比起因循守旧的航空业，电信业的反垄断倒是走到了前头。
正所谓专制带来效率，垄断产生效益。其实从一开始，人们就对垄断行业的暴利现象提出了质疑。最早成为靶子的是跟每户家庭有关的电信公司。
去年，中国电信实现收入两千两百九十五亿元，年度增长百分之二十五。有专家对电信的收费制度提出了疑问。根据当时电信收费的规定，消费者拨打电话，不足三分钟的都要按三分钟来交费，有人计算了一下，电信公司每年因此多收的费用高达两百六十多亿元。
在舆论的压力下，电信部门召开了一次资费听证会，中央电视台专门进行了拍摄播出。在媒体记者咄咄逼人的提问下，电信官员不耐烦地回答说，实在没有精力向大家解释调整详情。
这话显然很让人伤心，而且气氛。包括媒体在内都是对电信部门的官僚作风大家抨击，可惜的是他们的脸皮很厚，完全不在乎这个。
这年三月，浙江大学一百零七位教授联名致信政府和媒体，对电信公司的另一个收费制度，计时收费从对方接听电话开始这一条提出投诉。
联名信的发起人说，有很多打通但没人接听的电话，都是自己挂断的，却被电信局收了费。他们提供了厚厚一叠话费清单，在一张共有五十次长途通话记录的清单上，短于三十秒的通话情况共出现五次。还有一页明细单，二十三个电话中超短时长话出现了十次。
细心的教授们还专门做了一个测试，他们拨打了多次振铃但其实并未接通的长途电话，结果在电信局打印的长话明细单上都被收了费。
简单算了一笔账，杭州当时有两百多万电话用户，按每月打一次这种没有接听的长话计算，被收取的振铃费便达一百二十万元，一年就是一千多万元。
教授们希望，对那些不明不白多付的钱要给个说法。
杭州电信局总算是稍微进步一些，派人跟教授代表进行了对话。
面对自己当年的老师，电信局负责人给出的解释是，造成超短时收费，有可能是对方线路上有传真机、录音电话、服务器等。也可能对方手滑，电话刚拿起来就掉了，杭州电信肯定没有问题。
这样的对话当然是不欢而散，一位教授嘲讽说，我们这些人中有计算机专家、自动控制专家，也有通信系统专家，为什么学生给出的答案不是我们教给他们的呢？
资费调整和振铃新闻都热闹一时，最后还是不了了之。电信公司的价格松动最后还是要依靠市场竞争来推动的。
为了扶持日渐衰落的铁路交通部门，国务院批准铁道部成立中国铁道通信信息有限责任公司，特许它开展固定电话通信业务。
铁通一成立，开门第一招就是宣布电话的初装费为六百元。
在过去的几年里。�